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議和游行中理解伊朗

西北大學區域國別學院碩士研究生 陳冠廷

城市也是座舞臺，歲末年初的德黑蘭上演著兩出不同的劇目，一種是碎片化的反政府抗議，另一種則是由國家主導的市民游行。前者是2025年12月28日由經濟問題引起的，隨后演變為反政府的政治抗議；后者則是2026年1月3日紀念伊斯蘭革命衛隊圣城旅前指揮官蘇萊曼尼的游行與1月12日針對近況的反美反以大型集會。演劇的目的自然是各劇組為自己吸引更多的觀眾。當同一個國家的人民在街頭表達著相反的政治訴求，抗議與愛國游行被折疊進了德黑蘭，這是我們理解伊朗現狀的窗戶，我們也能從此感受伊朗社會的深層脈動。

一、我所看到的反政府示威活動

2025年12月28日，厄爾布爾士山上的積雪在陽光下閃爍白光。山下的德黑蘭因里亞爾匯率斷崖式下跌，基本生活用品價格上漲等經濟問題首先爆發了抗議。零星抗議逐步在伊朗全國蔓延。然而，我所居住的德黑蘭中西部街區卻是平靜的，超市照常營業，商鋪的老板依舊樂呵地同街坊閑聊，我和他們聊高興的時候還送來一杯剛沖泡好的咖啡，仿佛那些社交媒體上流傳的抗議視頻只專屬于網絡的空間。

2026年1月3日，局勢一度呈現“可控”的跡象。當天匯率小幅回升，我走訪了德黑蘭大巴扎和電子城。當我走進如迷宮般的大巴扎時，迎接我的是關閉的商鋪和空蕩的通道。只有巴扎外的部分店鋪營業。電子城同樣是部分店鋪暫停營業。在那些開著的店面里，老板擺弄著小米、三星的電子產品，我沒看見有顧客提著購物袋出來。當天我在這兩處地方并沒有見到抗議活動，但抗議爆發后的氣氛總歸是和以往不同的。

1月3日，電子城一條街的部分店鋪正常營業（本人拍攝）

大的變化發生在1月7日。長居美國的前王儲巴列維通過衛星電視和社交媒體號召伊朗人在雙休日的8、9日發起“總動員”。于是在8日的傍晚，我第一次在我居住的街區看到示威者，一支五十余人，沒有統一標識，沒有明確口號，男女混雜的隊伍，仿佛臨時拼湊的劇組。隨后，街區十字路口的垃圾桶被點燃，橙紅色的火焰在夜色中格外刺眼，周圍的人群向火光聚集。

火焰映照的多是中青年的面孔，他們基本都面覆口罩，身穿深色衣服。但我能感覺到女性略多于男性，其中不少戴著頭巾。我有些好奇，即使在反政府抗議中，這些女性仍保持著宗教習慣。周圍住宅樓上傳出對巴列維的支持聲，也以女性聲音為主，尖銳而激動。現場有多處小范圍燃燒，伴隨類似鞭炮的聲響，人們高呼口號。約半小時后，人群退潮，只留下仍在燃燒的垃圾桶。而警察在整個過程中都未出現。

第二天晚上，我繼續觀察這個十字路口。這次的人群更加松散，先是約五十人聚集、拍手、呼喊口號，然后轉移。十幾分鐘后，另一批人再次聚集，嘗試點燃垃圾桶，數次失敗后終于成功，他們圍著火焰呼喊，再散去。兩批人群錯峰出現，如同被切斷信號的手機，無法形成真正的連接，示威者無組織性的表現更加明顯。當晚還有一個現象令我印象深刻，當有人試圖點燃垃圾桶時，路過的普通市民繞道而行，沒有人加入，也沒有人阻止，仿佛已熟視無睹。

