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侄兒周爾均深情回憶：我的七伯周恩來

作為20世紀有著重大國際影響的巨人，周恩來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一顆璀璨巨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面不朽旗幟”。“周恩來”這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永遠深深銘刻在中國人民及世界人民的心中。

周恩來的侄兒周爾均在《百年不了情：我與伯父周恩來相處的日子》一書中，生動真實地記敘了周恩來一些鮮為人知的人生側面和工作情景。本書還對周恩來家族史及其他有關史實進行了考證和梳理，大多未曾發表，彌足珍貴，豐富了對周恩來的研究。周恩來精神將凝聚照耀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歷史精神脈絡、不忘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和使命。

什么時候也不能忘記群眾

早在革命戰爭年代，七伯就說過：不怕戰爭失利，就怕戰爭失了民心。

1943 年，四十五歲的七伯寫下了《我的修養要則》，其中第六條寫道：“ 永遠不與群眾隔離，向群眾學習，并幫助他們。”

七伯同我的談話中，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 群眾” 這兩個字。他反復叮囑我：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關心群眾利益，要向群眾學習，要愛護各兄弟民族群眾，好事要先盡著群眾， 不能脫離群眾，等等。

七媽在我入黨時寫給我的親筆信中，突出地強調了：“你必須注意密切的聯系群眾，關心群眾，向群眾學習，從而你才能更好的為人民群眾服務。”

20 世紀60 年代初國家困難時期，有一回在西花廳，七媽送給我和在軍一個花生米罐頭，說給孩子解饞。正巧被進屋的七伯看到了。七伯說：“現在群眾生活困難，花生米罐頭不要給孩子，留下換外匯，改善老百姓生活。”七媽解釋：“這是出口蘇聯檢驗不合格給退回來的。”七伯這才點頭作罷。在西花廳，我倆不時陪七伯、七媽散步。有時，七伯不讓衛士跟隨，同我們一起出后門，走進北海橋邊人群中。安全起見，我倆有意遮擋一下，他不讓。七伯感到在群眾中很自在，很愉快。

七伯熱愛文藝，他時常自己到劇場看戲，對他來說，這既是工作，又是休息，還能置身群眾之中。每次，他都是自己花錢買票，從不給劇場或有關部門打招呼。他交代衛士，不要告訴劇場是他來看戲，位置要和觀眾挨著，不準特殊安排，并且要等演出開始、燈光熄滅后進場，結束前幾分鐘離開，以免妨礙他人。伯伯從來最喜歡同群眾一起，但又最不愿擾民，最反對張揚。

關愛和尊重少數民族

七伯關愛與尊重少數民族，不僅因為他是國家總理，是職責所在，更是出于他對各兄弟民族懷有熾熱的情感，也是他高尚的人格修養的自然流露。

我們看到，七伯在云南西雙版納潑水節上留下的鏡頭：他與傣族同胞互相追逐、嬉笑潑水，渾身上下都濕透了，笑得好開心啊！那是1961 年七伯在西雙版納的一次美好經歷。衛士長成元功回來后告訴我倆，七伯說他在那里“度過了最高興的一天”。他形容傣族的服裝“頭無頂，衣無領，鞋無幫，褲無襠，很有特色”，說在這方面“少數民族比漢族進步，穿得比我們好看”。七伯仔細了解了當地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況。聽說有些地區還很落后、少數民族群眾害怕漢族時，心情十分沉重，批評當地領導：“是我們的祖先把他們趕到了不毛之地，今天我們要替祖先贖罪。要在群眾中進行廣泛深入的教育，反對歷史遺留下來的大漢族主義，從人力物力和財力上，從政策的優惠上，扶持少數民族發展經濟、文化。如果少數民族的經濟和文化得不到發展，群眾生活得不到改善，就談不上真正的平等。”

七伯還認為，我國的少數民族服飾鮮艷，能歌善舞，他們居住的地方雖然多屬窮鄉僻壤，卻是沒有開發過的處女地，河川秀麗、天然渾成，是難得的旅游盛景。他囑咐擔任電視文藝導演的在軍，要把鏡頭對準少數民族地區，既要重視表現具有民族特色的音樂歌舞，也要重視介紹當地的風土人情和獨特風光。

廉潔自律，伙食標準要同群眾一樣

廉潔自律的七伯、七媽，在三年困難時期對自身要求格外嚴格。西花廳的基本食材就是白菜、豆角、豆腐等，其中不少是七媽的勞動成果。主食中增加了紅薯干，七伯說：河北上交公糧中紅薯干比例很大，調劑給各地一些，頂糧票用。

