訪談｜李水城：考古學的真諦是人與人的歷史

【編者按】近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四川大學講席教授李水城20余年來的回憶文章匯集成《歲月流金：懷念我的親、師、友》一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刊行。他在書中深情回顧了在其學術生涯中產生深遠影響的重要人物，包括眾多考古學界的泰斗，如春風化雨的蘇秉琦、嚴謹治學的宿白、激情四溢的俞偉超、只求耕耘不問收獲的嚴文明等。這本回憶錄不僅是考古學家李水城的個人“學術史”，也可以看作中國考古學的“學科史”。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對李水城教授進行了專訪，回顧了他的考古之路，補充書中細節，以饗讀者。

李水城教授

澎湃新聞：您經歷過1977年、1978年兩次高考，當時的經過是怎樣的？

李水城：1971年姥姥去世，父母把弟弟妹妹接回了四川，我一人在蘭州工作。1977年，一天在隊部院里吃午飯，大喇叭廣播中央決定恢復高考招生的消息。過了幾天，我突然想參加高考，但心里想自己只有小學水平，不知道能否考得上，覺得還是去試試看。隨后去我在甘肅師范大學的俄文老師李東濤家要了一本油印本小冊子，里面有些中文、歷史、地理的簡單知識。后來想起來這本臨時加印的小冊子內容有不少的錯。我準備了不到一個月，就到了考試的時間。

那年高考有語文、數學、地理、歷史，我還考了外語（俄文）。我們69屆初中沒學過文化課，數學滿分100，我考了不到10分，看到數字前面畫個短橫竟不知什么意思，好久才反應過來是負數。最后我的總分平均五十九點幾，被廣州外國語學院日語系錄取了。

外語專科還要口試兼面試，怕你大舌頭或發音有問題，但又不告訴哪天考。我自由散漫慣了，想馬上過年了，估計不會安排在年前考試，就買火車票回了四川。大年初三接單位電報，“口試速歸”，我趕緊買票往回趕，等回到蘭州，口試早結束了。

我不甘心，打電報向廣州外語學院申訴，最終沒有結果。想想責任還是在我，于是請了假回家專心復習。這時北京已有復習資料出版。父親去北京開會帶回一套。我主攻數學，沒老師輔導，兩個月硬啃到因式分解就再啃不下去了。我想就這樣吧，考不上也無所謂。

1978年的高考在7月，科目跟1977年一樣。我還是想考外語專科，因為就這方面還有點優勢，其他也就小學水平。但最后我的成績不錯，歷史考分很高，得了91分。因為考題正撞我“槍口”上。一道題是請詳細列出太平軍的行軍路線，此前不久我才看了電影劇本《陳玉成》，太平軍的行軍路線都在我腦子里。還有道題是對周恩來總理的評價，這也是當時的熱門。

那年還有個好處是先披露分數，再報學校和專業。我還想報外語，但李老師說，你歷史考分這么高，北京大學在甘肅招兩個考古專業的，這是冷門，可以試著報一下，我不懂，就按老師說的報了。報完志愿過了兩個多月都沒消息，十一放假，傳達室說有我掛號，取來一看，是北京大學招辦的錄取通知書，我竟然真被北大錄取了。隨后便抓緊時間辦糧戶關系、托運行李……并趕緊給父母打了電報：“已考上北大，抵京后詳述”。因為第一次我考上廣州外語學院沒去成，這次考上了北大，比廣州外語學院好多了，對父母也是個安慰。當然，我更要感謝李東濤老師。

78級考古專業畢業同學與老師合影（1982）

澎湃新聞：請談談您在北大學習期間，印象最深的幾門考古學的課程。

李水城：1978年10月我走進燕園。1979年春，嚴文明先生應邀去四川大學講學，我們77、78兩個年級的新石器考古由李仰松先生講授。1979年秋，商周考古的前一半由李伯謙先生講授，后一半由鄒衡先生講授。記得鄒先生是在11月下旬開始授課，地點在文史樓二樓東頭的專業教室，先生坐在講臺前，抽著煙，從衣兜里掏出一個小小的工作筆記本，開始講課。他的課講得很有條理，也吸引人。記得他給我們講了這樣一些內容：一、夏文化的問題；二、商代銅器分期；三、西方地區的周代考古；四、東方地區的周代考古；五、周代邊境地區考古；六、有關考古材料反映的一些問題。以上內容都是他多年來研究三代考古的精華。

授課期間，他還帶我們去故宮青銅器館、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考古所工作站參觀。當時的考古條件非常艱苦，讓我們不少同學感到震驚。在我們兩個班畢業實習之前，鄒先生還給我們講了“考古調查與發掘”，內容包括普查、普查分類、準備工作、調查方法與步驟、重點復查、專題調查等。

那段時間正好碰上鄒先生搬家，77級有幾位同學去給他幫忙，回來說起鄒先生制作的那一大木箱子卡片，分門別類、內容豐富，一個個都佩服得五體投地。由此不難看出，那一代學者都是下了怎樣的功夫做學問的！鄒先生對三代考古的貢獻有目共睹，無人能及，即便到了今天，有關夏商周考古的一系列關鍵問題依然繞不開他提出的論點。

李水城與鄒衡先生在山西曲村工作站（1992）

1980年嚴文明先生給79級開課，受鄒衡先生點撥，我又去聽了一學期。嚴先生講課條理清晰，富有邏輯性，我聽得認真，記得詳細，受益匪淺，這為我后來開設“中國考古學（上）”課程打下了基礎，也為我選定專業方向作了鋪墊。

