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延安楊家嶺，毛主席特意詢問成仿吾：你是搞教育還是搞政權？

1945年的初夏，延安黃土高原的風吹得人眼睛生疼。楊家嶺幾孔窯洞前，往來的干部步履匆匆，一場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要會議正在收尾。這一年，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剛剛閉幕，許多人的人生選擇，也在悄然進入一個“拐點”。

有意思的是，就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上，毛澤東在楊家嶺的一次閑談中，突然把話題拉到了成仿吾身上，問出了一句分量極重的話：“你是繼續搞教育，還是搞政權？”看似隨口一問，卻把一個人此后幾十年的道路，幾乎一下子定了下來。

成仿吾沒有猶豫，態度干脆：“我還是搞教育?！边@一問一答，簡單到只有十幾個字，卻把一個大知識分子、一位老革命，在國家命運與個人志業之間的取舍，交代得十分清楚。也正是從延安楊家嶺這次談話之后，成仿吾把主要精力牢牢系在“教育”二字上，逐步成長為新中國高等教育戰線上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說到這里，得把時間往前撥回到19世紀末，去看他這一生為什么會走到那一步。

成仿吾1897年8月出生在湖南新化，一個正經的書香門第。祖父做過清朝知府，父親是清末秀才，家里書多，規矩也多。按理說，這樣的出身，很容易走上傳統科舉、仕途那條老路。但時代已經變了，清王朝搖搖欲墜，讀書人越來越感到那條舊路走不通了。

他從小就表現出記憶力好、反應快，5歲就啟蒙讀書。遺憾的是，父母去世得早，家里支柱一下子沒了，這種變故對一個少年打擊不小。也正因為如此，他更早感到必須自己闖出一條路。13歲那年，他跟隨哥哥東渡日本，算是徹底離開了湖南山鄉，走向一個更大的世界。

去日本留學，在當時的青年學生中非常典型。成仿吾先在岡山第六高等學校二部學習，隨后考入東京帝國大學造兵科，本意很明確——學軍事工業，為“富國強兵”找出路。身邊的留學生里，有學醫的郭沫若，有學法的郁達夫，專業不同，興趣卻慢慢靠到一塊兒：對文學的熱情，開始在一幫青年人中間蔓延。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全國，留學生圈子自然也不平靜。成仿吾、郭沫若、郁達夫等人，不再滿足于書齋里做學問，而是開始以文學為武器，參與到新文化運動中。大約從1920年起，他陸續創作新詩，不久就在《學燈》等刊物上發表，這在當年已經算是“新文學陣營”的一員了。

1921年4月，他同郭沫若一起乘船回國，先在上海停留。郭沫若留下來籌劃后來名噪一時的“創造社”，成仿吾則回到湖南，在長沙一家兵工廠搞技術工作?？瓷先ィ瑑扇说牡缆窌簳r分了叉，但很快又在文學和革命的交匯處重新合攏。

不久之后，郭沫若再赴日本，與郁達夫、田漢等人商量，在東京成立創造社。當年7月，在郁達夫家里，一個新文學團體悄悄誕生。第二年5月1日，《創造季刊》在上海創刊，成仿吾的一組詩作被郭沫若結集為《海上吟》，刊登在創刊號上。這個細節，說明他在文學革命中的地位，并非陪襯，而是骨干之一。

隨后，他也來到上海，與郭沫若、郁達夫共同負責《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洪水》《創選月刊》等刊物。那些年，他既寫詩，也寫評論，通過文字參與當時激烈的思想斗爭。這一段經歷，為他后來從事教育工作打下了堅實的人文基礎。

1924年，成仿吾轉赴廣州，在廣東大學理學院任教授，同時在黃埔軍校擔任教官，又兼任黃埔兵器處代理處長。1925年，他加入中國國民黨。當時大革命形勢高漲，許多進步知識分子都在國共合作的大框架下尋找出路，他也不例外。

時間來到1927年3月，北伐戰爭正處在關鍵階段。黃埔方面委托他攜帶5萬元經費前往上海、日本，為北伐軍采購軍事和文化用品。5萬元在當時是很大一筆錢，而他在上海遇到的一個人，更讓這筆錢的用途多了一層意義。

一、在風雨中擇路：從文人到革命者

在上海，他碰到了中共黨員潘漢年。潘漢年開門見山，說上海黨組織經費極其緊張，希望他能從這5萬元里撥出一部分支持黨的工作。成仿吾沒有斤斤計較，痛快地答應了。這個舉動，說白了，是用實際行動表明立場：他不只是一個“關心時局”的文人，而是在向真正的革命者靠攏。