有一次，七伯從杭州開會回來，吃飯時見有南方的蔬菜，他把衛士長成元功叫來，問這道菜是從哪里來的。元功說：回京時市交際處送了筐蔬菜，他謝絕了，飛機起飛前才發現后艙裝了兩筐菜。交際處的同志向他解釋，這不是送給總理，是送給中央領導同志的，附有發票，到時候付錢就是了。元功不得不帶回上交給管理局，局里把菜分給各位首長，都收了錢，其中也有總理的一份，錢已照付了。七伯聽后十分生氣，嚴厲批評成元功“自作主張”。“付了錢也不行。”他責問元功，“這樣的菜北京老百姓能不能吃得到？”元功回答：“吃不到。”七伯說：“我能吃到，群眾吃不到，他們會怎么想？”“自己定的規矩自己不遵守，讓下面遵守，讓別人遵守，這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這和國民黨有什么區別？”那天，七伯放下筷子，飯也沒有吃。

這期間，七伯去外地出差，特地囑咐成元功向地方交代：伙食標準必須同群眾一樣，不準吃肉，不準吃蛋，不準吃油炸的東西，油炸的東西耗油。元功告訴我，伯伯冒著暑熱到上鋼一廠和三廠調研，穿著工作服，頭戴安全帽，在火熱的煉鋼爐旁同鋼鐵工人長時間交談；爬上吊車，同司機一起升空，親切詢問；到幼兒園、食堂問候老師、孩子們和炊事員，詳細了解生活情況，親自做筆記。廠里為他準備了晚餐，七伯沒去，自己到食堂要了副碗筷排隊買飯，工人們讓他先買，七伯笑著謝絕了。排到他跟前，花五分錢買了個白菜，二分錢買了個饅頭，一分錢買了碗湯，跟工人一起邊吃邊談，七伯吃得很開心。

對待金錢的態度

七伯同我們侄兒輩講家史時，不止一次地提到，當年我們的七祖母（七伯生母萬冬兒）為中彩票遭遇的種種煩惱，最終導致人財俱歿，九歲的他不得已苦苦操持破敗家務的辛酸過去。正因為如此，七伯在自己的生活中從來遠離金錢，他和七媽把工資交給衛士長管理，除生活必需的開支外，用于資助有困難的身邊工作人員和親屬，其余全部作為黨費上交。

成元功告訴我：“總理經常在各部門講話或作報告，有很多次是在報刊上發表的，但總理從來不讓收稿費。就有那么一次，好像是在一次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事后報社給寄來了一筆稿費，有位同志收下了，存進銀行。過了幾年以后，那位同志把錢交到了總理處，總理指示將款全部退回。可是已經過了好幾年，機構已經變動了，無處可退，大家為難了。還是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出了個主意，說，這樣吧，就作為咱們辦公室的文體活動經費，以后就用這筆錢買了一些文化用品和體育器材作為公用。”

七伯的衛士、后來任七媽警衛秘書的高振普，把他保存的最后一份工資單送給我們舉辦的“緬懷周總理珍品展”展出。他說：“周總理的工資每月人民幣400 元8 角，鄧大姐的工資每月347 元5 角。從1958 年到1976 年，兩人工資共16 萬多元。其中近5 萬元補助親屬和工作人員。鄧大姐說：這樣做，既解決了他們的實際困難，也給國家減輕了負擔。另外決定，多余部分，凡夠5000 元就交黨費。周總理1976 年去世時，兩人總共積蓄5100 元，所余積蓄都交了黨費。”

這就是七伯、七媽對待金錢的態度。

七伯在同我倆交談時笑著說：“陳毅同志把他寫的一首《七古·手莫伸》送給我，讓我提意見。這首詩的前幾句給我印象深刻：‘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黨和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寫得好！”

圣潔的愛情，世人的楷模

七伯、七媽既是做人的楷模，也是戀愛和婚姻的典范。抗戰期間，他們在“紅巖”南方局青年夫婦的婚禮上，多次應大家要求，介紹他倆恩愛夫妻多年的寶貴經驗，作為贈送新婚夫婦的禮物。談話內容最終歸納成“八互”：“互愛、互敬、互勉、互慰、互讓、互諒、互助、互學”。這“八互”，是事關戀愛和婚姻大事的一份珍貴教材。在這方面，七媽為我們做出了最好的榜樣。