北大優秀畢業生證書（1982）

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學考古系從歷史系分出獨立建系的首任系主任（1983-1987）。1978年我考入北大時，考古專業還是歷史系的一個專業。1981年春季，他給我們77、78兩個年級開設“魏晉南北朝隋唐考古”課。這是先生的看家課，內容極為豐富。每次上課前，他會提前在黑板上寫滿密密麻麻的文獻資料，并常常穿插有繪圖。先生正經學過繪畫，寥寥數筆，一幅傳神的畫便展現在黑板上。這對于坐在下面做筆記的學生來說可是壓力山大，我們必須要在很短的時間里迅速臨摹到各自的筆記簿上，就算手頭快的，也常常跟不上先生的速度。記得有一次先生寫滿了一黑板的文獻書目，我們叫苦不迭，說這么多參考書怎么能看得過來。先生則對我們說：“沒讓你們都看啊，但至少你們應該到圖書館去把這些書借出來翻一翻，腦子里留個印象，將來或許什么時候就用得著。”

先生的這門課作業也很重，他還親自帶我們去中國歷史博物館參觀，并要求我們必須在現場將他指定的典型器臨摹下來。期中考試，先生要求按照他在課堂上講述的內容，將隋唐時期墓內隨葬的各類陶俑的形態演變繪制成分期圖，內容包括文官、武吏、侍女、天王、力士、鎮墓獸、塔式罐等。規定好哪一天交作業，那一天我必須收齊按時送到先生家里。

那年，《文物》雜志發表了一篇在東北大興安嶺深處的“嘎仙洞”發現“鮮卑石室”及碑銘的調查報告。這一發現涉及鮮卑族的起源和南遷等一系列的重要學術問題，先生要求每人就這一新的考古發現寫出讀書報告。他逐篇認真審閱，凡人云亦云者均判低分；凡有不同看法，或能提出問題者，則給高分。先生所為也是他們那一代學者所為，倡導并鼓勵學生發揚北大的優良學術傳統，培養獨立思考的意識。總之，上過先生的課，可謂終身受益。

李水城與宿白先生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紀念會上（1998）

澎湃新聞：您與諸多考古學前輩都有很深的交往，請談談令您印象深刻的談話以及軼事。

李水城：1985年初秋，我重返北大就讀研究生。那年出任新石器時代考古導師的有三位先生，分別是：蘇秉琦、嚴文明、李仰松。正好當年錄取了三位學新石器時代考古的研究生，但并未明確誰是誰的導師。每逢填表，我將三位導師的名字都寫上，因此蘇先生也是我的導師之一。

1986年1月6日晚，我和蔣祖棣去先生家請教一些問題。當時考古系正好新開了幾門研究生課，每次同學們都討論得很熱烈。我倆和先生談到，此前不久北大考古系剛畢業一批研究生，他們的論文基本都是采用類型學研究方法，形式較單調。此時國門漸開，國外一些考古學理論方法被介紹進來，學界對傳統的類型學研究開始出現一些不同聲音。那天先生聽了介紹，談了下面一席話：

類型學是運用形式邏輯方法考察客觀事物的辯證發展過程，所以前者必須要有一個限度。比如說，武王伐紂前是商，回來才是周。這如同1949年大軍進城，我們當時可是手擎青天白日旗去歡迎的。一個政權垮臺了，但新中國的標志——國旗尚未產生，只能沿用舊國旗。二者哪個更具有重要意義呢？考古共存關系不等于組合關系。單位—共存—組合，這幾個方面既要區別考慮，又要通盤照顧。首先是單位。共存關系可能同時，也可能不同時，要根據它的堆積現象給出恰如其分的判斷（實際上這個問題非常復雜）。組合關系也要以類別區分。比如說，一座墓內的隨葬品既有陶器又有銅器，陶器可信度大，銅器則不然。即便有銘文，也只能說明其年代上限（即制作年代）。

八股文有著五百年的歷史，最后壽終正寢。它不是科學，僅僅是一種文字游戲而已。考古作為一門科學它不是游戲。但是，類型學現在是否也正在步八股文之后塵？辯證地看，它促進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有積極意義，而且也代表了中國考古學的水平。但如果僵化地、一成不變地采用形而上學的方法看待它，無疑會束縛中國考古學的進步。一個學科本身是個多面體，僅從一個方面著手，勢必要有盡頭。煩瑣到終極必然導致簡單，這也是否定之否定。現在人們對類型學的看法各執己見，理解上差異可謂大矣。甚至從中導致了對考古學持一種簡單化的不良傾向：不就是“分型分式”嗎？以上為不良后果。

類型學既然是形態的分化、排比，那么它究竟能有多少與實際相符呢？有明確層位關系的可信。即便如此，晚的時代就絕無早期的“復制品”嗎？而且有的東西可能隨時間、人們的生活方式變化極大，有的可能很少變化。但我們在分析排隊時，統統將變化小的排在前面。宏觀地看，這不是錯誤，因為它最早出現的時間是可以劃定的，但在具體認識上，主觀成分也是很大的。

總之，以形式邏輯的思維方式考察事實規律是有些問題，但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卻是困難的。比如：有3件器物，如何用類型學予以說明？3×2×1＝6種途徑，其中只有一種是真的。這是從數理邏輯上推演的。而在事實中，這個真的也可能不真。如果是4件：4×3×2×1＝24種途徑。看來很有必要看看數理邏輯的東西。

不分出土地點，打亂單位，定出標準器，劃分大區域，再依據標準器物的變化分出各區的時代先后，這是邏輯錯誤。

今天重溫蘇先生的上述談話，不難看出他對類型學的理解是多么深刻、全面。特別是他很早就察覺到，如果僵化地看待和使用類型學，將束縛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進步。為此他特別以八股文為例，尖銳地指出“考古作為一門科學它不是游戲”“一個學科本身是個多面體，僅從一個方面著手，勢必要有盡頭”。此話，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李水城與蘇秉琦先生在北京昌運宮一號樓下留影（1996）

