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尸隊員回憶：南京城是人間煉獄，收尸的經歷讓我難忘一生

1985年初秋，秦淮河畔的梧桐葉剛剛轉黃，一位名叫徐志耕的史學研究者帶著厚厚的采訪提綱，敲開了年近八旬的徐金德家門。房間里暗淡的燈光下，老人緩緩吐出一句話：“那些年的景象，連做夢都能聞到味道。”一句簡單的開場，把人瞬間拉回到四十七年前的南京。

時針撥回1937年12月。日軍攻陷南京后不久，市郊雨花臺被臨時圈成掩埋區，電線桿上掛出的布告寫著“清理死尸，限三日完成”。南京城需要大量人手，臨時湊出的收尸隊就在這種催促聲里倉促成形。徐金德那時三十出頭，因為懂一點醫務常識，被推舉為隊長。

眼前的雨花臺，與其說是山丘，不如說是尸丘。工兵原本的操練場上，被硬生生刨出數個巨坑，每坑預定一千具。白天運尸車一車接一車，夜晚火把撐亮宛如鬼市。每十具尸體疊成一垛，蘆席草繩匆匆扎好后，被鐵鍬掩埋。不到半月，原先的綠地已被褐黑泥土覆蓋，凸起的土包像是無聲的哭喊。

城內情形更糟。挹江門、寶塔橋、下關碼頭，碎石路與斷壁殘垣間，到處橫七豎八地躺著遇難者。徐金德最怕去朝天宮河汊。那里水淺流緩，浮尸往往卡在石階，皮肉泡得發白，一勾就散。隊員們帶著特制鐵鉤，不敢徒手；即便如此，鉤尖一挑，斷臂碎腿時常滑落，污水和惡臭齊撲面門，很多年輕壯漢也會忍不住干嘔。

錢財是人性試金石。日本兵時常闖到現場翻撿戒指、銀元，見到隊員手腳快，便舉槍威嚇。一次，一名潰軍士兵的綁腿里藏著幾塊大洋，一名苦力眼見“發財”，剛彎腰就被同伴推倒，刀光閃過，尸體腿骨被硬生生砍斷。日軍哨兵聞聲趕來，舉槍便射，幾名搶錢者當場斃命。徐金德強忍顫抖，只低聲吩咐手下：“命比銀子貴。”從此，他那一組再無人敢動歪念。

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日本真言宗和尚幾乎全程尾隨收尸車。只要上車，他就端坐副駕，拍著巴掌大的法鼓，口中持續吟誦梵音。“普度、普度……”夜風里聽來陰冷。有人小聲嘀咕：“裝模作樣罷了。”徐金德卻明白，這名僧人是日軍放出的“通行令”。沒有他，車輛難保一路順暢。

天氣轉熱后，“腐爛”成了最棘手的敵人。城墻陰坡、池塘角落，五步一尸，十步一坑。密封的木箱、稻草席迅速告罄，后來只能把尸體裸裝車斗，薄土一蓋。口罩、樟腦丸都抵不過那股甜腥味。有人說自己天天做惡夢，被臭味生生憋醒。徐金德不敢多休息，惟恐稍慢一步，又是一條街瘴氣沸騰。

收尸三周后，統計本上已有五萬余筆記錄，墨跡被血水浸出一團黑斑。負責登記的周姓管事用放大鏡補寫缺漏，口中念念有詞，仿佛擔心這些無名者再一次失聲。到次月中旬，數字突破十萬。有人問：“隊長，真有這么多？”徐金德面無表情，只回答：“怕是還沒算上郊外。”隨行大學生偷偷在背后寫日記，用一句“尸橫遍野，連鬼都擠不下”概括見聞。

熱浪推高了疫病風險。幾位隊員因觸碰劃破手腳，染上敗血癥，捂被數日后撒手人寰。醫療物資奇缺，烈日曝曬下，棺木與藥棉都成奢談。收尸人也成了待收之尸，人們在深夜默默挖坑，用同樣的方法“十具一垛”，不敢耽擱。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逃過死神的徐金德在南京重回木匠的本行。可只要榔頭一敲木板，那聲響便像回蕩在雨花臺。鄰居搬新家找他修門，他下意識把木棍當成鐵鉤，怔在原地。有人拍他肩膀，他才回神：“對不住，我聞到味了。”其實那天并無異味，幻嗅纏了他一輩子。

