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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殿英是土匪軍閥,因挖掘清陵成了“東陵大盜”,其后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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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的那聲巨響,徹底撕下了軍閥混戰(zhàn)時期最后的遮羞布。

      孫殿英炸開清東陵,無關政治抱負,純粹是出于土匪本性的貪婪與野蠻。

      他為了充實軍餉,將原本埋藏于地下的金銀珠寶洗劫一空,甚至對尸骨肆意踐踏。

      這種毫無底線的掠奪行徑,即便是在那個混亂的年代,也讓他背負上了“東陵大盜”的千古罵名。

      不過,荒誕的歷史卻開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玩笑。

      背負著“盜墓賊之子”沉重十字架的孫天義,并沒有在這個充滿了銅臭與罪惡的陰影中爛掉。

      他拒絕了父親那沾滿污垢的遺產,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01

      1928年6月下旬,薊縣馬伸橋。

      空氣燥熱得像要著火,知了在枯樹上聲嘶力竭地叫著。孫殿英的第十二軍部就在這離清東陵僅一山之隔的地方扎下了根。

      孫殿英坐在太師椅上,手里盤著兩顆核桃,目光陰鷙地盯著墻上的地圖。他的心思早已不在練兵上,而在那山后面埋藏了百年的潑天富貴。



      “譚溫江,”孫殿英喊了一聲,聲音里透著股匪氣,“馬福田那邊清理干凈了嗎?”

      “軍座放心,激戰(zhàn)了幾小時,姓馬的扛不住,隊伍已經散了。”第八師師長譚溫江擦了擦額頭的汗,壓低聲音,“現(xiàn)在東陵那片,全是咱們的人。”

      孫殿英點了點頭,眼中閃過一絲狠厲:“傳令下去,在馬蘭峪各個路口貼布告。就說我們要搞‘軍事演習’,為了防止誤傷,方圓二十里嚴禁百姓入內。告訴那幫泥腿子,陵園四周咱們布了地雷,誰要是不要命闖進來,炸死了概不負責!”

      借著“剿匪護陵”的幌子,一張巨大的網悄然張開。

      7月4日深夜,隨著幾聲沉悶的巨響,慈禧的普陀峪定東陵和乾隆的裕陵被工兵營用炸藥強行撕開了口子。七天七夜的瘋狂,正式拉開帷幕。

      地宮內,火把的光芒照亮了堆積如山的寶物,也照亮了人性的極度貪婪。

      這不是普通的盜墓,這是一場毀滅性的“進貨”。

      乾隆皇帝的裕陵內,士兵們像發(fā)了瘋的野獸。幾百年的積淀,此刻成了被肆意爭搶的硬通貨。后來徐源泉上交的清單里,僅僅是冰山一角:金鑲鐲、紅寶石、藍寶石、碧璽、漢玉環(huán)、翡翠、紅珊瑚龍頭、花珊瑚豆……

      那紅珊瑚龍頭,色澤紅潤如血,雕工精美絕倫,每一片鱗片都透著皇家的奢靡,此刻卻被一只只沾滿泥垢和血污的粗手爭搶。精巧的瑪瑙雙口鼻煙壺、溫潤的白玉鼻煙壺,在混亂中被軍靴踩得粉碎,或者是被成把成把地塞進褲腰帶里。

      最瘋狂的場景,發(fā)生在慈禧的地宮。

      在這個號稱“黃金堆出來”的女人身邊,士兵們甚至顧不上互相提防,因為寶貝實在太多了,根本拿不完。

      “都別動!這幾箱是軍長的!”

      幾個親兵護著5只碩大的皮箱,那是孫殿英親自挑選的“尖貨”。箱子里裝的不是大洋,而是價值無法估量的頂級國寶。

      這幫兵匪為了銷贓,竟然試圖將國寶賣往海外。

      8月14日,天津海關的大廳里,警備司令部查獲了整整35箱企圖運往法國的貨物。箱蓋一開,滿堂金光:大明漆長桌泛著幽暗的光澤,金漆團扇上的彩繪栩栩如生,瓦麒麟、瓦佛仙、瓦獵人、瓦魁星……甚至還有描龍的彩油漆器。

      這些東西在報關單上被輕描淡寫地標注為“工藝品”,總價值僅報了2.2萬元。但誰都清楚,這批貨要是流出去,換回來的軍火足夠裝備幾個師。

      而在青島大港碼頭,三個形跡可疑的逃兵被偵探隊按倒在地。那個叫張岐厚的逃兵,褲腰帶里竟然縫著36顆圓潤飽滿的寶珠!