俞偉超老師有著超常的人格魅力和親和力。我們77、78級入校那年，系里的老師常來宿舍看望，俞偉超老師來得最勤，印象也最深，那年他剛滿45歲，風華正茂。當年在學校時，俞老師說：“好文章是悟出來的，不是寫出來的。”“搞歷史、考古，寫文章一定要有激情，要有感情，否則不會有好效果。”

最后想起一件令我記憶深刻的往事：20世紀80年代初，俞老師從哈佛歸來，多次和我談到《飛越瘋人院》這部美國影片，夸這片子如何如何的好。后來我去美國看到這部1975年拍攝的老片子，得知它是著名導演福爾曼的作品。此人為東歐捷克斯洛伐克人，經歷布拉格之春流亡出來。20世紀80年代初，俞老師恰逢中年，他這不平凡一生的種種遭遇，特別是“文革”期間的九死一生，可謂經歷了身心的雙重桎梏。觀看這部影片，除了給他以人生不惑的體驗外，內心深處肯定還有著我們常人難以理解的苦衷……

77、78級部分學生與俞偉超先生相聚北大（1998）

澎湃新聞：您是中國鹽業考古的先驅，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研究空白。您是從何時開始關注鹽業考古的？中國的鹽業考古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

李水城：曾不斷有朋友問我，你怎么會想起研究鹽了？確實，這遠遠超出我做史前考古的研究范疇，有點跨界。但我喜歡挑戰，在北大任教后，也不斷接受挑戰，從開創文化人類學課程到講授農業起源與動物馴化，從參與環境考古、冶金考古再到鹽業考古，莫不如此。相較于那些主干基礎課，創建和講授這些課程要付出多幾倍的時間和精力，且費力未必討好。但是為了開闊學生的眼界和知識面，作為教師，何樂而不為！

不過，話說回來，我和鹽業考古或許還真有點緣。

1982年畢業后，我自己聯系去了四川省博物館。在館里我參加了《四川通史》陳列的修改，負責先秦部分。那時四川境內發現的新石器遺址很少，展品中有兩件在忠縣?井溝口采集的羊角尖底杯，這種器物很難擺放，也不明用途。為此請教館內老先生，答曰是造鹽的。問怎么造？說倒入鹵水，插在江邊沙灘上日曬即可。這個解釋讓我懵懵懂懂……一晃三年后，我回北大讀研，冥冥中似乎有只看不見的手，將我拉到尖底杯的老家——長江三峽的忠縣。

上世紀90年代初，國家上馬三峽工程，淹沒區的地下文物保護迫在眉睫。1993年底，我隨宿白、李伯謙兩位先生參加國家文物局召開的三峽水庫淹沒區地下文物保護發掘工作會議，按照事先安排，北京大學需承接巫山、巫溪兩縣的工作，為此宿白先生特意叮囑我去中國人民大學查閱巫山縣志，說那里有最好的版本。可我覺得北大很難同時承擔兩個縣的工作，而且一干就是十年，工作量巨大，很難操作。我在會上了解到四川的底牌，經努力協商爭取到負責忠縣的任務，這也為鹽業考古留下了伏筆。

1994年初，我帶領北大三峽考古隊前往忠縣，住在?井溝口的忠縣中學。河對面即是出土尖底杯的哨棚嘴和瓦渣地遺址。那年我和學生們在長江邊挖掘了一批史前至明清時期的遺址，多次往返?井河谷調查中壩遺址，注意到這里的遺址有一些非常奇怪的埋藏現象。考慮到忠縣歷史上以產鹽著稱，當地還保留一批古鹽井，可見其中一些遺址與制鹽有關，后來我們將這一想法寫入論證報告，由此也埋下了鹽業考古的“種子”。本次發掘榮獲“1995年考古十大發現”（并列）。

1996年李伯謙老師訪問臺灣，見到美國加州大學的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他提出與北大合作考古的希望，李老師讓他和我商量。我給了他三個選題，其中之一是三峽地區的古代鹽業，沒想到這正中他下懷。1999年初，中美合作“四川成都平原及周邊古代鹽業的景觀考古學研究”項目得到中國政府批準，我們隨即組隊前往成都平原和三峽地區考察，拉開了中國鹽業考古的序幕。這年底，北大派員參加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中壩遺址的發掘，至2002年結束。這期間，陳伯楨、傅羅文（美國加州大學）、李小波、胡明明（北京大學）分別撰寫了以鹽業考古為研究對象的博士、碩士論文，確認這座遺址的制鹽產業性質，并對制鹽陶器、制鹽工藝及相關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

2000年，在英國多勒姆（Durham）召開的“東亞考古大會第二屆年會”上，中美項目組介紹了中壩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引起國際同行的關注。2004年和2006年我們又分別在美國加州大學和德國圖賓根大學舉辦了“跨文化視角下的中國早期鹽業生產”、“長江上游盆地古代鹽業的比較觀察”國際學術研討會，進一步擴大了中國鹽業考古的國際影響。其間，我們還先后考察了法國東部的塞耶河谷、德國南部和奧地利的哈萊茵和哈爾斯塔特等地的著名制鹽遺址和博物館。2007年，在法國外交部和文化部支持下，法蘭西國家考古博物館奧利維（Olivier）教授邀請我帶學生參加法國塞耶（Seille）河谷制鹽遺址的發掘，我們先后四次前往馬薩爾這處鹽業考古的誕生地、也是歐洲鐵器時代最重要的制鹽遺址進行發掘，這些國際交流合作的經歷也讓我大大開闊了眼界，加深了對鹽業考古的理解，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李水城與羅泰在奧地利哈爾斯塔特古鹽礦（2006）

