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銀行悄然布下關鍵一子！聯手全倉登，搶占大宗商品供應鏈金融生態制高點

當權威的貨權登記遇見銀行的資金活水，倉庫里那些沉默的百萬噸金屬庫存，其金融屬性正被重新激活。

文｜華貿融財經內容團隊

出品｜貿易金融

2026年2月，上海期貨交易所的指定倉庫里，有色金屬倉單存量居高不下。

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產業鏈上眾多企業緊繃的資金鏈。價值數千億的現貨以倉單形式堆積，銀行的信貸閘門卻始終難以開啟。

問題的核心，卡在“貨權”這一信用基石上。傳統紙質倉單易偽造、信息不透明，重復質押的陰影令金融機構裹足不前。缺乏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確權，風控模型便無從構建。

全倉登與浙商銀行此次合作，試圖從根源上拆解這個死結。

這并非簡單的業務創新，而是一次“法律確權”與“技術賦能”在國家級基礎設施層面的深度耦合。區別于過去區域性、場景化的探索，全倉登憑借其“全國性”定位及與央行征信系統的直連，首次為動產融資統一登記公示系統的法定效力，匹配上了一套全程可視、不可篡改的數字倉單管理閉環。

這意味著，中國在大宗商品動產融資這一老大難問題上，完成了從頂層制度設計到微觀金融驗證的關鍵一躍。

此次實踐，更是對地方戰略的精準落地。2026年1月，上海在《加強期現聯動 提升有色金屬大宗商品能級行動方案》中明確支持全倉登建設，并要求拓展倉單應用場景。全倉登與浙商銀行上海分行的這次破冰，正是沿著這一路線圖邁出的實質性一步。

庫存高壓與融資冰凍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6年1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成品存貨周轉天數仍處高位。

具體到有色金屬，上海有色網2月下旬的報告指出，節后電解銅社會庫存已突破50萬噸，單周累庫規模創下五年新高，鋁錠庫存同樣處于同期高點。

天量庫存對應著巨額的資金沉淀。對貿易商和加工企業而言，這些倉單是資產，更是沉重的負擔。

然而，銀行的回應一貫謹慎。一位華東地區股份行對公業務負責人坦言：“不是不做，是不敢做。過去一貨多押、倉單造假的案例不少，風險太高。相比之下，房產抵押或強擔保更讓人安心。”

“有錢押不出，有貨融不到”的悖論，直接推升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與運營風險。企業被迫轉向成本更高的民間借貸，或忍痛折價銷售以回籠資金。

傳統倉單的“三重罪”

傳統倉單融資模式困局難解，背后是三個近乎無解的系統性缺陷：

貨權模糊。紙質倉單信息孤立、易于篡改。倉庫、貨主、金融機構三方信息嚴重割裂。

貨物是否已被抵押、權屬是否清晰，銀行即便投入高昂盡調成本也難以完全掌握。幾年前波及廣泛的鋁錠重復質押案，根源正在于此。

價值飄忽。有色金屬價格與國際市場緊密聯動，波動劇烈。傳統靜態估值與質押率管理無法實時響應價格變化，極易導致押品價值不足，形成銀行壞賬。

滯后的風控迫使銀行提高安全墊（降低質押率），變相降低了融資效率。

處置艱難。即便風險暴露，銀行對質押貨物的處置也障礙重重。貨物是否真實存在、質量是否符合約定、能否快速變現，都存在極大不確定性。

司法實踐中，因權屬不清導致的執行僵局屢見不鮮。這三重障礙，共同砌成了一堵將大量中小企業隔絕在合規融資門外的高墻。

重構信用的數字密鑰

全倉登與浙商銀行的嘗試，核心在于構建一個“法律確權+技術穿透”的雙重信用模型，以數字化手段系統性破解上述難題。

法律層面，業務的生命線在于將每筆質押信息，依據《民法典》及配套規則，登記錄入人民銀行征信中心的動產融資統一登記公示系統。

這一登記具有法定公示公信效力，是銀行質押權利得以確立的“準生證”。

技術層面，全倉登平臺整合物聯網、區塊鏈與數字孿生技術，為實體倉單生成唯一、不可篡改的數字身份。貨物從入庫到出庫的全流程數據上鏈存證。

對銀行而言，它獲得的并非一張孤立的電子憑證，而是一個實時、透明的貨物數字孿生體。風控邏輯因此被重構：從依賴滯后的經驗判斷，轉向基于實時數據的動態精準管理。

首單業務已經跑通：上海一家有色金屬公司以其在全倉登登記的電解銅電子倉單為質押，迅速獲得了浙商銀行的融資。

該合作模式提供了流動資金貸款、銀行承兌匯票、國內信用證等多種選項，其中流貸可實現當日申請、日內放款，按天計息，直擊企業“短、頻、快”的融資痛點。

從供應鏈到資產信用的躍遷

這次破冰的價值，遠不止于單筆貸款的發放。

它指向一個巨大的“沉睡資產”池。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報告預計，2025年我國大宗商品生產資料銷售額將歷史性突破百萬億元。一旦可信的數字倉單融資模式規模推廣，其撬動的信貸能量將是萬億級別。

它也在悄然倒逼產業鏈的數字化與標準化。為了適配新的融資規則，貨主與倉庫有內生動力提升貨物管理的規范性與透明度。

目前，全倉登的登記服務已覆蓋銅、鋁等主要有色金屬，合作倉庫網絡包括中儲、中外運等頭部企業，為規模化奠定了基礎。

更深層的變革在于信用邏輯本身。當貨物資產變得可追溯、可估值、可處置，其信用便開始從企業的主體信用中剝離出來，形成獨立的資產信用。

這意味著，大宗商品正從“冰冷的存貨”向具備穩定現金流預期的“金融資產”轉化。一旦這種資產信用被廣泛接納，其本身就可能成為吸引更長期資本入場的底層標的。

更關鍵的是，持續、可信的倉單數據流與實時市場價格的結合，將為此類資產構建動態、透明的估值曲線。這不僅是風控的基礎，未來更可能成為倉單互換、現貨期權等更復雜金融衍生品的定價基石，從而真正深化‘期現聯動’，從融資工具創新走向風險管理與資本配置的全面升級。

浙商銀行配套的“倉單池”模式，允許企業在池內靈活置換倉單，進一步增強了這種資產信用的流動性。

當然，全面推廣仍需跨越幾重現實關卡。地方政策的持續性、跨區域技術標準的統一、銀行內部風控文化的轉變、以及中小參與方的改造成本，都是規模化路上必須面對的挑戰。

宏觀經濟波動下，抵押物價格的劇烈變化也將持續考驗全鏈條的風控韌性。

可以預見，隨著上海等地政策的深化與首單模式的驗證，大宗商品領域的競爭將快速從單一產品創新，轉向基于可信數字資產的生態位爭奪。

金融機構將加速接入以鎖定優質資產與風控能力；產業巨頭會推動自身優勢品種的倉單標準化，以掌握新交易場景的話語權；科技公司與交易所則圍繞數字倉單的估值、交易與衍生品展開新一輪競合。

全倉登與浙商銀行的這一步，不僅驗證了“貨權數字化”的路徑，更可能觸發一場圍繞“資產數字化”的產業鏈權力重構。

當貨權被數據鎖定，風險被技術穿透，那些曾凝固在資產負債表上的“存貨”，便開始在產業與金融的脈絡中奔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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