      還有一個叫宋汝梅的所謂“國民政府接收大員”,在遵化被截獲時,車上竟然裝著24尊銅質佛像,以及10塊乾隆親筆所書的拓印條幅。

      連逃兵和過路的小鬼都能順走這么多,孫殿英那三十輛滿載而歸的大車里,究竟裝了多少真金白銀?

      7月11日,當第十二軍滿載著這潑天的富貴拔營西去時,身后的馬蘭峪留下的是一片空空蕩蕩的廢墟。

      孫殿英坐在顛簸的汽車里,聽著車后箱子里金銀碰撞的脆響,心里盤算著這筆橫財能換多少條槍,買多大的官。

      他只知道自己發(fā)了橫財,卻沒意識到,這筆驚天的財富太燙手,不僅燒毀了他的政治前途,更給他那個尚未成年的兒子,烙上了一個幾十年都洗不掉的印記。

      02

      命運的清算,往往比想象中來得更早,也更徹底。

      1947年,湯陰城破。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東陵大盜”孫殿英,在解放軍的攻勢下淪為階下囚。曾經依附于他的龐大勢力,如雪崩般瞬間瓦解。

      對于十六歲的孫天義來說,這不僅僅是父親的失敗,更是整個世界的坍塌。

      北平,曾經門庭若市的孫公館,如今已是一片蕭條。那個曾經連門檻都被送禮者踏破的大門,貼上了封條。



      孫天義跟著母親劉清貞,搬進了一處陰暗潮濕的雜院。

      這里沒有紅木家具,沒有精美的瓷器,只有一張吱呀作響的木床和散發(fā)著霉味的墻角。窗戶紙破了幾個洞,寒風在夜里嗚嗚作響,像是無數冤魂的哭訴。

      “天義,去買點棒子面。”母親遞給他一個布袋和幾張皺巴巴的法幣。

      那是孫天義第一次獨自走進糧店。以前,這種事都是家里的傭人做的,他連錢長什么樣都未必清楚。

      糧店里人頭攢動,空氣中彌漫著汗臭和陳糧的味道。孫天義排在隊伍后面,低著頭,試圖將自己縮進那件已經有些顯小的舊長衫里。

      “哎,你看那小子,眼熟不?”

      “誰啊?”

      “就是那個……孫殿英的兒子!那個挖祖墳的!”

      聲音不大,卻像炸雷一樣在孫天義耳邊轟響。他猛地抬起頭,周圍人的目光像針一樣扎在他身上。有鄙夷,有嘲諷,更多的是一種看熱鬧的快意。

      “喲,真是報應啊。老子挖墳掘墓發(fā)大財,兒子還得跟咱們一樣排隊買棒子面。”

      “這就是命!缺德事做多了,報應在子孫身上。”

      孫天義感覺臉上一陣火辣辣的燒,血液直沖腦門。他想反駁,想大吼,但他張了張嘴,卻發(fā)不出任何聲音。因為那是事實,是他無法剝離的烙印。

      他丟下布袋,轉身沖出了糧店。身后傳來一陣哄笑聲,像追魂的惡鬼。

      回到家,孫天義把頭埋在被子里,渾身顫抖。他恨那個被抓走的父親,恨這個冷酷的世界,更恨自己無能為力。

      不知過了多久,一只溫暖的手輕輕撫在他的背上。

      “天義,起來。”母親的聲音平靜而有力。

      孫天義抬起頭,滿臉淚痕。他看到母親正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用一塊手帕仔細擦拭一只金手鐲。那是她僅存的幾件首飾之一,是留著應急用的保命錢。

      “媽……”

      “被人指脊梁骨了?”劉清貞沒有回頭,語氣淡得像是在說今天的天氣,“覺得丟人?”

      孫天義咬著嘴唇,沒說話,眼淚卻又不爭氣地流了下來。

      劉清貞轉過身,將那只金手鐲放在桌上,發(fā)出一聲清脆的聲響。

      “你爹是土匪,是軍閥,他干了傷天害理的事,這是他的罪。”劉清貞看著兒子的眼睛,一字一頓地說道,“但你不是。”

      “可他們都說……”

      “嘴長在別人身上,你管不了。”劉清貞打斷他,“天義,你記住,人這一輩子,出身是老天爺給的,沒得選。但路是自己走的。”

      她指了指那只金手鐲,“這是我要拿去當的,換了錢,供你讀書。咱們孫家,前面那一代是歪了,那是沒辦法的事。但到了你這一代,得正過來。”

