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手》長紅，為何“驚蟄”無聲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劉宗智

2026年春節檔，備受矚目的首部當代國安題材電影《驚蟄無聲》高開低走，在頂級陣容的加持下，口碑卻意外“翻車”。反觀幾年前的同類劇集《對手》，卻憑借扎實的劇本后勁十足，至今仍被觀眾津津樂道。這一冷一熱的鮮明對比，不禁引人深思：兩部作品為何會出現如此懸殊的口碑差異？《驚蟄無聲》失手在哪里，《對手》又贏在何處？

“頂配陣容”失靈

作為首部當代國安題材電影，《驚蟄無聲》自官宣之日起便備受矚目。稀缺的題材類型，搭配張藝謀執導、全明星集結的“頂配陣容”，影片“未映先火”，預售飄紅，被業界和觀眾一致視為春節檔的“王炸”。

然而，影片正式上映后口碑急速滑坡，網絡評分僅停留在6.1分，在春節檔新上映的七部新片中，評分位居末席。影片票房上也未能如預期般引爆市場，檔期內8.68億元的票房雖不算低迷，但與《滿江紅》《第二十條》等張藝謀前作相比，顯然未能延續其春節檔的票房神話。觀眾評價也呈現鮮明分化，一部分觀眾認可影片層層反轉的敘事結構，更多觀眾則直言觀感未達預期。這不禁讓人疑惑，為何頂配的陣容，卻講不好故事？

對于這部作品的定位，張藝謀有著清醒的自覺。他曾坦言，《驚蟄無聲》講的是“今天”的故事，因此對“寫實”的要求極高，真實可依是創作的前提，唯有立住“真”，才能讓觀眾真正走進故事。他也提到，影片整體敘事節奏緊湊，“如何在有限空間里講好故事，既設置懸念激發觀眾好奇，又做到有鋪墊、有驚喜”，是創作中重點琢磨的方向。

從創作意圖來看，《驚蟄無聲》的確試圖以高度寫實的筆觸，刻畫當代隱蔽戰線的斗爭圖景。影片主線圍繞“找釘子、查泄密”展開，開篇以我國新型戰機隱形涂料泄密為切入點，國安小組雖及時攔截情報，但仍需盡快揪出潛伏內鬼，同時防范間諜組織銷毀證據。為此，國安秘密啟動“驚蟄”行動，在追查泄密案的同時，還要應對內部人員被境外勢力策反的風險。影片以黃凱被策反、嚴迪“諜中諜”、王副局長布局三條支線交織推進，意在搭建層層遞進的懸疑網絡。

敘事成短板

《驚蟄無聲》的核心問題，在于將復雜的懸疑博弈簡化成了缺乏新意的套路。關鍵情節的轉折缺乏必要鋪墊，削弱了本該有的戲劇張力。黃凱被策反的情節，本應是展現間諜滲透手段與國安人員反制策略的精彩對決，卻因人物塑造單薄、動機交代模糊，讓觀眾難以產生共鳴；嚴迪“諜中諜”的設計因邏輯鏈條斷裂、情節鋪墊不足，顯得突兀而難以信服；王副局長布局的支線，更是因線索過于隱晦、推進節奏混亂，讓觀眾在觀影過程中屢屢“出戲”，被動接受流水線般預設的“劇情點”。

更直觀的痛點在于細節的粗糲。在隱蔽斗爭中，接頭方式本應是正邪雙方智力博弈的精彩呈現，是斗智斗勇的微觀戰場。黃凱與白帆的多次見面幾乎都是以喬裝打扮后前往酒店，通過“垃圾箱取手機”這一單一方式聯絡，這種模式化的處理不僅讓觀眾輕易預判到后續發展，更無法體現出隱蔽斗爭中那種緊張刺激、變幻莫測的氛圍。本應充滿懸念與變數的接頭場景，淪為了機械重復的流程展示，既削弱了劇情的邏輯嚴謹性，也讓情節推進陷入單調乏味的窠臼。

將目光投向同題材的電視劇作品，或許能更清晰地照見《驚蟄無聲》的敘事短板?！扼@蟄無聲》是首部當代國安題材電影，而在電視劇領域，近年來已有多部當代國安反間諜劇在央視等大平臺首播并獲得好評。比如，2025年播出的當代國安反間諜劇《絕密較量》以豐富的技術細節展現了“以智取勝”的無聲較量，比如境外間諜通過假身份證租車、銀行洗錢實施滲透，利用遠程數據竊取、區塊鏈商業滲透、竊聽等手段竊密，甚至采取色誘、謀殺、投毒等極端方式，妄圖竊取我國第四代核電技術。國安干警的破局之法與大數據追蹤、人工智能、生物識別等硬核科技緊密結合，正邪較量更多圍繞信息戰與心理戰展開，雙方斗智斗勇的過程充滿懸念與反轉。

