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起高先生留下的旗幟！退休法學教授慷慨發聲：“四要件”說不容否定

編者按：本文由作者梁劍兵教授授權微信公號“法學學術圈”全網首發

“四要件”不容否定——基于刑法典的兩個實證發現

梁劍兵 退休的法學教授；研究領域 法理學 中外法律史

導讀：從實證分析角度而言，“四要件”其實不是一套理論，而是一套模具，或者更準確地說，它是用于區分刑事案件罪名的一套法律思維工具。在我國刑法典中，該套思維工具有抽象思維工具與具象思維工具兩個組成部分，涉及刑法典總分則條文共369個條文。刑法典中關于“四要件”的抽象思維工具有4個，即犯罪主體、犯罪客體、犯罪主觀方面和犯罪客觀方面。具象思維工具共有452個，每個具體罪名均有一個具象犯罪構成。

序言

近年來，我國刑法學界圍繞犯罪構成理論的爭論持續不斷。一些學者傾心于抄襲德日“三階層”理論，主張以階層論取代傳統四要件體系。這一學術取向本身無可厚非，理論競爭本就是學術進步的常態。然而，在這場理論爭鳴中，一個根本性的方法論問題卻被長期忽視：犯罪構成理論的討論，究竟應當以什么為出發點？

馬克思曾言：“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德國刑法學家耶賽克亦明確指出，刑法教義學的“基礎和界限源自于刑法法規”。我國刑法學奠基人高銘暄先生(先生已于2026年2月26日逝世，默哀?。?！)更是在《刑法問題研究》中早有論述：“我國刑法學必須以本國現行刑法為主來確定對象范圍。要緊密圍繞研究的對象開展理論研究，闡述概念，講清原理，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p>

遺憾的是，當前部分刑法教義學研究，尤其是階層論的相關論述，往往直接從域外理論框架出發，將中國刑法條文作為域外理論的注腳甚至驗證材料。這種研究范式，背離了“以本國現行刑法為主”的基本立場，也使得犯罪構成理論的討論逐漸脫離其規范本源。

本文無意參與四要件與階層論的優劣之爭，而是希望回歸刑法典本身，從兩個實證觀察出發，重新審視四要件在我國刑法典中的真實存在形態。

一、犯罪構成：理論還是工具？

在展開實證分析之前，有必要首先厘清一個前提性問題：犯罪構成理論究竟是什么？

學術史上，犯罪構成長期被視為刑法學的核心理論。學者們圍繞其體系構造、邏輯關系、解釋功能進行了持續而深入的研究。然而，當我們回到刑法典的文本層面，或許可以獲得另一種觀察視角：與其說四要件是一種理論，不如說它是一套立法者為司法實踐預設的“區分工具”——一套用以甄別此罪與彼罪的操作模具。

我的這一判斷或許會出乎許多刑法學者或其弟子們的意料之外，但是如果我反問一句:“四要件”中的哪一件算是“理論”呢？主體=人或單位；客體=社會關系；主觀方面=心理狀態；客觀方面=犯罪行為，它不就僅僅只是用來“對號入座”引導人們去分析某個具體行為構成何種罪名的四個平面型的、閉合式的法律思維工具嗎？在哲學上，思維工具只是一種獲取結論的方法，其本身并不是結論，更不可能是什么“理論”。打個比方說，幾何學中的“長、寬、高”和“點、線、面”都不是什么理論，而是思維工具，它提供的是簡明直接的分析框架，讓我們把對物體形狀大小的模糊感覺轉化為可計量的維度?！八囊币彩侨绱耍鳛橐环N思維工具，它提供了對犯罪行為進行類型化分類(罪名劃分)的簡單直觀的框架，幫助刑事實務工作者們把模糊不清的感覺，轉化為可以依具體法條進行分析與衡量的四個維度，從而更好更準確地確定罪名(或者做出無罪判斷)，以便于下一步的量刑。所以，四要件本身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審判工具而已。

在這里。我將犯罪構成理解為“工具”，并非完全否定其理論價值，而是要強調：犯罪構成的根基在刑法典之中，而非學者的思辨之中。立法者通過刑法典的具體條文，將認定犯罪所需考慮的各類要素——行為、主體、主觀狀態、所侵害的社會關系——分別規定于總則與分則，形成一套可供司法操作的認定框架。這套框架的功能定位，就是幫助司法者在具體案件中完成罪名識別與區分。

尤為重要的是，必須明確區分“罪與非罪”的判斷標準與“此罪與彼罪”的識別工具。

我國刑法區分罪與非罪的根本規范依據，是刑法第十三條關于犯罪定義的規定。該條以命令性規范形式確立了犯罪的三個基本特征——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應受刑罰處罰性，并特別規定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的出罪條款。這是認定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唯一法定標準。而犯罪構成的功能，是在已經確認為犯罪的前提下，進一步解決“構成何種罪”的問題。將犯罪構成混同于罪與非罪的判斷標準，既不符合刑法典本意，也容易導致司法實踐中機械適用法律的偏差。

理解這一點，才能準確把握四要件的規范定位：它不是刑法學的全部理論，而是刑法典設定的、服務于具體罪名之司法識別的一套工具系統。

二、抽象與具象：四要件的規范存在形態

現在進入本文的第一個實證觀察。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進行條文梳理可以發現，體現四要件框架的刑法條文共計369個條文。這些條文可以清晰地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總則中規定“抽象犯罪構成要件”的條文，共計19個條文。這些條文以命令性規范的形式，確立了適用于所有犯罪的一般性要件要求：