之后，他按原計劃前往日本，再轉赴蘇聯。這一段漂泊，看似繞遠，實則一步步把他帶向中國共產黨。1928年秋，他在蘇聯遇到張聞天，張聞天把他介紹到法國。同年，他在巴黎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政治選擇從此定型。

1928年至1931年間，他同謝唯俊、廖承志、章文等人一道，在法國和德國主辦黨的刊物《赤光》。這份刊物早在1924年由周恩來在旅法期間創辦，算是海外黨團體的重要輿論陣地。成仿吾在那里主要做編輯工作，責任重大，卻很少拋頭露面。

有意思的是，他在工作之外給人留下的印象，是“話少到近乎沉默”。后來廖承志講起一件小事，很能說明問題。有一天，成仿吾去找他，進門后一句話不說，廖承志也故意不先開口，兩人就這么面對面坐了一上午。直到快到中午，廖承志撐不住，說：“我去買點吃的吧?！背煞挛嶂换亓艘痪洌骸昂冒伞！边@一上午，他就說了這兩個字。沉默寡言，卻又極端謹慎、認真，這種性格特點，在地下工作環境里反而成了優點。

1931年8月，他奉命回到上海，參與社會科學家聯盟的工作，同時繼續推進革命文藝活動。緊接著，他被派往鄂豫皖蘇區，擔任省委宣傳部長、省政府文化委員會主席和紅安中心縣委書記，進入根據地一線。

這里的條件極其艱苦，卻正好讓他的教育熱情找到了落腳點。他在當地發動群眾，鞏固和發展列空師范學校和各鄉的列寧小學，又親自主持編寫、審定課本。自1931年以后，“辦學校、寫教材、育干部”逐漸成為他工作中的主線之一。與黨的教育事業之間的那條紐帶，就是在這一時期牢牢系上的。

1932年，張國燾率部西去，將僅有的幾部電臺帶走，鄂豫皖蘇區與中央失去電訊聯系，形勢頓時緊張起來。1933年10月，省委決定派成仿吾去上海，與黨中央恢復聯系并匯報蘇區情況。省委書記沈澤民病體支撐，在他的襯衣上寫下密信，讓他貼身帶出，這份信，分量可想而知。

那一路可謂九死一生。出發時，他正在“打擺子”，又冷又熱，走幾步就虛脫。敵軍封鎖嚴密，交通線幾乎被切斷。省委只好派出一個四百多人的武裝團，再加五十人的便衣隊，硬生生打出一條路來送他離開蘇區。前面打，后面走，成仿吾騎一截驢，跟一段隊伍，這樣打游擊似地走了整整一個月，才算闖出去。

最驚險的一次發生在一個破廟里。中午歇腳，大家疲憊不堪，警惕性稍一放松，國民黨軍隊就從三面悄悄摸上山坡，甚至已經逼近廟門，連崗哨都被悄無聲息地除掉。幸虧睡在廟門外的警衛員發現動靜，一把把他拉起來，扶上驢子，硬闖包圍。這一幕，如果稍有耽擱，后果不堪設想。

等他終于抵達武漢，再轉船去上海時，黨中央已經遷往瑞金，只能說一句“撲了個空”。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又一時找不到黨組織，他心里多少有些無奈。就在這段時間，他在報紙上看到國民黨媒體攻擊魯迅，說魯迅是“準共產黨”，這條消息讓他看到了一個可能的突破口——找魯迅幫忙。

經過內山完造牽線，他約魯迅在一家白俄開的咖啡館見面。那天，他推門進去時，魯迅、茅盾已經先到了。簡單寒暄后，他開門見山，希望魯迅幫他聯系黨組織，魯迅一口應承。第二天，果然有一位湖南籍同志找上門來與他接頭，組織關系的問題很快解決。魯迅和他過去在文壇上有過爭論，但在關乎革命大局的問題上，兩人沒有絲毫猶豫，這件事后來被傳為一段佳話。

黨中央兩電催促他在1934年1月10日前趕到瑞金，參加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途中輾轉，他在地下交通員護送下經廣東汕頭，于1月1日抵達瑞金。等換好衣服走進會場時，周恩來正在主持會議，見他進門，當場說：“鄂豫皖的代表趕到了，讓我們歡迎成仿吾同志?！边@一句，既是禮節，也是對他冒險完成任務的肯定。