2002年，我們將鹽業考古的視角轉向山東沿海，相繼在魯北和膠東半島開展鹽業考古調查和發掘，確認萊州灣沿海分布有大批商周時期的制鹽遺址，并發掘出完整的制鹽作坊和大批制鹽遺跡，因此榮獲2009年的中國十大考古重要發現。2010年在山東壽光舉辦了“黃河三角洲鹽業考古”國際學術研討會，將中國的鹽業考古推向了沿海地區。此間，我們項目組的成員先后前往山東、甘肅、西藏、四川、重慶、云南、河北、內蒙古、海南島、浙江等省區開展調查和發掘，對中國古代鹽業的認識不斷深入，也填補了中國鹽業考古的空白，在很短的時間里彌補和縮短了與國外在該研究領域的差距，建立了鹽業考古這一新的分支學科，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積極影響。2015年，德國著名的斯普林格出版社來函，希望能在最新版的《全球考古學百科全書》中增加“中國鹽業考古”的詞條。

近些年來，國內各地不斷有新的制鹽遺址被發現。與此同時，也涌現出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這些集中體現在三部鹽業考古文集和《南方文物》鹽業考古專欄中。正是在這一背景下，2014年末，西南交大出版社找到我，希望出版一套中國鹽業文明叢書，當時想法很簡單，就應允了。待2017年他們申請到國家出版基金，才知曉此基金不能資助出版文集，這打亂了我的初衷，只好另起爐灶，并且要在較短時間里完成寫作，這是個不小的挑戰。不過，從年初動筆到9月交初稿，總算是完成了這部中國鹽業考古的第一本書，也期待著學界同仁的批評指正。

考慮到本書不能將視角僅局限于國內，也需要有基本知識的介紹，其他國家的鹽業考古線索和世界各地相關的民族志資料，包括要制作和插配大量圖照，這方面的工作也耗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不過這非常值得，也很有必要，有助于國內外讀者對鹽業考古有個全方位的了解。

澎湃新聞：您寫作《耀武揚威：權杖源流考辨》一書的緣起是什么？從權杖的例子可以看到一段怎樣的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交融史？

李水城：說到權杖，我對它的了解可追溯到在北大讀本科時。1980年，我們歷史系一幫同學排演了希臘著名悲劇《俄狄浦斯》，導演是考古專業77級的柳元（1957-2020），因劇中主角俄狄浦斯王手中要拿一柄權杖作道具，為此他想了個轍，將一個小藥瓶插在木棒頂部，用紙將其包裹成一橢圓球，在杖頭表面和杖柄包裹一層金紙。如此，一件有模有樣的權杖就成形了。在北大辦公樓正式演出時，我負責舞臺燈光，這件權杖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1986年，我和同學水濤前往甘肅河西走廊調查，曾采集數件權杖頭殘件。1987年，我倆再度聯手發掘了酒泉干骨崖墓地，我親手挖出一件白色大理石權杖頭，當時也沒覺得特別。1999年，我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做訪問學者，有一天去學校博物館參觀，在西亞展廳，遠遠看到展柜里有件白色的權杖頭，恍惚間竟誤以為是我挖出來的，簡直是太像了。回過神來仔細觀摩，這件杖頭的表面竟然刻有楔形文字。那一瞬間給我震撼極大，從此開始關注此物。

2000年初，應倫福儒（Colin Renfrew）教授之邀，我去劍橋大學參加“歐亞草原學術研討會”，返回美國前需在倫敦等待美國大使館簽證，碰巧陜西省在大英博物館舉辦中國文物展，在劉云輝副局長熱心幫助下，得以在博物館后樓隨展人員的一個大房間借宿，那兩天沒事就去博物館，看到不少出自西亞、埃及等地的精美權杖頭，眼界大開。

2001年秋，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舉辦“古代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過程”學術研討會，我在會上報告了權杖的初步研究。2002年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西安舉辦“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再次作了有關權杖研究的報告，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并引發網上熱議。后來，甘肅省博物館舉辦“絲綢之路”出土文物大展，專門派一位副館長到北大找我，遂將已搜集的權杖資料都提供給了他們，這一內容遂成為該展的亮點，不僅增加了早期東西文化交流的內涵，也擴大了學術界對權杖這一文化特質的關注。2011年，為慶祝宿白先生90大壽，我撰寫了“赤峰及周邊地區考古所見權杖頭及潛在意義”一文，將研究視角擴展到北方長城沿線。如今回過頭看，以上舊文還有欠缺，將權杖一律視為王權象征的看法也過于絕對。

最初，我的計劃是就中國西北地區的考古發現，討論權杖的來源、功能及此物背后的東西方早期文化交流的歷史。為此從上世紀末就開始奔走于國外大學、博物館和圖書館搜集資料，歷時近20年，耗費大量精力。想不到的是，幾易其稿，文字數量竟然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遠遠超出了當初的設想。

權杖這一文化特質產生于近東，后來逐漸擴散到歐洲、北非和中亞等地。這個文化特質的奇特之處在于，最初它就是普通的工具或兵器，后來才逐漸衍生為威權的象征。這兩方面的功能也隨著權杖的傳播，蔓延到世界各地，而且延續時間甚久，至今仍在一些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這是其他任何的單體文物上很少見到的文化現象。更為有趣的是，距今4000年前，權杖東傳至中國，早期僅在西北地區流行，后有少量流入中原，并被夏、商、周三代部分社會高層接納，與斧鉞和青銅禮器等華夏傳統禮儀器具并列，作為王權和身份的象征。及至戰國時期，權杖作為象征威權的功能漸次式微，并以兵器和儀仗的形式在華夏大地延續下來。

我之所以迷上權杖，是希望透過這個看似不起眼的文物，見微知著，深入考察人類社會自進入新石器時代以來，特別是世界體系初步形成以后，歐亞大陸的族群遷徙和不同文化互動交融的歷史，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社會發展變化。同時希望通過這方面的探討，進一步推動早期東西文化交流的研究，特別是由此引發的物質和精神層面的東西交往，對中國早期社會復雜化和文明化進程產生推動作用的思考。

