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和烈士遺孀忻玉英近況如何？改嫁小三歲丈夫，大女兒移居國外

1979年春天，寧波鄞縣東鄉的油菜正燦爛。51歲的忻玉英領著兩個已讀大學的女兒回鄉省親，她把一只裹著舊報紙的小木匣鄭重交給族人。匣里是王孝和犧牲時的血書和兩枚早已褪色的結婚戒指。這一幕，許多鄉親至今仍念念不忘，因為那份沉甸甸的“紀念”，隔著三十年動蕩，才重新回到故土。

時間撥回到1948年9月30日清晨。提籃橋監獄外霧色沉重，24歲的王孝和被押往刑場。槍聲響起，他倒下，留下那張“法庭上微笑”的照片——一個青年在生死面前的從容，很多老上海人一想到就心口發緊。

解放后，上海勞模大會第一次提到王孝和的名字。陳毅市長給出的評價簡短卻響亮：“為工人階級而生，也為工人階級而死。”在場的忻玉英抱著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兒，聽到這句話，眼淚刷地落下，卻沒發出一點聲音。

很多人好奇：她與王孝和只是包辦婚姻，感情是否深厚？事實上，兩人見面的第一天就“點火”了。王孝和帶著她逛大世界，吃遠東飯店的西餐。忻玉英后來回憶：“那天他問我‘信佛不？’我搖頭，他就笑，說‘好，咱倆志同道合。’”一句玩笑，讓她放下了鄉下姑娘的拘謹。

婚后的小日子清苦。每月五六萬元法幣的工資在飛漲的物價面前轉瞬蒸發。爐火邊的一口缸里常年泡著咸菜，孩子的奶粉全靠同事接濟。可只要王孝和回家，氣氛就變了。他會用生硬的英語逗女兒笑，也會和妻子分享“工人兄弟又勝了一仗”的喜訊。那份簡單的幸福，被突然闖入的國民黨特務打得粉碎。

1948年4月21日清晨，王孝和被捕。忻玉英并沒馬上慌亂。她抱著一歲的佩琴，守在門后足足一夜，天亮才哭——丈夫曾要求她冷靜，不能連累同志。可當探監那天，她看到丈夫遍體鱗傷還是差點暈厥。王孝和強撐著笑道：“別哭，鬧下去，他們更怕。”短短一句，把眼淚逼了回去。

審判前夕，地下黨勸他設法拖延。王孝和拒絕：“我多活一天，不如讓消息早傳出去。”事后大家明白，他是主動以死穩住工人隊伍。血書寫成時，他深夜咬破中指，三頁薄紙點點猩紅；寫給忻玉英的那封，他叮囑：“日后若遇好人，莫讓自己寂寞。”簡潔直白，毫無拖泥帶水。

上海解放后，工會、政府為烈士家屬安排了住房、工作。忻玉英白天在糧食局做會計，晚上去昌平路夜校補習。她不愿一直仰仗撫恤金，“人活著要有骨氣”，這是王孝和常掛嘴邊的話。日子慢慢安穩下來，可深夜，她常摸著丈夫的舊夾克發呆。

1953年，新鄰居陸祖蘭搬進同一層樓。這位小她三歲的木工家境清貧，有一股子熱心腸。樓道燈壞了，他二話不說爬梯子修；冬夜停水，他提著桶從樓下往上跑。久而久之，忻玉英卸下防備。一次掃雪，她腳下一滑，陸祖蘭一把扶住。那晚，屋里窗紙被北風吹得嘩啦啦響，兩人卻沒急著補，只靜靜坐著聽風。感情就這樣生根。

有人私下議論“烈士遺孀再嫁像話嗎”。忻玉英聽見后回屋翻出血書，輕聲說道：“這是他要我活下去的憑證，我守著也算兌現了承諾。”后來，組織主持了簡單婚禮，許多老工友送來一句話：“孝和泉下有知，也會安心。”

再婚后，生活煥然一新。陸祖蘭手巧，把舊木箱改成小提琴盒，捧到佩琴面前：“學音樂得有像樣的家伙。”這口琴盒陪伴大女兒走過上海音樂學院，后來跟隨她漂洋過海。九十年代，王佩琴定居澳大利亞，她在當地交響樂團任小提琴手，逢年過節總要寫信回家：那只木盒已劃痕累累，可音色依舊溫潤。

小女兒佩民則對檔案史志情有獨鐘。她說：“父親留下三封血書，我想讀懂那行字背后更多的故事。”大學畢業后，她進了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幾十年鉆進史料堆，把一個個塵封名字擦亮。2018年，她登上《朗讀者》，朗聲誦出父親“望你慎擇良人”的囑托，臺下不少觀眾紅了眼眶。

至于忻玉英，如今已是九旬老人。住在上海長寧的一棟紅磚老公寓里，窗邊擺著王孝和照片。她耳背了，卻仍能背出那封血書的全文。鄰家孩子來串門，總被她拉到跟前，摸著他們的頭說：“要記得，今天的燈是老工人用命換來的。”

不久前，她把晚年精力用在整理王孝和遺物。每翻一頁日記，都會貼上一張紙條注明時間、地點，生怕后人看不懂。她說，記憶就像河水，稍不留神就流走了，要抓緊。

2021年的清明節，上千名電力職工代表來到龍華烈士陵園。已步履蹣跚的忻玉英執意站著，全程沒倚拐杖。結束后，有記者問她對未來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她只是擺擺手：“我能多活一天，就多給孩子們講一天他的故事。”

王孝和犧牲時未及而立，卻留下了火一樣的青春；忻玉英苦撐半生，把兩個女兒撫養成人，也把丈夫的故事講給更多人聽。陸祖蘭默默伴在身側，不爭不搶，只在添茶遞水時輕聲提醒：“累了歇歇，別把自己累壞。”她笑答：“我還扛得住。”那笑容，和七十多年前的少女一樣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