二、長征路上淬火：落難書生與鋼鐵隊伍

長征前夕，組織上原本考慮讓他留在蘇區工作。李維漢專門征求他的意見，成仿吾給出的答案倒很干脆：“走慣了路，可以隨軍轉移?！币痪洹白邞T了路”，聽上去像是玩笑，其實背后是對黨、對革命堅定不移的跟隨態度。

真正走上長征路，他這個“大知識分子”確實吃了不少苦。生活自理能力差是實情。雨傘老夾在胳膊底下，不會像徐特立那樣做個布兜背在肩上。行軍時，他竟然找來一件算命先生的長褂，把書、鞋、碗、缸子、毛巾之類的一股腦全塞在里面，搭在右肩上。這樣一來，走起路來手臂甩不開，人也累得更厲害。

一路的草鞋磨穿了，在貴州打土豪時意外弄到一雙粗糙牛皮鞋，鞋底釘子大得像奶頭，倒是防滑又耐磨。這雙鞋幫了他不少忙，但也常?！皫偷姑Α薄Ｋ_小鞋大，只好用幾根稻草繩把鞋和腳背綁在一起，勉強跟得上隊伍。遇到雨天，爛泥地一深，鞋子就死死陷住，怎么也拔不出來，整個人被困在泥坑里，進退兩難。

有一次，部隊夜行軍，雨下得很大，隊伍拉得很長。走著走著，前面突然停了下來。連長趕緊往前一看，才發現前頭堵著的人不是別人，正是成仿吾，他又在和那雙牛皮鞋較勁。鞋子嵌進泥里拔不出來，他彎著腰在那里使勁折騰，后面的隊伍都被堵住，前面的部隊越走越遠，眼看就要掉隊。他無奈之下咬牙說了一句：“算了?！备纱喟研嵩谑掷?，赤腳在泥水里跌跌撞撞地往前追。這一幕，從外面看有點狼狽，卻也把他的倔強寫得很透。

更麻煩的是，他近視得厲害，夜色里幾乎看不清路。有一回夜行軍，他沒跟住前面的人，帶著后面的幾個同志拐上了一條叉路。走到一半，隱約看到前方有燈光，再細看，才發現那是一排國民黨碉堡，連敵人說話的聲音都能聽見。再往前一步，可能就是另一番結果了。他們趕緊掉頭撤回，拼命追趕大部隊。同行的幾個同志嚇出一身冷汗，一路上對他嘀嘀咕咕，其中有人半真半假地說：“成仿吾莫不是要帶我們去投國民黨吧？”話很重，但也反映了當時緊張的氣氛。

這件事后來傳到董必武那里。董老在會上鄭重說明：成仿吾政治立場一貫堅定，只是視力不好，確實走錯了路，他本人也很懊喪，大家沒有必要懷疑他的態度。這一番“公道話”，既平息了誤會，也讓人看到，在紅軍這種鋼鐵隊伍里，對知識分子并不是一味不信任，而是有分辨、有保護。

長征結束后，紅軍到達陜北，革命形勢進入新階段。到了延安，成仿吾開始接觸更系統的教育工作。他協助董必武恢復黨校，擔任中共中央黨校教務主任。在這種崗位上，他的老本行——教學與管理——開始真正發揮作用。

抗日戰爭爆發后，延安成為全國抗日力量和進步青年的向往之地。1937年，他調任陜北公學校長。陜北公學主要培養抗日干部，學生來源復雜，文化水平也參差不齊，既要講政治理論，又要講軍事常識，還要補基礎文化課，對一個負責人來說，確實不輕松。成仿吾在這里實踐了一整套適應戰爭環境的教育方式，把課堂和實踐結合，把理論講深講透，這些經驗，為后來的干部教育提供了珍貴樣本。

1939年7月，延安成立華北聯合大學，他被任命為校長。這所學校的任務更加明確——為華北抗日根據地培養大批急需的干部。也正是在這個崗位上，成仿吾的“教育家”形象開始清晰起來?？梢哉f，從延安到晉察冀，再到平津解放前后的華北大學，他始終圍繞一個核心：為革命輸送有理論水平、有實際能力的干部。

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成仿吾作為代表之一，住在楊家嶺。大會之后，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突然問出那句后來經常被人提起的問題：“你是繼續搞教育，還是搞政權？”這不是一般性的詢問，而是把他推到一個十字路口：是去地方上抓政權建設，還是繼續留在教育戰線。

