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德國還是加沙？柏林電影節在分裂中找尋出路｜文化周報

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侯嘉煜 記者 李欣媛
界面新聞編輯 | 李欣媛

“文化周報”繼續向你匯總呈現最近國內外文藝圈、出版界、書店業值得了解的大事小情。本周日，我們關注柏林電影節被當下加沙的人道災難撕裂，在政治與電影間艱難探索平衡的可能；好萊塢新近流行的偽傳記片風潮；AI寫作的濫用導致多家文學機構抵制AI投稿。

被撕裂的柏林電影節，在電影與政治間搖擺

2月21日，第76屆柏林電影節（Berlinale）閉幕，但其所引發的政治爭議還在產生影響。據媒體報道，任期不到兩年的電影節藝術總監翠西·婭塔特爾（Tricia Tuttle）或將離職。這或許是二十一世紀至今最具爭議的一屆，也不禁讓人想到1968年的戛納電影節——五月風暴點燃了它。不過柏林電影節的爭議卻源于相反的因素：它被認為站在了左翼人道主義的對立面。從維姆·文德斯說出那句“電影必須遠離政治”開始，就注定了本屆柏林電影節的動蕩。

整起事件源自于開幕式記者會上的一次提問。獨立記者提羅·姜戈（Tilo Jung）提出，柏林電影節曾經公開聲援烏克蘭及伊朗的女性運動，如今卻對發生在加沙的平民傷亡保持緘默。作為一個受到有德國政府背景的德國公共資金所資助的機構，在德國政府支持以色列軍事行動的情況下，電影節如何看待這一“有選擇的人權關注”。

評審團主席、德國導演維姆·文德斯（Wim Wenders）回應稱，“必須遠離政治”。這一言論被一些人認為是對加沙災難的容許以及對電影的政治責任的逃避。早年間作為德國新電影的領軍人物，文德斯以電影作為自己批判德國戰后社會的激進武器，如今他卻顯得保守退讓。面對同樣問題，講述納粹屠殺的電影《利益區域》制片人艾娃·普孜辛斯卡（Ewa Puszczyńska）則表示這一提問“復雜”且“有點不公平”，他們并不能為此負責，這番言論進一步點燃了批評者的憤怒。最直接的反映是，印度作家阿倫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發表聲明退出電影節。她編劇的《五戰掛科釘牌王》（In Which Annie Gives It Those Ones）本已入選本屆電影節經典單元。

維姆·文德斯（圖源：柏林電影節官網）

連鎖反應仍在繼續。2月14日，柏林電影節藝術總監翠西婭·塔特爾發表了一份聲明，題為《關于言論、電影與政治》，試圖為此前評審團言論辯護。她訴諸言論自由以辯解，“藝術家可以自由地以任何方式行使言論自由權。”“藝術家不應被期望對所有關于他們無法控制的藝術節在過去或當前做法的廣泛辯論發表評論。除非他們愿意，否則也不應該被期望對所有政治議題發言。”

2月17日，《綜藝》雜志發表一封由81位曾參與柏林電影節的業內人士共同簽署的聯名信（這封信最終的簽名數超過百人），成員包括邁克·李（Mike Leigh）、蒂爾達·斯文頓（Tilda Swinton）等知名電影業人士。信中表達了對文德斯言論的反對，并列舉了電影節壓制巴勒斯坦電影人的行為，呼吁保障巴勒斯坦電影人的言論自由。塔特爾的言論也被視為推卸政治責任的做法。

據媒體報道，要求塔特爾離職的壓力來自于這些認為其推卸責任的輿論，與此同時，也有觀點認為塔特爾是因為親巴勒斯坦行徑而不被德國政府信任。尤其是她在閉幕演講上批評了德國支持以色列的同謀行徑。

塔特爾所遭遇的矛盾正是本屆柏林電影節的縮影。柏林電影節自1951年誕生起就抱有明確的政治性，聯邦德國政府曾將其作為冷戰前沿的文化橋頭堡。長期以來，柏林電影節由德國公共資金資助扶持，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德國政府掣肘。尤其是近些年，任何涉及以色列相關話題都有可能被歸為“反猶主義”遭到禁止，受其影響的柏林電影節也隨之陷入兩難抉擇。