長征過草地時，七伯患了重病，隨休養連行動、身在遠處的七媽，急忙趕來照顧，途中陷入了沼澤，半個身子埋在泥里，幸好被后面來人救出。她精心照顧昏迷中的伯伯，把他身著背心里的虱子一個個揀出來，一共擠死了一百七十多個虱子，雙手指甲都被染紅了。伯伯醒來才發現七媽在身旁，一下子安心多了，病也慢慢好了。

七媽與七伯情深意篤，愛意深沉。回想1946 年在上海他倆到東照里住處看我，從汽車里下來，走過一條長長的弄堂，兩人手牽著手，一個英俊瀟灑，一個清秀端莊，引起過往人們注目。我心里暗暗驕傲，七伯、七媽就像是一對神仙伴侶。

在西花廳，有次七媽當著七伯的面對我倆說：“你伯伯每天要工作到凌晨。我身體不好，只能按正常時間作息。常常我起床時，你伯伯剛要休息。匆匆見上一面，說上三兩句話，互相間也是一種安慰。”七伯回應說：“是啊！你七媽體弱多病，為了照顧我的習慣，常常影響她休息。”他倆說話時充滿了愛意，洋溢著幸福的感受。何謙秘書還告訴我，在重慶曾家巖，七伯和七媽住在幾平方米的閣樓里，七伯外出工作回來得晚，怕吵醒七媽，每次上樓前都要把皮鞋脫下拎在手里，光著腳走進房間。在西花廳還是這樣，七伯從正門進臥室要經過七媽住的房間，他晚間辦完公事回房，都從后門繞著走，久而久之，這條路被大家稱為“周恩來小道”。

不過我回憶，我倆在西花廳就餐一般是在午間，七伯、七媽大多同時在座。想來，他倆一定主動調整自身的作息時間，爭取兩人既能在一起，又能與晚輩一道吃頓飯。這也可以看出，他倆心心相印，難舍難離。

七伯和七媽之間的愛情，有如他倆喜愛的西花廳年年盛開的海棠花，歲月輪回，依然美得讓人落淚。在這世界上，沒有比他倆信仰更堅定的生命的種籽，也沒有比他倆的深愛更強大的力量。

為崇高誓言奉獻全部心血與生命

我曾經有一個疑問：根據現有資料，七伯在1972 年5 月就已經發現尿里有癌細胞，1973 年3 月檢查確認為膀胱癌，1974 年6 月做了第一次膀胱部分切除手術。也就是說，從發現癌細胞、確認膀胱癌到進行第一次手術，歷經了兩年時間。為什么手術做得這樣晚呢？

帶著這個問題，1997 年，我向曾擔任七伯保健工作的卞志強大夫請教，他的回答是：“小平同志告訴我們：‘請求了，保守治療。’這時我們都哭了。”

實際情況是不是這樣，我不清楚。當時也可能還有許多復雜的因素招致最終不治的后果。他在病重時說：“既然把我推上了歷史舞臺，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七伯用他全部心血與生命，實踐了自己的崇高誓言。

七伯逝世后我才得知，他在一年半的時間里做了大小13 次手術，幾乎平均40 天就要動一次手術。在這期間，他除了批閱、處理文件，還同他人談話216 次，會見外賓63 批，在醫院召開會議20 次，出院開會20次，外出看望或找人談話7 次。他仿佛是一臺為人民工作永不停歇的“永動機”。

但是，世界上并沒有“永動機”。七伯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所面臨的痛苦是常人無法想象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總理叫我進去，說實在太痛了，我能不能哼一哼。聽到這里，我的眼淚都掉出來了。我說，總理，你想怎么樣就怎么樣。說完了，他還是沒哼哼。”用堅強意志對抗病魔的伯伯，最終把自己的體重耗到了只剩下30.5 公斤。

這就是我們在最終告別時見到的七伯！

火化時，八寶山的工人不肯按電鈕，還是七媽勸說后，焚化工才用顫抖的手，把此刻已變得有千鈞重的電鈕按了下去……

十里長街送總理，實際上這條路長達三十多里，百萬民眾自發地涌上街頭，簇擁在長安街兩側，哭別總理。車隊行進到北京飯店門口時，有幾位外國友人跳著腳哭泣。到了鬧市口，多位老人截車要求不要火化總理。鄧樸方同志告訴我，他同301 醫院的病友專門備了酒，冒著寒風到醫院門口灑地酹祭，哭別總理。

這是中國人民用自己的心和淚，在中國現代史上寫下的最動人心弦的故事。

文章來源：“黨史博采”公眾號

作者：周爾均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