時間來到1956年，南京市區大規模修路。推土機挖到中山東路一帶時，挖斗里翻出零散白骨，工人們放下鐵鍬站成一圈。那一年起，官方陸續在城東、城北找到了大大小小四十余處萬人坑。徐金德被請去協助辨認埋葬年代，他撫著灰土里的殘缺胸牌，低聲念出一個個數字，像在完成遲到的清點。

1985年的采訪中，學者徐志耕注意到，老人提到那些白骨時從不用“他們”，而是說“我們的人”。面對錄音機閃爍的紅燈，老人突然停頓，接著吐出一句：“千萬別讓后人忘了。”說罷，他把用舊的掛表遞過去，“那位日本和尚臨走時塞給我的，我一直留著，提醒自己別讓災難蒙塵。”

很多史料表明，南京陷落后，安全區與紅十字會曾多次交涉，但面對狂暴的侵略者，他們能做的不多。收尸隊最終堅持了七十多天，含山麓、河灣在內共掩埋遺體超過十五萬具。部分尸坑因山體滑坡裸露，成為今天研究慘案的直接證據。考古報告指出，集中埋葬點分布與徐金德記錄高度吻合，可見老人口述的可信度。

有意思的是，徐金德在晚年接受多次采訪，卻從不領任何“事跡補貼”。街坊勸他申請“特殊貢獻”待遇，他擺擺手：“我拿過就等于收了那幾塊大洋。”昔日對金錢的本能戒備，已融進血液。兒孫偶爾翻箱倒柜，見到那只生銹鐵鉤，都驚訝于它的分量，沉得嚇人。

城墻之下，如今泊滿畫舫，霓虹閃爍，與當年的焦土形成強烈反差。可若掀開熟睡的土地，歷史仍在那里沉默。學界對南京大屠殺的遇難者統計尚有分歧，但“至少三十萬”的基準線，已成共識。每一具白骨背后，都有一個家庭的支離破碎；而沒有徐金德這樣的無名英雄，那些破碎連名字也會失傳。

采訪錄音留存下來，時長六個多小時。磁帶“咔噠”轉動時，偶爾能聽到窗外蟬鳴，與老人的話語錯落。“我不怕下地獄，”他沙啞地說，“只怕忘了怎么回南京。”短短一句對話，讓采訪者沉默良久。帶子轉完的那一刻，房間依舊彌漫著一種難以散去的氣味——也許只是幻覺，卻足以讓人啞口。

徐志耕整理完采訪稿，曾走遍雨花臺舊址，尋找當年收尸土坑的痕跡。大部分早已平整，只剩一塊紀念石碑和常青松柏。但只要閉上眼，仿佛還能聽見遠處隱約的鼓點：咚，咚，咚——那是日本和尚故作慈悲的法鼓，也是南京城難以愈合的心跳。

史料工作者后來多次引用徐金德的筆記，稱其為“來自灰燼的清單”。里面沒有一句豪言，只有密密麻麻的數字和零碎注腳： “女，約二十，失右臂”“童，估七歲，衣破”。這些看似冰冷的記錄，卻為無數沉默者保留了最后的存在證據。正因如此，歷史才不至于在歲月塵埃里被人遺忘。

徐金德去世前，把寫滿黑字的賬簿交給了南京檔案館。一夜風雨，他把窗半掩，任秋風翻動那一頁頁泛黃紙張。有人說他是在與舊日對話，也有人說那是對亡魂的告別。無人確切得知，只知道燈下那雙老手，依舊緊握著當年拒絕沾污的錢袋——里面空空如也，卻沉甸甸壓在胸口。

歲月更迭，城市的鋼筋森林一路拔高。可在地層深處，那些被十具一垛地掩埋的無名者，依舊沉默地提醒：1937年冬天，南京確曾墜入煉獄；而在血火之后，是一段再難被抹去的共同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