事實上，盡管被認為逃避政治，對加沙事態緘默，但本屆柏林電影節的影片依然沒有離開政治議題。獲得金熊獎的土耳其電影《告知信》（Yellow Letters）是一部有關極權國家和政治迫害的電影，而獲得評審團大獎的《解放》（Salvation）直指中東地區普遍的種族仇恨與宗教暴力。導演埃敏·阿爾柏（Emin Alper）在獲獎演講中明確表示這不僅關于土耳其，也關于巴勒斯坦和伊朗。

《告知信》獲得金熊獎（圖源：柏林電影節官網）

頒獎儀式上最鮮明的一幕政治表態發生在《圍城紀事》（Chronicles From The Siege）的頒獎中，這部講述巴勒斯坦某座被長久圍攻的城市中人們如何生活的影片獲得了第二屆“視角”競賽最佳劇情長片獎。獲獎演講上，敘利亞-巴勒斯坦導演阿卜杜拉·阿爾卡提布（Abdallah Alkhatib）說：“我對德國政府的最后一句話是——你們是以色列在加沙種族滅絕中的伙伴。我相信你們足夠聰明，能認清這個事實，但你們選擇不在乎。”到場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環境部長卡斯滕·施奈德（Carsten Schneider）聽后憤然離席，事后聲稱這一指控不可接受。阿爾卡提布的演講還遭到以色列駐德大使羅恩·普羅索爾（Ron Prosor）的譴責。

在閉幕式上，維姆·文德斯發表了演講，他不再突出電影與政治的歧途，而是聲稱政治家與電影人的語言不同，但互相補充。文德斯依然強調電影的獨立性，認為電影自有其功用。

偽傳記片正在流行，《至尊馬蒂》將引領新的風潮嗎？

本屆奧斯卡金像獎，《至尊馬蒂》（Marty Supreme）獲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九項提名。盡管人物傳記片在近十年的奧斯卡提名中總會得到機會，甚至被調侃為“得獎公式”，但今年的《至尊馬蒂》似乎不同以往。

《至尊馬蒂》宣稱基于美國乒乓球運動員馬蒂·朗斯曼（Marty Reisman）生平改編，但這部影片絕非講述傳奇人生的傳記片。除了影片中某些事件真實發生過以外，《至尊馬蒂》大多數時候都與馬蒂·朗斯曼本人無關。主人公馬蒂·墨瑟遠比其現實原型更加分裂：他一面羞澀怯懦，另一面又癲狂極端。而現實里的馬蒂更像是個自信精明的商人。導演喬什·薩夫迪（Josh Safdie）也承認，他要拍攝的是一部發生在馬蒂·朗斯曼自傳《金錢玩家：美國最偉大的乒乓球運動員兼騙子的自白》（The Money Player: The Confessions of America's Greatest Table Tennis Player and Hustler）所描繪的世界中的電影，一部關于“浪跡紐約，為錢打球的邊緣人”的電影。它來自馬蒂，但遠遠超出了他本人。

《至尊馬蒂》并非近年來唯一這么做的影片，早于它兩個月上映的《開麥了嗎？》（Is This Thing On?）同屬此類。這部電影講述了英國喜劇演員約翰·畢曉普（John Bishop）早期人生，聚焦于他在家庭和喜劇事業間的掙扎。但電影沒有用畢曉普的真實姓名，而是虛構了一名叫做亞歷克斯·諾瓦克(Alex Novak)的喜劇演員，他的妻子則叫苔絲·諾瓦克（Tess Novak）。

電影《至尊馬蒂》（圖源：豆瓣）

據《衛報》報道，《至尊馬蒂》代表的是好萊塢近來一種新的電影風潮：偽傳記片（Pseudo-Biopics）。這類電影雖然同樣取材自某些現實人物，但摻雜了大量想象和自我發揮，甚至完全重構了人物經歷，使其更加戲劇化、充滿時代張力。此類非主流傳記片的先驅，或許要追溯到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和羅伯特德尼羅（Robert De Niro）合作的《憤怒的公牛》（Raging Bull）。相比于復現傳主生平為目的的傳統傳記片，偽傳記片保留了更多的可能性——創作者采取新的創作策略，通過改變人物姓名、重新編排重要事件、甚至完全改變人物關系，放寬真實性對影片的限制，繼而解放了創作的自由。