《耀武揚威：權杖源流考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2月

澎湃新聞：您在碩士期間就選擇去河西走廊發掘調查，為什么對西北考古產生興趣？您對西北考古有哪些認識？

李水城：中國的大西北是我國近代田野考古學最早出現的地區之一，在考古學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從19世紀后半葉開始，就不斷有國外探險家、傳教士、旅行家進入中國的大西北探險、考察，也有些“絲綢之路上的魔鬼”很不光彩地盜走了大量珍貴的歷史文物。大西北也是我國老一輩考古學家最早涉足的地區，他們中間有很多人早年曾赴大西北進行考察、發掘，通過在西北的艱苦工作奠定了各自的學術地位。近年來，隨著東西部經濟差距的拉大，西北考古頗有些被冷落，但在不少學者的心目中，那里依舊是最具神秘感的考古圣地，也是考古學家最值得去的地方。

20世紀80年代，我的老師嚴文明先生在北京大學開設了《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史》兩門研究生課。選課者可任選一個領域的書籍、論文或報告，先在課下研讀，再到課堂宣講，大家共同參與討論，先生最后點評，最后各自撰寫出讀書或研究報告。我當時選讀的是瑞典學者安特生博士（J. G. Andersson）早年撰寫的一些考古報告和書籍，包括《中華遠古之文化》《甘肅考古記》《史前中國之研究》等，并完成了兩篇研究報告：一是《考古學發展史的回顧與思考》，另一是《中國新石器時代彩陶研究》。后來，前一篇被收入《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后一篇為我日后撰寫博士論文奠定了部分資料基礎（《半山與馬廠彩陶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開始涉足西北史前—青銅時代考古，陸續撰寫了一些文章，內容涉及考古學史、區域考古學文化、彩陶藝術、冶金史、環境考古、農業史、東西方早期文化交流和社會復雜化進程等。

我選擇西北考古還有另一層緣由，20世紀80年代，學術界的大環境在逐漸好轉，但安特生仍在遭受批判。在我認真研讀了他的一些書籍和研究報告后，覺得這位外國人是位真正的學者，他對中國考古學的發展，特別是對中國西北地區考古學文化譜系的建構功不可沒。此人的貢獻還遠不止于此，1918年，他在周口店進行古生物調查時發現了打制石器，并敏感地預見當地埋藏有古人類化石，希望有人去努力尋找。正是在他倡議下促成了日后龍骨山的發掘，成為“北京人”發現的嚆矢。1921年，他先是到奉天（遼寧）錦西發掘了沙鍋屯遺址；年底再赴河南澠池發掘仰韶村遺址，后一工作遂成為中國近現代田野考古學誕生的標志。但后來我們對這位北洋政府聘請的礦政顧問卻有失公允，安特生被描繪成帝國主義的走狗、文化販子，甚至有人謾罵他是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直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才有學者站出來為他做出客觀的評價。當時我也曾不解，總不能因為安特生提出了“中國文化西來”的假說就完全否定東西方之間存在接觸和交流，特別是在中國大西北地區，那里地處東西交通要沖，自古即為多民族集聚之地，也是多元文化輻集和交互作用的敏感地區，應該有不少東西文化交流的線索有待于發掘。再說了，難道東西方的接觸真的要晚到漢張騫鑿空才開始嗎？此前難道人們老死不相往來？正是帶著上述疑問，我籌劃赴西北河西走廊進行一次大范圍的考古調查，試圖全面了解那里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尋找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蛛絲馬跡。

1986年9-12月，我和水濤教授（現任教南京大學）前往河西走廊進行了為期3個月的野外調查，發現或復查了近50處史前遺址，收獲頗豐。此后，我們還前往甘肅景泰、古浪、甘南（合作）及青海循化等地參與考古調查。1987年夏，我們倆又分別代表各自單位（水濤當時任職于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發掘了酒泉干骨崖遺址，清理四壩文化墓葬105座，新發現數處重要的史前遺址。發掘結束后我們一道前往新疆，在烏魯木齊觀摩了哈密焉不拉克、哈密五堡、和靜察吾呼溝口等遺址的出土資料，對新疆的史前文化有了直觀的感受。1990年夏，李非、水濤、莫多聞和我前往隴東渭河上游的葫蘆河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環境考古調查，在秦安、莊浪、靜寧、西吉、海原五縣核查了516處遺址調查采集的實物資料，這也是中國學者獨立進行區域考古調查的肇始。

李水城與水濤在河西走廊考古調查（1986）

經過長達五年的調查、發掘和資料整理的積累，大大深化了我對西北史前—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的認識，在該領域寫了一些文章。比如，《四壩文化研究》是我的碩士學位論文，也是我在西部考古學研究的開山之作。四壩文化發現時間比較早（1948年），但長期被視為新石器時代的遺留，直至玉門火燒溝墓地發掘（1976年）以后才確認其屬性為青銅時代，但也僅此而已。我通過對酒泉干骨崖、玉門火燒溝這兩座墓地發掘資料的系統整理，并結合其他的調查發現，對該文化作了全面、系統的研究，在分期的基礎上確立了時空架構，深入討論了文化源流、經濟形態、社會性質、族屬和人種等問題。其中，不少結論已被日后的考古發現所證實。

《河西走廊新見馬家窯文化遺存及相關問題》一文是探討四壩文化源頭的副產品。分布在河湟地區的馬家窯文化遷徙到河西走廊以后逐漸發生了嬗變，這在時空兩個方面都有表現。1987年，我們在酒泉終于找到了馬家窯文化的遺存，將該文化的分布向西推進了400公里，據此可推測該文化有向疏勒河流域擴散的可能。進入馬廠文化以后，其變異速度加快，東西差異也更突出，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因素。此文進一步確認“過渡類型”遺存是河西馬廠文化變異的產物，并由此演變為四壩文化。上述認識完善了河西史前文化的發展序列，也確立了帶有中原文化基因的史前文化不斷西漸的歷史大趨勢。