其一，關于犯罪客體，刑法第十三條規定了犯罪一般客體(犯罪同類客體規定于分則各章節，犯罪直接客體規定于分則各條文)。

其二，關于主觀方面，刑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規定了故意與過失的主觀要件；第十六條、第二十條和第二十一條分別排除了不可抗力與意外事件、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的犯罪性；

其三，關于犯罪主體，刑法第十七條至第十九條則規定了刑事責任年齡及能力的主體要件，第三十條和三十一條規定了單位犯罪。

其四，關于犯罪客觀方面，刑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規定了犯罪行為預備、未遂和中止，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九條規定了共同犯罪行為。

以上這些條文不指向任何具體罪名，但任何犯罪的認定都必須以其為前提。它們構成四要件框架的“抽象層面”——每一要件的一般性規范依據皆在于此。

第二類是分則中規定“具象犯罪構成要件”的條文，共計350個條文。從第一百零二條至第四百五十一條，分則條文逐一描述了各類具體犯罪的構成要素：犯罪目的與犯罪過失的主觀狀況、犯罪客觀方面的具體行為方式、犯罪客體或對象的特定要求、犯罪行為與犯罪結果的發生形態、特殊主體的身份條件等。這些描述使四要件從抽象走向具體，使每一個罪名都具有可識別、可操作的規范內容。

我認為，本文提出抽象構成要件與具象構成要件的區分，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這一區分，揭示出四要件在刑法典中的完整存在形態：抽象要件提供一般框架，具象要件填充具體內容；抽象要件統攝所有罪名，具象要件區分各個罪名。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構成我國刑法典認定犯罪的規范體系。

三、452個罪名與452套具象構成

本文的第二個實證觀察更為直接，卻也最易被忽視。

根據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定，我國刑法分則共設有452個罪名。這是一個無需爭辯的規范事實。而由此可以推導出一個簡單的結論：有452個罪名，就有452套“具象犯罪構成要件”。

這里的邏輯清晰而直接：每個罪名都有其獨特的構成要素組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求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故意的主觀狀態、一般主體的身份（已滿十四周歲）、以及生命權這一犯罪客體。盜竊罪的構成，要求秘密竊取的行為、非法占有的目的、一般主體的身份、以及財產權這一客體。貪污罪的構成，則要求國家工作人員的特殊身份、利用職務便利的客觀行為、故意的主觀狀態、以及公共財產所有權與職務廉潔性的雙重客體。每一組要素，都由相應的分則條文予以規定，形成該罪名獨有的具象構成要件。

這452套具象構成，彼此獨立，不能混淆。盜竊罪的構成要件無法用于認定搶劫罪，受賄罪的構成要件無法用于認定貪污罪。這正是犯罪構成作為“區分此罪與彼罪的工具”最直觀的體現。

需要說明的是，未遂、中止、共犯等犯罪特殊形態，以及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確實影響犯罪的最終認定。但這些因素屬于總則規定的“抽象犯罪構成要件”范疇，需要在具體罪名的具象構成基礎上，結合總則相關規定綜合判斷。它們的介入，并不改變“每一罪名均有其獨立具象構成”的基本事實。

四、實證觀察的理論意涵

上述兩個實證觀察——357個規范條文與452套具象構成——共同揭示了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四要件犯罪構成是浸透于我國刑法典條文中的制度存在，而非學者可以隨意取舍的理論選項。

這一事實對當前的理論討論具有多重意義和價值。

首先，四要件的規范根基不容否定。否定四要件，在邏輯上意味著否定刑法總則第十三條、第十六條、第二十條和第二十一條關于意外事件不可抗力以及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的規定，否定第十七條至第十九條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否定第十四條、第十五條關于故意過失的規定，否定分則三百余條對具體犯罪構成要素的描述。這顯然與刑法典的明文規定相悖。

其次，犯罪構成理論的討論必須以我國法典為依歸。我承認借鑒域外理論是學術研究的正當路徑之一，但借鑒的前提是尊重本土刑法典的規范存在。德日階層論的“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有責性”等范疇，在中國刑法典中并無直接對應條文。用這些范疇“改造”中國犯罪構成理論，必然面臨如何與現行法典對接的根本難題。

再次，四要件并非“前蘇聯遺毒”的簡單移植，而是扎根于中國刑法規范的本土理論形態。早在“刑法教義學”這一概念引入之前，中國刑法學者就已開始了以法典為基礎的體系化研究。高銘暄先生等老一輩學者確立的研究范式——以本國現行刑法為主，緊密圍繞研究對象，形成中國特色——至今仍具有方法論指導意義。

結語

行文至此，有必要回到本文的出發點：犯罪構成理論的研究，究竟應當以什么為依歸？以外國理論為依歸么？大錯特錯！我并不喜歡用“國情論”去分析問題，更反對用“崇洋媚外”貼標簽。我只主張一點:刑法學研究的研究對象應該是本國刑法典！

因此，本文的答案明確而簡單：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為依歸。

我的兩個實證觀察表明，四要件并不是學者筆下的單純理論構造，而是立法者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369個條文確立的制度框架，是452個罪名所共享的底層性的構成邏輯。這一制度存在，不會因任何學者的理論偏好而改變，也不會因域外理論的引入而失效。除非哪個學者癡心妄想自己有能力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在我看來，雖然刑法教義學的繁盛以至瘋狂難以理解，或許理論的多元化需要一些包容。但是，我認為，無論何種理論進路，都應當尊重一個基本事實：法典是理論的根基，而非理論的注腳。那些試圖以階層論徹底取代四要件的主張，不妨先面對本文提出的兩個實證問題：如何解釋刑法典中369個條文的規范存在？如何回應452個罪名對應的452套具象構成？

理論可以爭鳴，規范不容否定。這或許是對當下犯罪構成理論討論的一點樸素提醒。

2026年2月28日 于中國遼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