2021年播出至今一直被業內和普通觀眾津津樂道的《對手》，則選擇將鏡頭切入復雜的現代都市生活，以一種近乎殘酷的寫實，展現國安偵察員在瑣碎日常中如何抽絲剝繭。潛伏在身邊的間諜、生活與工作的邊界模糊、平凡日子里的暗流涌動。真實感不僅來自技術細節的精準，更來自對人性處境與現實邏輯的深刻把握。

當代反諜戰題材的魅力，恰恰在于它身處我們熟悉的時代，技術手段、社會生態、人性博弈都在發生深刻變化。如果敘事方式仍停留在過去的套路中，即便題材再“今天”，作品氣質也會顯得陳舊。

角色淪為“提線木偶”

從“抓特務”到“除內奸”，《驚蟄無聲》將沖突轉向組織內部，本應有更幽深的人性勘探空間。然而，片中人物卻大多停留在功能性角色層面，缺乏對行為動機的深層挖掘。

以黃凱為例，其墮落軌跡被簡化為“一段親密視頻引發的叛變”。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理應信念堅定的執法者，道德防線為何如此脆弱？其內心的掙扎、信仰的動搖、從忠誠到背叛的心理嬗變過程被徹底壓縮，人物因此失去了厚度，仿佛只是為完成劇情任務而存在的提線木偶。后續的“補救”也僅是出于“不想坐牢”的本能，更讓其本應具有的道德掙扎，降格為原始的求生反應。

而劉詩詩飾演的妻子則徹底淪為“工具人”，她的存在似乎只是為了給黃凱被乘虛而入提供契機，夫妻矛盾的前因后果被一筆帶過。這種處理方式，讓觀眾難以對人物產生共情，反而覺得角色的每一步選擇都突兀而缺乏說服力。人物的存在價值僅止于“完成劇情任務”，至于他為何成為他、因何墮落，似乎都不值得深究。

嚴迪的雙層臥底設定，同樣未能展現出應有的敘事潛能。游走于國安組織與間諜勢力之間，本應有著豐富的內心世界和艱難的抉擇過程，然而影片對他的心理刻畫卻流于表面。他為何能在雙重身份中保持平衡？他的信仰與價值觀究竟為何？這些深層次問題在《驚蟄無聲》中被完全懸置。人物前史的缺席讓觀眾無法理解他行為背后的邏輯支撐。一方面接受境外間諜指令，承受戰友誤解與內心煎熬；另一方面受王副局長直接指揮，在復雜諜戰中把握分寸。內心欲望與精神世界的扁平化，導致關鍵轉折的戲劇說服力嚴重不足。當結局揭曉身份時，觀眾感受到的不是震撼，而是“為反轉而反轉”的生硬。

缺乏完整人物弧光

《驚蟄無聲》中人物塑造的扁平化、空心化，在與《對手》的對比中顯得尤為刺目。當代國安反間諜劇《對手》的可貴之處在于，它始終明白“無論是國安工作者還是間諜，首先是有血有肉的人”這一樸素道理。顏丙燕飾演的段迎九作為國安偵察員，心思縝密一絲不茍，但對待家庭卻“糙”得驚人，比如為突然接到的任務將丈夫鎖在衛生間，把教育兒子的工作全推給伴侶。這些充滿反差的生活細節，讓她的人物形象立刻豐滿起來。

郭京飛飾演的李唐和譚卓飾演的丁美兮，既是潛伏多年的間諜，又是掙扎于柴米油鹽的普通夫妻。他們的每一次選擇，都夾雜著對家庭的眷戀、對未來的迷茫。李唐出任務被打掉牙齒，嫌補牙費用太貴而忍痛放棄；丁美兮下班后抱怨隨份子太貴，私下補課賺外快卻被扣獎金，本想投資卻遭遇P2P暴雷?；翌^土臉的間諜夫婦，真實就真實在過日子過得太不容易。李唐在守護家人與完成任務間反復平衡，丁美兮在自首與愚忠間搖擺不定，這些無奈與彷徨，恰是人性最深刻的體現。

更重要的是，劇集《對手》中所有角色都完成了各自的人物弧光。李唐和丁美兮在上線的欺騙打壓、國安干警的追捕與真誠相待之下，一個選擇自首，另一個坦白一切；段迎九從不惜一切查案，在經歷丈夫離婚、兒子出國、母親患病后，逐漸開始關注家人。這種動態的人物塑造，讓“好人”與“壞人”都擺脫了非黑即白的標簽，呈現出真實人性的灰度。

《驚蟄無聲》的困境，某種程度上是當下國產類型片的縮影。當敘事創新停留在概念層面，當人物淪為推動劇情的工具，再宏大的題材也可能變成空洞的展演。隱蔽戰線的無聲博弈，最終要在人心深處回響。只有真正潛入人性的幽微之處，才能讓“當代諜戰”擁有打動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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