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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沒有想過,一個被經濟制裁了幾十年的國家,一個在國際新聞里總是跟“核設施”、“頭巾”、“抗議”綁在一起的國家,他們的作家,卻坐在瑞典文學院的殿堂里,決定著諾貝爾文學獎的歸屬?
你是不是也覺得,中東那片土地,留給世界的只有硝煙、難民和石油?
膚淺。
今天,我不想跟你聊政治,我想帶你認識一群“可怕”的伊朗人。他們手里沒有槍,也沒有石油管道,他們只有一支筆。但就是這支筆,讓歌德甘當學生,讓愛默生瘋狂安利,讓無數外國讀者哭得稀里嘩啦。
你會發現,原來世界上最會說情話、最敢罵社會、最懂你內心掙扎的人,都在那個被你誤解的國度里。
01
在德黑蘭,詩歌不是書架上的裝飾品,而是貼在牙簽筒上的日常。
去過伊朗餐廳的人可能會注意到一個細節:裝牙簽的紙筒上印著詩。這不是偶然。在伊朗,詩歌就像空氣。你跟一個開出租車的司機聊兩句,他可能隨口就甩出哈菲茲的句子。
哈菲茲是誰?波斯詩人,14世紀的人。但直到今天,伊朗人家里吵架鬧矛盾,還會拿著他的詩集去占卜——翻開一頁,那就是答案。
聽起來像迷信對不對?但你要知道,在西方,歌德看了哈菲茲的德譯本就徹底淪陷,搞出了一本《西東詩集》,從此從古典文學的死胡同里繞了出來,找到了新方向。歌德說,哈菲茲是一面鏡子,誰照進去都能看見自己內心的樣子。
還有美國那個寫《論自然》的愛默生,本來是個高傲的超驗主義者,結果讀完哈菲茲直接破防,說這位波斯老哥“把宗教狂熱踩在腳下,對自由思想的頌揚無人能敵”。
你看看,一個14世紀的波斯詩人,靠什么跨越了700年,跨越了半個地球,征服了那些最挑剔的大腦?
靠的是那一句句讓你頭皮發麻的詩:“昨天的狂歡已然結束,今天的美酒還在杯中。”你以為他在寫酒?不,他在寫人生。
02
如果說哈菲茲是舊時代的頂流,那現代伊朗作家玩得更野。
你想過沒有,一個跟你我一樣的現代人,活在一個動蕩的國家,內心得有多撕裂?
薩迪克·赫達亞特,這位老哥被稱為伊朗現代小說的開山鼻祖。1936年,他寫了一本書叫《瞎貓頭鷹》。這書有多牛?被稱為伊朗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最優秀、最耀眼的作品。
聽起來很主旋律對不對?錯。這書充滿了荒誕、虛無、幻覺。主角整天對著一個畫在筆筒上的美女意淫,分不清自己是醒著還是做夢,最后分尸了自己的妻子。
是不是聽著有點卡夫卡內味兒?沒錯,赫達亞特就是伊朗的卡夫卡。他把歐洲現代派那一套全搬回了伊朗,還翻譯過《變形記》。但他比卡夫卡更慘,卡夫卡只是寫人變蟲子,赫達亞特是把自己活成了蟲子。他一生抑郁,最后在巴黎用煤氣自殺了。
你知道他為什么絕望嗎?
不是因為他沒才華,而是因為他看得太透。他看清了那個時代的虛偽、愚昧,卻又無力改變。他在自述里說:“我命中注定是一個毫無用處的廢品。”
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寫出了伊朗文學史上最深刻的現實主義作品《哈吉老爺》,把那個發國難財的奸商罵得狗血淋頭。也寫出了最幻滅的《瞎貓頭鷹》,讓無數后來的作家跪著喊祖師爺。
他的影響力有多大?幾十年后,伊朗最重要的非官方文學獎,叫“胡尚格·古爾希里文學獎”。而古爾希里本人,就是踩著赫達亞特的腳印走出來的。
03
你可能覺得,這些老男人寫的都是些政治、虛無,太沉重了。
那好,我們換個視角——伊朗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大佬。
先說西敏·達內希瓦爾。她是伊朗第一個出版短篇小說集的女人,第一個出版長篇小說的女人,被稱為“伊朗小說王后”。1969年,她寫了《薩巫頌》。
這書的名字你可能不熟,但這書里的那句話,你應該記住:“別哭,我的姐妹。你的家中,會長出一棵樹;你的城市里,會長出一批樹;而你的國土上,會森林密布。風會把每一棵樹的訊息傳遞給另一棵。”
扎心不?
達內希瓦爾寫的是一個女人在1941年盟軍占領伊朗時的覺醒。丈夫死了,她沒倒下。這本書在伊朗再版了16次以上,賣了50萬冊。要知道,那是在一個被很多人認為女人沒話語權的國家。
再說一個更狠的:瑪贊·莎塔碧。
這姐們兒出身王室后裔,結果沒享受啥榮華富貴,反而趕上了伊斯蘭革命和兩伊戰爭。14歲被父母送出國,一個人在歐洲面對語言不通、文化沖突。后來她畫了一本漫畫叫《我在伊朗長大》,被拍成電影,拿了戛納評審團獎。
你知道嗎?她把那個被西方妖魔化的伊朗,畫成了一個有血有肉的家。她的目標很樸素——“使伊朗人性化”。
在《刺繡》那本書里,她畫了一群伊朗女人坐在客廳里喝茶聊天。你以為她們在聊什么?聊老公、聊催婚、聊私藏的舊情人照片。跟我們身邊那些閨蜜聚會一模一樣。
有人說她不夠政治正確,為什么不直接罵體制?
