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舉報貪污，羅瑞卿恨鐵不成鋼，他怒道：部長你不調查，就表態

建國初期，由于劉青山、張子善案可怕的貪腐行為，中央意識到有些干部意識出現松動，覺得自己“打天下”有功開始想要享受了，這是極其危險的信號。

為將這股風氣扼殺在萌芽中，“三反五反”運動隨即爆發，軍隊和地方上都受到影響。有很多不法之事在運動中被查處，令人拍手稱快。但也有些事情引起了一定的爭議。

比如軍隊中的華東空軍政委王集成、蘇北軍區司令員張震東、空3軍政委李中權、上海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員王智濤等就被當成“老虎”來打。而從軍隊轉業的老紅軍陳復生就更慘了，因被秘書舉報，最終判刑入獄。

在他的事情被捅到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處時，羅把他叫到身邊，恨鐵不成鋼地說：你怎么舊病復發呢？陳復生感覺非常冤枉，直接頂撞道：羅部長，你怎么也不調查一下，一個部長怎么可以隨便表態！

只是，后來的一系列事情撲朔迷離，最終陳復生被判刑5年、緩刑2年，黨籍還被開除。而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坐牢及被開除黨籍了。

一、保衛戰線的老紅軍

陳復生原名陳湖生，1911年出生于江西泰和，1929年參加紅軍。因為他為人機靈、做事細心，1931年被挑選進入紅三軍團保衛局偵察科科長。

他在敵情偵察、鋤奸反特這些方面干得很出色，得到了上級的信賴，1935年又調任紅5師特派員。這個“特派員”雖然不是軍政首長，但代表著上級的意志。

據陳復生在回憶錄《九死復生：一位百歲老紅軍的口述史》中所述，當時他出行都有一個警衛班，掌握著生殺大權，曾處決過潛伏在隊伍中的特務，以及一個想要臨陣脫逃的師參謀長。

在長征中，由于條件艱苦，開小差、意志動搖的情況越來越多，他們這些負責保衛工作的人權力變得更大。

并且在長征中，羅瑞卿調到紅三軍團擔任政治部主任，這位出身保衛戰線的高級干部，對陳復生格外看重。建國后陳復生從軍隊調到公安部，就是羅瑞卿點的名。

當然，這些都是后話。待抵達陜北，陳復生擔任過紅一方面軍保衛局偵察科科長、西北保衛局紅軍工作部部長。

由于他性子很直，工作中得罪了一些同志，中央紅軍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見此，出于關心就對他說：“你跟我一起去軍隊前線的保衛部工作吧，再這樣下去你遲早會捅婁子的。”陳復生就轉而調任為前方保衛部部長。

2年之后，西北保衛局重新改組，陳復生就回到新改組的陜甘寧保安處，擔任偵查部長職務，協助保安處處長周興偵破潛伏在陜甘寧邊區的一些重大敵特活動。

可是，他回到后方以后，真的如楊尚昆所說，捅下了大“婁子”。

二、抗戰坐了近7年牢

本文開頭有講過，羅瑞卿批評陳復生“舊病復發”，這個“舊病”指的是抗戰時期陳復生被法院判過刑，罪名是“販賣大煙，對抗領導”。但事情的經過究竟如何，就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說陳復生在抗大學習期間，保衛處的負責人以此維持運轉，擅自批準了特別費用，到三邊等地買煙土販賣。

等他回到保衛處，這種情況仍有發生，后來上級追查，認為他要負責任，但他不服，所以就被法院認定“販賣大煙，對抗領導”而判刑。另一種說法是他回憶錄所述，主要原因是得罪了康生。

陳復生說，1938年3月，陜北公學來了三名可疑的新學員，一男兩女。經過審問套出來對方的身份，兩個女的不是特別緊要，但男的叫張醒，是托派山西分委書記、晉軍高級軍官、特務。

麻煩的事在于，張醒供述時提及，時任中央社會部長的康生也曾加入過托派，并且跟張慕陶保持著聯系。這個消息太過勁爆，陳復生向上級匯報后，沒想到被泄露了，隨即那三人全部沒了音訊，他也遭到康生的報復。