      燈花爆了一下,屋子里忽明忽暗。

      孫天義看著母親那張略顯憔悴卻異常堅毅的臉,突然覺得那個曾經只會享福的官太太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撐起塌陷天空的母親。

      “讀書,做學問,做個對得起自己良心的人。”劉清貞的聲音不高,卻字字千鈞,“讓那些戳脊梁骨的人看看,孫殿英的兒子,不是只會吃祖宗造孽飯的廢物。”

      那晚的棒子面粥很難喝,粗糙的顆粒劃過喉嚨,帶著一股土腥味。但孫天義喝得很干凈,連碗底都舔得一干二凈。

      從那一刻起,那個養(yǎng)尊處優(yōu)的貴公子死了。

      他開始拼命讀書。

      在沒有電燈的夜晚,他就借著路燈的光看;買不起書,他就去書店站著讀,一站就是一下午。

      他要把“孫殿英”這三個字帶給他的恥辱,用墨水和汗水一點點洗刷干凈。

      03

      八十年代初,西安。

      西安外國語學院的辦公樓里,一場關于教授職稱評定的終審會議正在進行。會議室的門緊閉著,但濃烈的煙草味還是順著門縫鉆了出來,彌漫在走廊里。

      孫天義站在走廊盡頭的窗前,背對著那扇門。

      他已經年過五旬,鬢角斑白,戴著一副黑框眼鏡,身上穿著洗得發(fā)白的中山裝,整個人透著一股儒雅而沉靜的書卷氣。



      他看著窗外操場上奔跑的學生,神情看似平靜,但插在口袋里的手卻緊緊攥著,指節(jié)因為用力而微微發(fā)白。

      這是他第三次申報正教授職稱。

      論學術成果,他翻譯的《戴斯特羅伍德莊園》等著作在學界反響巨大;論教學水平,他是學生們公認的最好的老師之一。按照硬性指標,他早就該評上了。

      可那個“但是”始終如影隨形。

      會議室里,氣氛凝重得幾乎能滴出水來。

      長條桌上堆滿了申報材料,孫天義的那一份放在最上面,厚厚的一疊,那是他半生的心血。然而,所有人的目光并沒有落在那些學術論文上,而是落在旁邊一份薄薄的檔案袋上。

      檔案袋上沒有名字,只有一行醒目的批注:主要社會關系——父親:孫殿英(東陵大盜、漢奸)。

      一位頭發(fā)花白、面容嚴肅的委員將煙頭狠狠按在煙灰缸里,指節(jié)敲擊著桌面,發(fā)出“篤篤”的聲響。

      “同志們,原則問題不能含糊。”他的聲音不大,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威嚴,“孫天義同志的業(yè)務能力,大家有目共睹,沒得說。但是,我們要考慮影響。讓他這樣一個有著復雜家庭背景的人當正教授,還是在教書育人的崗位上,合不合適?”

      “老李,那是歷史遺留問題。”另一位戴著老花鏡的教授反駁道,“現(xiàn)在的政策是重在表現(xiàn)。孫天義這幾十年來兢兢業(yè)業(yè),從來沒有因為個人情緒影響工作,這是大家看在眼里的。”

      “表現(xiàn)歸表現(xiàn),根子正不正那是另一回事!”被稱為老李的委員提高了嗓門,拿起那份檔案袋晃了晃,“東陵大盜!這是寫進歷史教科書的!要是讓學生知道他們的教授是這種人的兒子,學校的臉往哪兒擱?咱們黨的威信往哪兒擱?”

      會議室里陷入了一陣尷尬的沉默。

      有人低頭喝茶,有人翻看文件,誰都不愿意在這個敏感話題上輕易表態(tài)。在那個年代,政治正確依然是一根緊繃的弦,誰也不敢輕易觸碰。

      門外的孫天義,雖然聽不清具體的爭吵,但那偶爾傳出的只言片語——“東陵”、“大盜”、“影響”——像鞭子一樣抽在他心上。

      幾十年了。

      從少年時的白眼,到青年時的政審不過關,再到中年時的職稱受阻。父親的陰影就像一只看不見的幽靈,無論他跑得再快、再遠,總會在關鍵時刻突然出現(xiàn),死死掐住他的脖子。

      他想起了母親臨終前的眼神,想起了自己在煤油燈下熬過的無數個寒夜。

      “難道,我這輩子真的就洗不凈這身泥了嗎?”孫天義在心里問自己,一股深深的無力感涌上心頭。

      就在這時,會議室里傳來“砰”的一聲巨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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