她回應了。用《梅子雞之味》。那本書里,一個音樂家因為心愛的琴摔壞了,絕食8天等死。聽起來荒唐對不對?但你看完就知道,她在問那個最扎心的問題:當理想死了,人還該不該活?
04
有時候,伊朗作家的影響力不是靠大喊大叫,而是靠一種“沉默的滲透”。
吉拉·穆薩維德,這名字你可能完全沒聽過。
但你要知道,這個女人是瑞典文學院15號席位的院士。就是那個發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文學院。她是唯一一個入籍瑞典、坐進那個殿堂的伊朗人。
她1985年離開伊朗,去了瑞典。剛開始誰認識她啊?一個從中東來的難民女人,寫點沒人懂的波斯語詩。
結果呢?她成了瑞典最知名的詩人之一,拿了古斯塔夫·弗羅丁獎學金,拿了AFB文學獎。她用瑞典語寫詩,也用波斯語寫詩。她的詩,把波斯古代的密特拉教、瑣羅亞斯德教的神話,和現代人的流亡感揉在一起。
她說了一句特別狠的話:“流亡會讓你回到原點,回到那個政治的、宗教的、歷史的自我。你必須了解你國家和文化的根、歷史和語言,才能發現一個強大的身份。這個過程,最好在流亡中完成。”
你看,她沒有哭慘。她把流亡變成了一場考古,把自己挖了個底朝天,然后告訴世界:我的根在波斯,但我的枝葉可以長在任何地方。
05
當然,伊朗作家不止有“老經典”,還有“新爆款”。
加魯斯·阿卜杜勒馬利基安,80后詩人。2025年,他拿了意大利切波國際文學獎。評委怎么說?35個意大利詩人和作家一致同意,說他的詩“從個人視角出發,卻反射出伊朗和中東的當下處境”,“用審美力量把社會關切轉化成了驚人之語”。
他的詩集被翻譯成了意大利語、阿拉伯語、法語、德語、庫爾德語、西班牙語。企鵝出版社還給他出過英文版。
一個伊朗年輕人,憑什么讓歐洲人買單?
因為他在寫你我都在想的事。在這個兵荒馬亂的世界里,詩歌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當代人類的避難所”。
你看,這就是伊朗作家的厲害之處。他們不給你講大道理,不給你喊口號。他們就把那些最私人的感受、最細微的掙扎寫出來,結果你發現,哦,原來那個戴頭巾的女人,跟我想的一樣。
06
有時候,幽默比憤怒更有穿透力。
伊拉吉·佩澤什克扎德,2022年剛去世,活了93歲。他寫了一本小說叫《拿破侖舅舅江》。這書在伊朗有多火?被稱為“二戰后伊朗最重要和最受歡迎的小說”。還拍成了電視劇,成了伊朗喜劇的鼻祖。
講什么?講一個偏執狂舅舅,總覺得自己被英國人追殺。故事發生在二戰期間盟軍占領伊朗的時候。聽起來是個政治題材對不對?結果是部喜劇。
舅舅江是個退役軍人,崇拜拿破侖,患有嚴重的恐英癥。他跟管家整天躲在屋里,幻想英國人隨時要來抓他。與此同時,家里的年輕人忙著談戀愛、搞曖昧、互相算計。
這書被翻譯成多種語言,讓全世界看到了伊朗人的另一面——不是悲情、不是憤怒,而是滿滿的諷刺感和幽默感。伊朗裔美國作家阿扎爾·納菲西在給英譯本寫序的時候說:“在世界上的每個地方,在每個社會的不同階層,都能找到拿破侖舅舅江。”
一個偏執又可愛、可悲又真實的小老頭,成了全人類的親戚。
說真的,寫到這里,我有點感慨。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看伊朗,總隔著一層東西。新聞里是核談判、是頭巾抗議、是無人機。但真正的伊朗,藏在那些詩句里、小說里、漫畫里。
哈菲茲在700年前就寫了:“無論你身處何方,無論你心向何處,總有一杯酒在等你。”
這杯酒,就是他們的文字。
赫達亞特在絕望中自殺,但留下了《瞎貓頭鷹》,讓后人在荒誕中找到共鳴。達內希瓦爾寫了《薩巫頌》,用那個結尾告訴所有姐妹:別哭,會長出森林的。莎塔碧畫了那些女人,讓全世界的讀者看見,原來德黑蘭的客廳里,藏著跟我們一樣的笑聲和眼淚。穆薩維德在瑞典的寒夜里,用波斯語寫詩,把流亡變成了一場回家的旅程。
你問伊朗作家的國際影響力有多大?
歌德說,哈菲茲讓他看到了詩歌的盡頭。愛默生說,這個波斯人讓他學會了自由。意大利人說,阿卜杜勒馬利基安的詩是他們這個時代的避難所。瑞典人說,穆薩維德的席位是實至名歸。
但我覺得,最大的影響力不是那些獎、那些頭銜、那些印在報紙上的名字。
最大的影響力是——當你讀到那句“別哭,我的姐妹”的時候,你哭了。當你看到那個偏執的舅舅江的時候,你笑了。當你翻開哈菲茲的詩集,隨便指著一行,覺得那說的就是你自己。
他們用波斯語寫了幾行字,結果萬里之外的一個陌生人,被擊中了。
這他媽才是文學。
這他媽才是伊朗真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所以,下次你再看到關于伊朗的新聞,別急著劃走。想想那個坐在瑞典文學院里的老奶奶,想想那個畫漫畫的女王,想想那個用煤氣自殺的絕望男人。
他們用一輩子告訴你:別信那些標簽。真正的伊朗,不在新聞聯播里,在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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