執導了偽傳記喜劇電影《繪畫》(Paint)的導演布里特·麥克亞當斯（Brit McAdams）向《衛報》解釋說，有三個層面推動了偽傳記片的流行。最直觀的是日益復雜的版權計算。為了呈現一個真實的故事，必須保證其中涉及的人物和事物的權益都得到尊重和許可，為此付出的版權費用常常與影片制作費用同樣重要。而使用半真實的人物和背景設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這些糾紛，有效控制風險。

更重要的是，從產業角度看，電影拍攝風險很高，麥克亞當斯這樣形容電影的風險：“事實上，電影很難拍，你要找個劇本、要找明星、還需要幾百萬美元，但這世界上大多數電影都不會賺到錢。”人物傳記片作為一種高度成熟的類型片，已經形成了長期穩定的受眾群體，傳主的名譽和爭議天生吸引著觀眾們走入影院窺探其一生秘辛。這鼓勵著電影創作者不斷制造出遵照“嶄露頭角-遭遇挫折-取得成功”這一模板的傳記片。“基于一個大家都熟知的人物或世界觀，會讓事情變得容易一點。”

偽傳記片在敘事上也另有其吸引人的地方，它可以提供一種比真實更加真實的影像，借助歷史人物的文化影響力和符號意義吸引觀眾，但又無需負擔太多“還原歷史”的責任，相反，它可以更加發揮風格，展現歷史的風貌。這甚至是對敘事空間的拓展：偽傳記片如同一場游戲，觀眾對人物原型心照不宣，懷抱著將影片與現實對比的心態參與其中。這種建立在共謀上的微妙敘事快感讓觀眾樂享其中。麥克亞當斯以《風起云涌》（Primary Colors）和《穿普拉達的女王》（The Devil Wears Prada）舉例：“《風起云涌》并不是講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的，《穿普拉達的女王》也不是講安娜·溫圖爾（Anna Wintour）的，但影片的內容給了觀眾這方面暗示，讓觀眾覺得一開始自己就參與到這個玩笑當中。”

還有更多偽傳記片將于2026年上映。由Charli XCX飾演自己的《絢爛一刻》（The moment）以紀錄片形式拍攝了她在演藝圈的經歷，其中三分之一內容卻完全是虛構的拍攝。當Charli XCX扮演一個叫Charli XCX的女歌手時，影片便產生了元敘事的效果。另一部偽傳記片《王子病》（The Prince ）以美國前總統喬·拜登(Joe Biden)之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為原型，講述這位權力之子如何在金錢、權勢的漩渦中自甘墮落，放浪形骸。導演卡梅隆·凡·霍伊（Cameron Van Hoy）明確表示，電影受到亨特·拜登的經歷啟發，但不會有角色以此為名。這些消息也許并不意味著偽傳記片將會成為2026年的新風潮，但在可見的未來內，人物傳記片依舊會是好萊塢導演們熱衷的選項。因此可以期待，偽紀錄片會為對傳統紀錄片審美疲勞的觀眾們提供更新鮮的體驗。

電影《絢爛一刻》（圖源：豆瓣） 投稿信也要用AI？文學代理機構開始說不

據《書商》報道，多家文學代理機構正在其投稿指南中加入拒絕投稿者使用AI的要求。該要求不僅限于稿件本身，還涵蓋了表達投稿意向和說明的投稿信。

倫敦文學代理機構Greene & Heaton發布了一份說明，明確拒絕任何AI生成的文本，包括投稿信、大綱、計劃書乃至書稿本身，并認為AI生成會使得寫作變得平庸。RCW、Blake Friedmann等機構也都在投稿指南中明確表示不接受AI生成內容。Eve White Literary Agency相對溫和地將“鼓勵投稿者親自撰寫投稿信”補充到指南中，將之視為更好引起編輯興趣的方式。

使得這些代理機構修改條款的原因在于，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投稿者都開始使用AI來撰寫文本，哪怕只是一封介紹信。甚至一些投稿者采取了針對性策略：他們關注研究代理人們的偏好，然后在投稿信中讓AI投其所好，還會將自己的稿件與代理人們所欣賞或正在代理的作家進行比較以示討好。盡管如今的AI已經可以很好地模仿人類寫作，但對于在行業中工作多年，具有豐富經驗的機構編輯們來說，依然能從這些稿件中閱讀到某種詭異的不和諧。審閱時間足夠充分的話，他們還是可以辨別出AI生成的內容。

