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的一個凌晨,營區燈光早已熄滅,政治部辦公室卻仍飄著墨香。寒氣透窗,李干事搓了搓僵硬的手指,把厚厚一疊調研報告擺正——這份關于化油器廠“主人翁”活動的材料,他只用了一夜便寫完。兩天后,《河北日報》頭版刊登了全文,署名醒目。慌亂與興奮交織的瞬間,他的思緒被拉回到九年前的冬天,那場決定命運的應征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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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2月,縣武裝部門口排著長隊。19歲高中畢業生李某并不起眼,只因“會寫幾筆字”被老支書點名推薦。當時鄉里送了他一支英雄牌鋼筆,囑咐道:“進部隊,好好用筆,多長見識。”帶著這句話,他走進華北某軍區新兵連。新兵訓練第七天,指導員突然讓新兵寫一篇《開飯前的簡短動員》。李某硬著頭皮寫完并在食堂朗讀,掌聲像熱水一樣淋在身上,那一刻他第一次意識到:“筆桿子也能當武器。”
訓練結束,各連挑文書。文化程度相對突出的他被二連連長直接“搶”走,蠟紙刻寫訓練計劃、抄錄通報,日復一日。第一次撰寫“加強思想教育、激發練兵熱情”的經驗材料時,他費了一夜,結果被機關退回,說“空”。受挫感沉甸甸地壓在肩頭。連長安慰:“材料要踩著泥土寫。”于是他跟班操課、蹲點夜訓,把戰士腳底的塵土寫進文字,第二稿被上級通報表揚,自此小小“秀才”名聲傳遍營區。
寫作帶來的好處隨之而來。1976年,他被提拔為營部書記;1977年轉入滄州軍分區政治部當宣傳干事。辦公室的活兒繁雜:講話稿、工作簡報、戰備匯報,哪樣都離不開文字。他常自嘲:“白天端槍,晚上端筆。”為了跟上節奏,他訂閱《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在煤油燈下摘抄、批注,每月寫作量動輒上萬字。“爬格子”漸成本能,甚至能在列車顛簸里一口氣完成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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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那篇調研稿將他推向更大舞臺。翌年,他主持編寫《基層人武工作經驗匯編》,四十多萬字,準時交卷。這本書后來成為多地民兵政治教育的參考資料。有人問訣竅,他笑說:“把稿紙當訓練場,一筆一劃跟握槍一樣嚴謹。”這種近乎苛刻的態度,讓他在1990年升任政治宣傳科長時已成為遠近聞名的“快筆頭”。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成長并非文字一枝獨秀。為保持底氣,他每天拂曉打太極。2003年夏,滄州市一次重大接待任務中,他在操場為到訪首長演示陳式太極,沉穩的拳架引來陣陣叫好。有人感慨:“文武雙全,說的就是這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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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他被任命為滄縣人武部政委,時年42歲。上任第一天,他把多年來寫作與基層管理心得濃縮成四句詩:“爬格寫意昨日艱,今朝受命不畏難;但有用武方寸地,愿作老牛去拉纖。”這首小詩后來貼在辦公樓樓梯口,提醒自己也提醒部屬:文字絕不是虛飾,而是一種責任。在他任職的九年里,人武部年年獲評“先進”,原因很多,而“文件到連隊不過夜,簡報到鄉鎮不拖沓”這一條,被下級干部津津樂道——流暢的文字讓命令直達末端,減少了層層含糊。
2005年3月,他到齡退休。離開軍營那天,昔日戰友遞來簇新軍功章,他卻把目光投向隨身舊筆記本:封底磨得發亮,仍夾著當年大隊送的英雄牌鋼筆。有人半開玩笑:“政委,功夫練到家了,該歇歇吧。”他擺擺手,“路還長呢。”確實,他給自己列了兩件事:讀書、行走。先是走冀東平原,再到黃河岸頭,十里八村的太極晨練少不了,每到一處便寫下《村莊即景》《古城尋跡》之類短章,偶爾也給老部隊寄去散文,字里行間依舊透出當年連隊標志性的剛勁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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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三十一年軍旅,寫作像條暗線貫穿始終:從新兵連食堂里第一次朗讀的青澀稿,到省里推介的調研報告,再到人武部政委辦公室那條整夜亮著的燈,沒有一份職務是靠空降,每一次提拔都踩在一行行鉛字上。試想一下,如果當年放下筆改練五公里武裝越野,也許另一條路徑同樣精彩;但現實告訴人們,文字同樣能成為越野鞋,能把年輕士兵一步步帶進更廣闊的天地。
如今,老政委的書房里依舊掛著那句再普通不過的贈言——“用這支筆好好學習”。鋼筆墨跡已經發褐,可只要筆尖落在紙上,仍能聽見沙沙作響,那是軍旅歲月在說話,也是個人奮進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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