1938年7月，康生來到保衛處，指責陳復生犯有三大錯誤：經常不服從上級，想要調離；在工作之余常有打麻將行為；販賣鴉片。然后硬是扣上“反革命、反黨”的帽子。

陳復生本就是火爆的性子，站起來給了對方一巴掌，還大罵：反革命？你說誰是反革命？這種做法結果可想而知，很快他就被逮捕。

一開始康生是想判處他死刑，不過陳復生在保衛處有很多熟人，當時的妻子薛玉蘭也在保衛處，借著探監的機會，他寫了三封信給原來的三位老首長彭德懷、滕代遠和羅瑞卿。

經老首長干預，死罪才被免去，但坐牢還是沒能逃過。按照延安的法規，有期徒刑最高刑期是5年，超過5年的就是死刑，所以康生將陳復生送到清涼高等法院寄押。

寄押的意思是，人還是保安的人，需要高等法院代為看押，但高等法院無權過問陳的案子。這樣就不受時間限制。

1944年6月4日，在陳被捕6年11個月之后，高等法院長雷經天同志終于找陳談話，陳基本上獲得了自由。

出獄以后，陳就在看守所幫助工作一年多。但危機并未解除，無奈之下，他只好想了一個辦法：向高等法院要求判刑！

因為判刑后他就不是保安處的人了，出獄后由邊區政府重新安排工作。在他的請求下，高等法院以“販賣大煙，對抗領導”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5年。因為他實際坐牢的時間早已超過了5年，這次判刑更像是“贖身”。

1945年6月，他拿著邊區政府的介紹信來到總政治部辦理回部隊的手續。同時將原本“陳湖生”的名字改為“陳復生”。

當然，這些都是他《九死復生：一位百歲老紅軍的口述史》里所述，具體如何不得而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確實背負了罪名，所以羅瑞卿才說他“舊病復發”。

三、被秘書舉報，態度存在問題

解放戰爭時期，陳復生被調到了前線，歷任保衛處偵查科長、察哈爾軍區供給部副政委等職。1949年10月，他接到了兩份調令，一是察北軍分區政委兼騎3師政委，另一是羅瑞卿點名他到公安部。

本來他更希望留在軍隊，但羅瑞卿當初對他有恩，如此青睞，不便拒絕。于是陳復生轉而擔任一局副局長，后任全國勞改處處長。前面說過，他性格是非常火爆的，秘書感覺受不了，就在“三反五反”時舉報他貪污。

很多時候，越是親近的人，造成的影響會越大。羅瑞卿就把陳復生叫到身邊批評，陳復生不服，頂撞了一句，隨后被關在機關的一間平房里隔離審查，要求寫交待材料。

此時如果他愿意服個軟，結局可能都不一樣，但陳復生認為自己貪污過，沒做錯，就每天吃了睡睡了吃，一個字沒寫。

結果就如陳復生自己所說：“我太糊涂了，判斷太錯誤了！這一盲目樂觀的態度給我帶來了“態度不老實”的罪名。于是對我的審查也升了級。”

這個案子持續了幾個月，最終在1952年7月16日，公安部臨時法庭宣布陳復生貪污了1700萬元（舊人民幣），判處五年徒刑緩刑兩年。

對此，陳復生的回憶是“會上的具體情景我已記不得了，倒不是因為年代久遠，而是當時就不清楚，我的腦子已成了一片空白。我只記得宣判時說我態度不老實”。

他承認自己在政策方面存在疏忽，有過多吃多占的現象，但最多也就是接受副處長用公款買的東西，絕沒有貪污這么大的數字。奈何他的說法沒起到作用，結局還是入獄。

1955年，陳復生重獲自由后，被定為行政18級。按照他解放前的職務，屬于師級，就是轉入地方，也應該是行政10級，這個影響太大了。

為了遠離紛擾，陳復生選擇去青海工作。一個老資格，在土地革命時期擔任過師特派員，解放戰爭時擔任軍區后勤部代政委等職，卻在自己的革命履歷中，兩次入獄，而且不是敵人監獄，也是令人唏噓。

至于他的事件到底如何，目前也已很難說清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