對此，Greene & Heaton的總經理安東尼陶平（Antony Topping）表示，最值得擔憂的是優秀作家被遮蔽，這些作家可能會變得不夠自信，轉而相信AI，從而錯失了成長的機會。幾乎所有編輯都認為，使用AI生成最大的問題是缺乏自我，盡管AI可以寫出一份足夠得體和安全的信件，卻無法讓人從中看到來稿者的個性，這完全悖逆于原創文學的追求。

Greene & Heaton投稿指南用加粗字體強調拒絕接受AI投稿（圖源：Greene & Heaton官網）

正當所謂的嚴肅文學或純文學出版行業在為AI內容憂慮的同時，更加商業化的大眾出版行業卻出現了積極擁抱AI的現象。據《韓國時報》報道，利用AI生成的圖書正在占據韓國實體書架和電子書平臺。許多僅一人或幾個人運營的小型出版公司興起，他們都依賴AI生成，并由此實現了成本極低的大規模圖書生產。一家名為Luminary Books的出版公司在AI幫助下，一年甚至可以出版9000種圖書。這家公司還利用法定送存制度（在韓國，出版圖書需要在出版三十天內向韓國國家圖書館和國會圖書館提交電子版和實體版復制件，出版商可以獲得相等的補償金）從韓國國家圖書館獲得大量資金支持。

問題不止于市場泛濫和法律風險，更在于對讀者信心的沖擊。這些AI圖書粗制濫造，時常出現語法錯誤，不符合時代的用語，插圖違背常識且過于詭異。許多出版商都擔心這會使得讀者流失，因而開始制訂規則以限制AI使用。例如以翻譯和非虛構作品為主的Communication Books已經制定出一份面向作者的指導方針。其中要求作者不得將AI生成的語句直接加入到作品中，必須為AI內容負全部責任，必須標明作品是否有AI參與寫作。韓國出版協會也開始著手起草人工智能出版倫理要則，但尚未完成。

并非所有從業者對AI寫作都持徹底否定態度，The Bright Agency的喬治亞·托奈-戈弗瑞（Georgia Tournay-Godfrey）雖然對AI濫用表示擔憂，但同時表現出理解：出版行業的內部規則和流程都過于封閉和僵化，AI生成的投稿信至少可以提供一種安全性——它也許不夠好，但不至于出錯。對于投稿者來說，最為擔心的就是編輯們還沒有看到稿件本身，就因為被投稿信的措辭或者介紹信息惹怒而拒絕他們。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不夠自信的投稿者，尤其是畫師，會利用AI來確保自己的寫作沒有問題。也有一些兒童文學的作者，愿意用AI為自己的作品提供插圖，畢竟尋求一名插畫師合作要付出更多成本。

盡管目前，這些文學代理機構的編輯們依然可以依靠自身經驗識別AI內容，但隨著技術的成熟，未來識別AI文本勢必會越發艱難。而編輯們還要面臨這樣一個問題：AI勢必會成為文學創作的對象，對于這樣一個可以“我口說我心”的新對象，難道還要依靠人類的揣度和想象來面對嗎？

無論如何，讓AI主導創作，尤其是那些強調獨創、個性與生命力的創作為時尚早。當下AI還停留在模仿、復制和依循的階段，依舊需要人類的創造性為其賦予可能，文學代理機構的禁令正是對這一時期的適應和自我保護。不過也許不久之后，AI真的可以以人類之外的主體姿態成為創作的一環。

參考資料：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26/feb/25/people-feel-like-theyre-in-on-the-joke-the-new-wave-of-pseudo-biopics

https://www.thebookseller.com/news/literary-agents-urge-writers-to-avoid-ai-as-they-see-change-in-nature-of-submissions

https://www.koreatimes.co.kr/lifestyle/books/20260226/1-year-1-publisher-9000-books-ai-generated-titles-flood-korean-shelves

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70568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6/feb/25/berlin-film-festival-managers-to-meet-for-talks-amid-gaza-rows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26/feb/15/berlin-film-festival-berlinale-arundhati-roy-politics-wim-wenders

https://variety.com/2026/film/news/wim-wenders-speaks-out-at-berlin-film-festival-awards-ceremony-1236669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