據當時在場的人回憶，成仿吾答得十分干脆：“我還是搞教育?！泵珴蓶|聽后點了點頭。這一問一答，沒有過多渲染，卻透露出一層意味深長的信號：在戰爭將結束、政權將要走上歷史舞臺的關鍵時刻，黨內已經清楚地把一些老同志擺在“辦教育、育人才”的戰略位置上。

三、新中國課堂：一位“學宗”的后半生

1948年5月，在華北戰場形勢日益明朗的背景下，華北聯合大學與北方大學合并，在河北正定成立華北大學。成仿吾任副校長，校長是吳玉章。這所學校可說是解放區高級干部教育的“總匯”，許多后來在黨政軍各條戰線擔任重要職務的干部，都在這里接受過系統訓練。

新中國成立后，高等教育布局進入新的階段。中國人民大學成立時，吳玉章任校長，成仿吾為副校長，兩人搭班子，專門為新國家培養理論干部、政法干部和財經人才。不得不說，這樣的配置，把老一代革命知識分子的專業優勢，發揮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1953年之后，國家對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師范類院校和綜合性大學的角色進一步凸顯。成仿吾先后出任東北師范大學校長、山東大學校長。這兩個崗位，一個在東北，一個在華東，地域跨度不小，但任務高度一致——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建設新中國的大學。

東北師大當時肩頭擔子很重，要為新中國中小學培養大批師資，從教育學到各學科基礎，都得重新搭框架。成仿吾重視師范教育規律，強調政治素質和業務能力并重，把延安時期培養干部的經驗，轉化為適應和平時期教學的制度。到了山東大學，他又面對一所傳統底子較好、理工文史較為齊全的大學，考慮的重點則轉為如何在保留學術傳統基礎上，更好地服務國家建設需求。

從1953年到1966年，這十幾年里，他連續在幾所大學之間轉換崗位，角色卻始終如一，就是在不同區域為國家高教系統搭建骨架。時間拉長來看，可以發現一個不太起眼卻很重要的事實：從1931年算起，他在黨的教育戰線上，整整堅守了半個世紀。

1978年春，中國人民大學恢復建制。成仿吾再次出任校長、黨委書記，走上熟悉的校園。文化大革命那段曲折在這里不再展開，只看這一年就夠說明問題——在恢復正常秩序的關鍵階段，中央依然選擇讓他來主持這樣一所重要高校的工作，這本身就是一種信任。

在專業領域，他不只是“管學?！钡男姓撠熑?，更是有扎實學養的學者。成仿吾在文學理論、教育理論方面留下了不少著作，影響范圍跨越了幾個年代。由于長期從事干部教育，他在學界、教育界被普遍視為“一代學宗”，這種稱呼并不常見，用在他身上，也算貼切。

同時，他在學術團體中的職務數量之多，也可以反映出在各界心目中的分量。1980年代初，他兼任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名譽會長、德國史研究會名譽會長、北京國際共運史學會會長、魯迅研究學會顧問、郭沫若著作編委會委員等職?？瓷先ヂ殑辗倍啵鋵嵖梢詺w結為一點：在教育、翻譯、國際共運史、魯迅與新文學研究這些方向，他都是少數既經歷過風雨，又有系統研究的人。

1982年，他以85歲高齡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入大會主席團，并當選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這一年，他已經是黨內資歷很深的老同志了，從“創造社詩人”到“紅軍長征知識分子”，再到“新中國大學校長”，人生的幾個階段幾乎都與時代重大轉折點緊緊相扣。

1984年5月12日，成仿吾在北京病逝，享年87歲。他的一生，從1897年到1984年，跨越了清末、民國、抗戰、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與改革開放初期。單看履歷，會覺得豐富得近乎“擁擠”，但其中有一條線是始終貫穿的——教育。

回到1945年楊家嶺那次談話，毛澤東問他是搞教育還是搞政權，他選擇了前者。幾十年后再看，這個選擇并不是退一步，而是換一種方式站在國家建設的核心地帶。試想一下，如果沒有像他這樣一批從井岡山、鄂豫皖、長征路走過來的老教育家，新中國的大學體系、干部學校體系，很難在那么短的時間內搭建起來。

在很多人的記憶中，成仿吾沉默、寡言，不善應酬，甚至略顯“木訥”。但一路走來，從白俄咖啡館里請魯迅幫忙接頭，到爛泥地里提著牛皮鞋赤腳追上隊伍，再到長達數十年的大學建設與干部教育，性格里的那股倔勁、那份堅守，始終沒有改變。也正是這股勁，讓那個在日本讀造兵科、在巴黎辦《赤光》的年輕人，最終在課堂和校園里，把大半生都交給了“培育新人”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