在走廊東部，20世紀50年代初在天祝縣烏鞘嶺北坡的董家臺出土一組含紅彩圜底罐的遺存，隨即被歸入沙井文化。我在《論董家臺類型及相關問題》一文中指出，此類遺存與洮河流域齊家文化的紅彩圜底器風格接近，其分布范圍東起隴山西側、西抵河西走廊東端，其來源還是應該到齊家文化中去尋找，但其流向有可能分為兩支，向西的一支影響到沙井文化；向東的一支則發展到以高領袋足鬲為代表的遺存，并成為先周文化的重要來源之一。

《沙井文化研究》是我的另一篇代表作。自1924年安特生發現沙井文化后，有關該文化的研究長期滯后。20世紀70年代，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在金昌等地發掘了一大批沙井文化墓葬。此后，我們也再次前往調查。在這些工作的基礎上，本文對沙井文化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深入討論了該文化的分期、年代、分布、文化源流及其族屬。并結合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成果，探討了河西走廊東北部的古生態環境及沙井文化可能的經濟形態等問題。

20世紀80年代，隨著內蒙古朱開溝遺址發掘資料的披露，一種在器表堆塑細泥條附加堆紋的蛇紋器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對此類遺存的來源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對此我傾向于在更廣闊的視野下來考察這一文化特質。聯想到隴山東西、河西走廊等地也曾發現過蛇紋器，我將長城沿線分為四區，分別考察了各地蛇紋器的年代和特征，繼而對此類因素的源流和時空變化作了分析。基于對“鬲”這種文化特質的理解，我不認為蛇紋器是外來因素，而是華夏文明向遙遠的北方森林輻射傳播的歷史見證。

《從考古發現看公元前二千紀東西方文化的碰撞與交流》一文是為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國際漢學大會而作。本文通過對西北史前諸考古學文化的梳理，特別是從哈密天山北路墓地捕捉到的蛛絲馬跡，窺見西北地區史前文化自東而西、漸次擴散的歷史大趨勢。約公元前四千紀后半葉，仰韶中晚期文化進入河湟地區和岷江上游；公元前三千紀前半葉傳入到黃河上游、川西北地區及河西走廊西部；公元前三千紀末西進至新疆哈密。至此，來自東方的蒙古人種與從新疆北部南下的原始高加索人種在哈密發生了碰撞并出現融合。此后，東西方之間的交互愈演愈烈，并最終促成一條連接歐亞大陸貿易通道的誕生，這顯然是對世界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

這些文章大致勾勒出了我國西北，特別是隴山左近、河西走廊至新疆東部史前—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不斷向西擴張影響的歷史發展脈絡，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引發的東西方文化的互動，代表了我對中國西北地區史前考古的基本認識。

澎湃新聞：您對環境考古、農業考古、冶金考古等更“貼近”自然科學研究的考古都有深入研究，而且非常強調多元方法的運用，您如何培養出如此之多的研究興趣？

李水城：環境考古是讀英國著名考古學家柴爾德的書得知的，他在二戰前就預言：一種新的考古學革命必將到來，即環境給予人類影響的系統研究。20世紀80年代，我在讀周昆叔先生主編的《環境考古》（第一集）時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很想在這個領域做點嘗試。

1990年初，施雅風院士主持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氣候、湖泊和海面變化及其趨勢和影響”啟動，其下屬子課題“中國歷史氣候變化”由科學院地理所的張丕遠教授負責。此前我的老同學李非恰好從地理所調回北大，張先生希望他能承接一項考古方面的子課題，李非和我商量，決定以“葫蘆河流域的古文化和古環境”為題開展調查，參與者有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水濤和北大地理系的莫多聞，該項目可以說是中國學者獨立開展區域考古調查的肇始。

20世紀90年代末，北大地理系的崔之久教授邀我參加他主持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我國北方歷史時期人地關系相互作用機制”，我負責的是子課題“西拉沐淪河流域古文化變遷及人地關系”。2001年夏，陜西省考古院曹瑋副院長與我和莫多聞合作，在神木縣進行了“兩河（窟野河、禿尾河）流域環境考古調查”，該項目報告至今未發表。不過，上述工作及研究成果已基本實現了我們當初的約定。

我對農業考古的興趣也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當時江西省社科院的陳文華先生創辦了《農業考古》雜志，發表過何炳棣、游修齡、黃其煦、孔令平等學者有關農業考古、作物起源和相關理論探索的文章，是我的農業考古啟蒙雜志。

1992年夏，美國考古學家馬尼士（R. S. MacNeish）應邀到江西南昌參加學術會議，后去贛東北考察，動了來中國考古的念頭。為此他到北京與北大方面商討了開展稻作起源的合作研究。鑒于此項研究的重要性和前沿性，國家文物局決定由嚴文明先生牽頭負責。1993年秋，我代表北大參加了第一年的工作，在江西樂平發掘了洪巖洞遺址。1994-1996年，項目組在萬年仙人洞遺址采樣并挖掘了吊桶環遺址。我因為要帶隊去忠縣參加三峽水庫淹沒區地下文物的考古調查發掘，江西的工作由張馳接任。

2000年春，我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歐弗·巴爾-約瑟夫（Ofer Bar-Yosef）教授聽說我與馬尼士有過合作，約我見面并磋商在中國開展水稻起源的合作研究。我征求了當時在臺灣訪問的嚴文明先生意見，他讓我盡力促成此事。我原想與美方繼續在江西合作，但巴爾-約瑟夫表示，鑒于馬尼士在江西的工作尚未發表，希望將合作地點定在湖南省。

