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求辭去中央委員，德高望重又被選為中顧委常委，政治待遇不變

1985年初夏，北京西城區一間陳設簡樸的辦公室里，一封聯名信正擺在信紙匣最上面。信開頭寫道：“我們年事已高，應當主動離崗，讓年輕同志挑擔。”落款是宋任窮、王震。那天秘書拿著信稿猶豫地問：“真的寄嗎？”宋任窮抬頭笑了笑：“是時候了。”

這封信后來在中南海流轉，引起關注，卻并未讓知情者驚訝。宋任窮那年七十六歲，早在十二大時就多次提出要退居二線，他一向把“讓位”當作守則。只是，外界很少有人預料到，他會連中央委員的名額都主動讓出來。

要理解這一步，得把鏡頭拉回二十多年前。1955年軍銜制實行時，宋任窮差點戴上“大將”領章，最終因總數壓縮改授上將，軍內同僚以“可惜”相贈。他本人倒灑脫，向組織部遞交申請：希望調離部隊，到工業口鍛煉。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的任命書到手，許多戰友看不懂，他卻說：“打仗靠的是刀槍，建設靠的是機器。”

從云南省委書記到西南局第一副書記，再到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在地方的軌跡幾乎覆蓋了大半個中國。1960年中央恢復設立七個局，他掌舵東北，經濟困難加上嚴寒氣候，任務格外棘手。當地老工人回憶：“局里來過不少領導，宋書記蹲廠房時間最長。”

1966年，他已列政治局候補委員，卻因“左”風受沖擊，十年間多次被點名批判。那段時間，他給家里寫信只留下八個字：“身體尚好，勿念，勿訪。”不參與派性、不自我辯解，這是朋友們對他印象最深的一點。

1977年夏天，中央同意為受冤干部平反。中組部干部科拿著《復查結論》上報，葉劍英批示：“此人久經考驗，可大膽使用。”隔年，宋任窮出任中組部部長，第一樁任務便是清理“文革”遺留名冊。文件堆得像小山，他常工作到凌晨，身邊助手勸一句“歇會兒吧”，他揮揮手：“早一天糾正，同志們就早一天踏實。”

1982年召開十二大，領導終身制開始松動。宋任窮被推選進政治局，但會上他再次遞條子，核心意思仍是“老同志應當退出一線”。陳云看后嘆氣：“還年輕得很嘛。”無奈考慮到人手，組織上留他繼續主持若干事宜，并讓他參與軍事、工業兩口的協調。

時間來到1985年，第二波干部新老交替提上日程。宋任窮與王震商議后決定寫信，語氣懇切但堅決。文件送達后，中央很快批復：同意二人不再擔任中央委員，同時增補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委，政治待遇與原職不變。巧妙之處在于，中顧委常委擁有列席政治局會議的權利，既尊重老干部的經驗，也不妨礙年輕面孔走上更重要崗位。

有人私下打趣：“從一線到二線，可是座位沒挪，話筒還在。”宋任窮聽見后淡淡回答：“列席不是表態，更不是指揮，只是備個參考。”那一年，他把更多心思放在調研，足跡遍及江西、安徽、山東的老區，希望落實老戰士安置和農村基層組織的培訓班。

1987年十三大召開，中顧委換屆，他與薄一波一起被推選為副主任，協助陳云處理顧問委員會日常。外界猜測他會再次留任，但1992年中顧委宣告完成歷史使命，他毫無戀棧之意，拿起筆簽了“同意撤銷”四個字。自此，徹底退居幕后，把僅剩的精力用于撰寫黨史資料與整理老紅軍口述。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工作手稿后來移交中央檔案館，里頭密密麻麻的批注多與“培養、監督、輪替”相關。這些原件對后人研究干部制度改革頗有價值。回看一生，他沒率兵指揮過關外決戰，也沒在大禮臺前追逐閃光燈，卻三次主動要求“讓位”。在那個權力并不輕易松手的年代，這份自覺不多見。

晚年偶有客人探訪，說起1985年的那封信，宋任窮只是擺手：“那不過是按規矩辦事。”接著又補一句：“規矩得有人去執行，年輕時打江山，年老時也不能給新人添亂。”語氣平平，卻道出了他對權責交接的樸素認知。

歷史資料顯示，1985—1990年，中央委員會平均年齡從64歲降至55歲，新提拔的副省部級干部中，超過六成為五十歲以下。這組數字背后，老將們的主動退出起到了示范作用，而宋任窮聯名信只是其中頗受關注的一例。

有人把宋任窮的仕途比作一條折線：起伏劇烈，卻始終向前。他離去已多年，但那封字跡清晰的退職申請還靜靜躺在檔案柜里，成為干部制度改革階段的一個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