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務和息烽集中營幸存者揭發周養浩：二十歲女大學生，被他禍害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清晨，寒霧剛剛散去，駐守在重慶歌樂山的解放軍警衛排打開白公館監所的大門，長槍錯落，腳步聲回蕩在灰磚走廊。墻角里蜷著的囚衣身影抬頭張望，昔日吆五喝六的軍統頭目此刻只能瑟縮。人群中，一個四十出頭、鼻梁掛著金絲眼鏡的人先被搜出兩根金條，他就是周養浩。

這個名字在西南不算陌生。三年前，他還是貴州息烽集中營的主任，軍統番號里的少將，口袋里整天揣著最新密碼本與商品行情表。特務和囚犯都叫他“活閻羅”，因為槍決令與采買單可以同時從他袖口掏出。

要追溯周的發跡，要從一九三八年戴笠在重慶成立西南特訓班說起。周養浩當學員時一度顯得安靜，然而考核射擊時三十米一槍爆燈泡，戴笠拍了拍他的肩膀：“用在刀口，前程大著呢。”四年后，息烽集中營擴建，戴笠與毛人鳳都點了他的名。

息烽集中營本是改造日偽戰俘的掩飾，實質為軍統西南情報、刑訊、走私三合一的巨大黑洞。周養浩一到任，先圈地蓋倉庫，再把貴陽、昆明、重慶按三角航線布置卡車。犯人里若有人會開車、會修無線電，就地“招聘”，每車再押兩名持槍特務。卡車掛著“軍用”標牌，里頭卻塞滿紙張、木炭、香煙，回程換成化妝品和洋酒。價值差價，一桶汽油能凈賺一兩黃金。周養浩每月只往南京匯一賬，其余悉數進私庫。

錢到手，他的目光盯向營區女囚。息烽山高路險，不容易調防，這給周提供了封閉空間。檔案顯示，一九四三年底關押的女犯超過一百二十名，其中地下黨、社會青年、被嫌棄的軍政官員眷屬混在一起。周在辦公桌后常把煙頭按滅，叫警衛低聲傳話：“送到單間，我訊問。”

湖北沙市那名二十歲女大學生，是抗戰后期從昆明轉學到重慶時被捕。她寫日記、讀外文，被指“嫌疑接觸中共”。周第一次見她，就讓勤務兵倒掉房內熱水，留下漫長夜審。第二天清晨，女孩披著獄衣，被迫在監舍外掃地。獄友說她眼角發紅卻咬牙無聲。數周后，周公開宣稱“她自愿做周夫人”，軍統內部文件甚至給她編了“特約譯電員”名目。毛人鳳的侄女——周的原配——趕到息烽鬧事，終被戴笠一紙調令堵回重慶，周養浩依舊我行我素。

殘酷并非止于侵犯。張露萍的故事最令人扼腕。這位延安魯藝出身的青年演員，一度利用演出掩護傳遞情報。周數次“個別談話”遭拒后，借口“破壞監規”將她與李任夫同時杖責。李任夫后來回憶：“禮堂內四面站滿荷槍警衛，他一聲令下，藤條雨點般落下。血跡順木板縫滲到地下，一股潮腥味散開。”張露萍隨后被鐐禁半月，只給鹽水飯。

一九四九年九月，蔣介石徹底丟掉西南。毛人鳳急令徐遠舉、沈醉、周養浩銷毀檔案、清理“要犯”。楊虎城將軍就在這張名單上。沈醉供述：“毛人鳳電令：‘不留活口’。周養浩負責執行。”楊被暗殺于重慶郊外，小兒子亦未能幸免。事后，周向上報功，領到兩條大黃魚做賞，也拿到去臺灣的船票。然而解放軍西進速度超出預計，白公館成了他的落腳點。

一九五零年五月，白公館改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西南公安部第二看守所。為了摸清真相，管理所讓戰犯“背靠背”寫材料。徐遠舉寫到第三頁就暗嘲周“少將的殼子配不上少將的修養”；周反擊，說徐“粗胚一塊”。互咬之余，周用西裝墊肩藏黃金兩兩，自以為天衣無縫，被值班員查獲后加戴械具。

同年八月，賀龍到白公館視察。墻外梧桐蟬聲聒噪，賀龍聽完受害者指認，抬眼望向身材消瘦的周：“以毒攻毒嘛，這人心比刀子還狠。”那天后，周夜夜失眠，因為桌上文件已寫明“擬判死刑”。他偷看卷宗被發現，怒砸沈醉板凳，弄得額頭見血。戰犯們竊竊私語：“周怕是真要上斷頭臺。”

出人意料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并未立即核準死刑。原因很現實：周的案情龐雜，涉及在押、失蹤、遇害者眾多，需逐一核對。就這樣，他在重慶、再到磁器口監獄、最后遠送北京功德林，一待就是十六年。期間大赦一九五九年、六一節減刑數次，他因態度惡劣都被排除。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最后一批特赦名單公示。在“完全認罪、改惡從善”欄里，周的名字后面寫著“保留意見”。但政策考慮，把他也放了。出獄前，所里干部做談話，他抿著嘴角只說一句：“我要去香港，然后回臺灣。”證件很快辦好，可臺“國防部”查清他的底細后拒絕接收，香港當局也搖頭。無奈之下，周漂去洛杉磯，投靠早年被他認作“義子”的商人，晚年沉迷酒精，八十年代末死于心梗，葬禮只來了三個親友。

周養浩的結局看似潦草，然而息烽幸存者的證詞至今仍保存在貴州省檔案館。紙頁泛黃，鋼筆字歪斜，卻把那些夜半腳鐐聲、刑房油燈味寫得歷歷在目。有人說，如果白公館那張死刑批準書當年落到他頭上，也許更合乎人心。罪與罰，如同濃霧里的鐘聲，總要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