2001年，巴爾-約瑟夫教授帶領他的團隊訪問中國，我陪他們考察了湖南澧陽平原、道縣和廣西桂林、臨桂等地的舊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遺址。通過與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協商，最終選擇道縣玉蟾巖遺址為合作地點。2006年，“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水稻起源考古發掘”中美合作項目（2006-2008）得到國家批準，我代表北大參加了這項工作。日后的研究表明，玉蟾巖遺址所出陶器和水稻年代可早到距今1.8-1.6萬年；仙人洞遺址出土的陶器的年代最早到距今2萬年。

上述經歷極大地激發了我對農業考古的興趣。作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所能做的是從考古發現和理論層面探索農業起源的機制和動因等深層次問題，包括農作物出現的時間和地點、相關地理環境、經濟形態演變，以及人類遷徙和文化交互對農作物傳播及文化的影響。至于谷物種類、形態、野生或栽培等方面的研究，只能交給農學家或植物學家。

冶金的起源和發展是國內外學者關注的重要問題。以往有學者探索中原地區的冶金起源，但至今仍有很多問題說不清。我對這個問題的興趣也源于河西走廊的考古調查發掘。通過對四壩文化的分期研究，我們推斷其冶金工藝大致經歷了從純銅→砷銅→錫青銅的發展過程。

我進一步思考中國冶金術的起源及來源，大致結論為：公元前2千紀前半葉，中國境內已形成若干冶金文化圈：如中原龍山—二里頭文化圈，河湟谷地的齊家文化圈，河西走廊的四壩文化圈，新疆東部天山北路—焉不拉克文化圈，天山中段的察吾呼文化圈，伊犁河—準噶爾盆地周邊文化圈等。上述文化圈的合金材質呈現出不同的發展趨勢。宏觀上，還可將這些文化圈整合為東西兩大冶金區。東區以龍山—二里頭文化、齊家文化為代表，這個地區可能從冶煉紅銅直接發展到錫青銅。西區包括四壩文化、天山北路—焉不拉克文化、察吾呼文化和伊犁河—準噶爾盆地周邊青銅文化，這個地區從冶煉紅銅到砷銅再發展到錫青銅。若以各文化圈的銅器形態種類看，齊家文化盡管在合金材質演化上與中原接近，其產品種類和形態則與河西走廊接近，但也具有獨特性。有鑒于此，或可將河西走廊與新疆整合為西區，齊家文化為中區，龍山—二里頭文化為東區。三個地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有接觸，互有影響。具體表現為相鄰地區直接互動，如中原地區與齊家文化，齊家文化與四壩文化，四壩文化與哈密，哈密與天山中段—伊犁河—準噶爾盆地周邊，新疆西北部與中亞和南西伯利亞等。反之，相互間隔區域則表現為間接聯系。如中亞的文化因素首先作用于中國新疆西北部，繼而經哈密、河西走廊對河湟地區產生影響，最終進入中原內地，其影響力已屬強弩之末。同樣，黃河文明對外界的影響也表現出類似的間接漸進模式。超越地理空間、跳躍式的文化接觸不僅難以想象，也不切實際，中國早期冶銅業的發展進程充分印證了這一點。

時至今日，有關中國冶金術的起源以及與外界的聯系仍是個敏感話題，學界看法還有分歧。我認為最好將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納入整個世界的背景下考量，這樣才能對中國冶金術的起源和發展有清醒的定位。

《歲月流金：懷念我的親、師、友》，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10月

澎湃新聞：您主編的《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訪談》廣受好評，當時是出于怎樣的想法主編這樣一本書？您與外國同行之間有哪些交往？

李水城：2009年夏，我在前往法國東部參加考古發掘之前，《南方文物》的周廣明先生給我打來電話，談到他想在刊物上開辟個新欄目，內容為介紹國外著名考古學家的成長經歷、學術貢獻以及對中國考古學的評價與前瞻。他希望我能出面主持這個欄目，并就這個欄目的可行性、內容、稿源等具體問題提些意見并做些思考。

此前我曾與廣明多次討論過《南方文物》的版面和欄目建設問題，但這個選題還從未考慮過，國內也無先例。不過這確實是個富有創意的好點子，其獨特的視角在于，通過對有著不同學術背景的國外著名考古學家成長經歷的介紹，了解考古學在各國的發展歷史，跟蹤國際學術研究的熱點，知己知彼，達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的，進一步推動中國考古學的健康發展，可謂一舉多得。鑒于此，我應允廣明，盡力而為，促成此事。

在法國發掘期間，經過認真思考，覺得這個欄目最好采取訪談的形式，一來是操作性較強，再就是可以充分利用和借助那些與國內考古單位有合作研究項目的外方學者、海外進修學者和留學生的力量，大家合力來做這件事。但是，我也考慮到，一旦接手組織這個欄目，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也會因此占去自己不少的時間和精力，但值得試試！

考慮到即將采訪的對象都是國際學術界的一流學者或后起之秀，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大多功成名就，學術等身，在學術界有廣泛的影響，抑或有著良好的發展潛質。我想這個欄目不妨就叫“海外考古大家訪談”，這比較直白，也契合欄目的設計初衷。

事既定，接下來便是仔細琢磨遴選哪些學者作為我們的訪談對象，同時還要考慮到每位學者的研究領域和學術貢獻，與中國考古學界有沒有交往？并設計出采訪主題，最后是將一封封伊妹兒（Email）發往世界各地……

2010年初，“海外考古大家訪談”欄目正式與讀者見面。在這年的《南方文物》第一期刊出了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歐弗·巴爾-約瑟夫和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考古研究所博士切爾奈赫（Е. Н. Черных）的訪談。這二人中，前者是研究舊石器時代中晚期考古、現代人起源、近東農業起源的權威，后者是歐亞草原冶金考古領域的開拓者。話說萬事開頭難，這兩位學者的成功采訪可以說為此欄目開了個好頭。

在我列入采訪的名單中，絕大部分都是著名的考古學家或后起之秀，也有一些是知名的漢學家、藝術史家、科技考古學家、冶金考古學家和分子生物學領域的古人類學家。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曾有過在中國留學或進修的經歷，或與中國學者一起主持國際合作項目，或曾在北京大學及其他高校講過學。其中，約有一半學者的研究領域為中國考古學、中國歷史或藝術史，另一半學者的研究領域涉及近東、地中海沿岸、歐洲、歐亞草原、美洲、非洲、大洋洲及東南亞等地的考古。

自2010年欄目開創到2019年底，這十年間，我們完成了名單中絕大多數學者的采訪，總計有28人。回想起來，其中既有失而復得的意外驚喜，也有一些遺憾和失落。

2011年4月，那時我正忙于組織對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羅泰和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教授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的采訪，突然得知美國著名考古學家賓福德（Lewis Binford）教授去世的消息，這令我非常沮喪，因為此前我已經開始籌備對他的采訪，也想好了找誰去采訪。后來，我給廣明去信談到這件令我非常遺憾的事，不料他馬上回信告訴我，吉林大學的陳勝前博士已經翻譯了倫福儒教授20年前對賓福德的采訪，這個消息對我不啻打了針興奮劑。賓福德教授是過程考古學理論的始作俑者，也是一位在學術界頗富爭議的人物。2010年，即他去世的前一年，國際天文學會將第213629號小行星命名為“賓福德星”，以表彰他在考古領域所做的杰出貢獻，由此不難看出此公在科學界有著怎樣的影響力。

不過，另外兩位學者的缺失就只能留下遺憾了。2015年，我開始籌劃采訪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的吉德煒（David N.Keightley）教授。2000年我在紐約的一次會上結識了這位和藹可敬的學者。他是西方漢學界研究甲骨文的權威，也是研究商周歷史的巨擘。上世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曾任《古代中國》（Early China）主編，他撰寫的《商代史料》一書對研究甲骨、殷商歷史有卓越貢獻。不巧的是，當我在國外找到合適人選將要采訪他時，吉德煒教授已病重住院，不久便去世了。

另一位是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文化研究所的庫茲敏娜（Е. Е. Кузьмина）教授，她是俄羅斯研究歐亞草原史前至青銅時代的著名考古學家。2000年在劍橋大學舉辦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歐亞草原的開發”學術會上，我與她相識，但聯系不多。后來有一年，俄羅斯科學院為她舉辦祝壽會，邀請我參加，因為時間關系沒能前往。可惜，因為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耽誤了對她的采訪，2013年她也過世了。

還有幾位也很遺憾。一位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與考古系的貝格利（Robert Bagley）教授。他是研究中國古代青銅器的專家，《劍橋中國古代史·商代考古》的撰稿人。我曾委托他的博士研究生采訪，但貝格利教授婉言謝絕了，說他從不接受采訪。第二位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的菲茲杰拉德-胡博（Louisa G. Fitzgerald-Huber）博士。路易莎是我的好朋友，她的丈夫霍斯特（Horst）是研究文天祥的漢學家，每次我到哈佛大學都會得到他們的熱情關照，并惠贈我美國出版的有關歐亞考古方面的新書。路易莎鐘情中國的考古和藝術史，對中國史前時期的彩陶有深入研究。并寫過兩篇研究二里頭文化的文章，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可惜，她沒能在本書截稿之前完成采訪。第三位是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著名的動物考古學家梅鐸（Richard H. Meadow）博士，對他的采訪也沒能按計劃完成。

201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決定出版這部采訪錄。我決定增加三位老一代學者——安特生、馬尼士、張光直，使這部書的內容更為全面和充實。

《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訪談》介紹的這批學者之所以能成為考古“大家”，其先決條件是每位學者都對考古有著發自內心的熱愛以及對人類歷史的強烈興趣。以巴爾-約瑟夫教授為例，他生長在以色列這個遍地都是文物古跡的國度，打小就受到濃郁的歷史文化熏陶，并造就了他立志成為一名考古學家的理想。還有俄羅斯的切爾內赫教授，他念小學時，正值殘酷的衛國戰爭期間，他一直堅持苦讀，沉浸在知識的海洋里，對歷史產生了濃厚興趣。其他那些接受我們采訪的學者也都有著大致相似的成長經歷。可見，興趣的有無是決定一個人能否成功的基因，除去天分之外，更多的還是這些“大家”具有的勤奮、刻苦及鍥而不舍的科學精神。他們走過的學術道路不僅是個人的寶貴經驗，也是一筆難得的學術財富，更是考古學思想史和發展史的有機組成部分。考古學的真諦是人與人的歷史，一部真正的學科史應該是由一個個富有激情的思想者所做的一件件具體工作、研究案例以及他們的真知灼見、情感、經驗和豐富的生活閱歷層層累積起來的，如果缺失了一個個活生生的考古學家，考古學、考古學史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透過這部采訪記，還可間接地感受到自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考古學所走過的艱難歷程和經歷的翻天覆地變化。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合作考古大門的開啟，為中外學術界的思想碰撞和知識交流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機，進而在借鑒和學習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考古學理論、研究方法和技術手段上獲益良多，這也為我們融入國際考古大家庭和學術研究的主流奠定了基礎。

《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訪談》，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

澎湃新聞：2022年，您又榮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外籍院士稱號，這是非常難得的，能否談談您當時的感受？

李水城：對于這個突如其來的榮譽，令我非常激動、興奮并倍感珍惜，這也是國際學術界對我多年從事教學科研及取得成績的肯定，真是來之不易。盡管這一殊榮是在我受聘四川大學文科講席教授后獲得的，但我將永遠銘記并感恩北京大學、我的導師嚴文明以及其他諸位老師對我的培養。

李水城與嚴文明先生和師母在內蒙古大草原（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