那幾天，互聯網時斷時續。1月8日晚上，斷網正式開始后，手機信號降至最低，Wi-Fi徹底失效，社交媒體無法刷新。德黑蘭一夜之間退回前互聯網時代，人們重新流行口口相傳和電話的老辦法。沒有網絡的日子里，我的生活從焦慮逐漸沉下來，這是難得的真正地與自己獨處的時間。電視新聞成為主要信息來源。官方電視臺反復播放克爾曼沙地區的“武裝沖突”，畫面中燃燒的警車、受傷的警察、被破壞的清真寺，配以嚴肅的旁白，“恐怖分子利用民眾合法抗議，實施暴力破壞。”手機收到群發短信，提醒家長“照看好家中長者與孩子”。官方將街頭抗議定性為“恐怖分子的暴力威脅”，試圖切斷合法經濟訴求與反政府政治訴求之間的關聯。但生活仍在繼續，抗議期間水電從未中斷，環衛工人轉為凌晨作業，街道和被燒毀的垃圾桶第二天恢復原樣，仿佛一切都未發生。

1月9日，新聞播報示威者焚毀汽車（本人拍攝）

這種國家的“隱形”在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伊朗官方采取的措施猶如滅火中的窒息法和隔絕法，隔絕了燃燒物與空氣、可燃物的接觸。國家沒有直接對抗街區的抗議者，沒有派出大量警察鎮壓，卻通過斷網切斷抗議者的協調能力，通過輿論引導重塑敘事，通過維持基本生活秩序，既避免高壓鎮壓可能引發的反彈，也不放任事態升級為系統性危機。我想伊朗官方的措施起到了他們所期望的效果，事實上，抗議在上述措施的管制下也較快地平息了。

二、我所看到的愛國大游行

1月11日，在德黑蘭的人們應該都收到發送人名為“IRAN”的短信，它告知民眾可在12日下午去德黑蘭廣場參加反對“美國與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二者所鼓動的“破壞分子”的愛國大游行。此時，伊朗國內通信部分恢復，一些像網約車這樣的軟件可以正常使用了。經過一夜思考，我決定前往現場觀察。

通知德黑蘭民眾參加愛國大游行的群發短信（本人拍攝）

路途中，我看見街區的清真寺附近已有民眾守序聚集，快速路上的情況也與平日沒有差別。下午一時許，革命廣場及周邊已遍布等待的民眾，同時仍有很多人從四面八方前來。參與者涵蓋男女老少，輪椅、嬰兒車亦隨處可見。現場是一片旗幟招展、人山人海的景象，與官方試圖傳達的“政權仍具合法性與群眾基礎”的敘事吻合。

我從Laleh公園一側進入，沿途可見路障、警車與三三兩兩的安保人員，現場警力呈多點、多層部署。持槍的警察也比較松弛，甚至主動用英語向我問好。當我詢問能否拍照時，他們與警長短暫溝通后，給出了禮貌的否定答案。但我步入革命大街后再次詢問普通民眾，得到的回應卻是熱情的歡迎，他們希望我能向外界傳遞與伊朗相關的積極信息。

活動現場呈現出高度成熟和制度化的動員體系。民眾手持官方與自制的海報，最高領袖霍梅尼與哈梅內伊、圣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的面孔反復出現。烈士紀念是伊朗活動極為常見的主題，逝者甚至比生者更能團結民心。用波斯語和英語雙語書寫的“美國去死”“以色列去死”是最常見的標語。一個身著囚服、戴手銬的內塔尼亞胡人偶在人群中穿行，表情滑稽如小丑，引來陣陣譏笑與嘲罵。

集會持續約四十分鐘。議長卡里巴夫出現在臨時搭建的主席臺上，就近期國內抗議發表講話，宗教學者誦讀經文，聲音通過擴音器傳遍廣場。隨后，民眾則高聲譴責美國與以色列的霸權行為，并齊唱國歌和一首類似《歌唱祖國》在我國地位的歌曲，旋律簡單激昂。整體而言，紀念敘事與反美、反以敘事高度融合，宗教網絡、基層組織與國家機器之間的密切關系尤為突出，將在場所有人緊緊包裹。

配套設施同樣完備，呈現出一種“去中心化”的組織特征。多個捐款點分布各處，現場既設有透明的捐款箱，也備有POS機供刷卡。我在此駐足了一會，看到捐款的民眾人數不少，捐款人有衣著光鮮者，也有身穿老舊衣服的人。捐款箱肉眼可見地充實起來，箱內的里亞爾紙幣從十萬到目前最大面額的兩百萬不等。書報攤免費發放海報等宣傳物，茶水點心攤提供熱茶和餅干蛋糕。急救車和急救巴士停在路邊，直升機盤旋在城市上空，我不知道后者的用途是航拍還是巡邏，但它確實為這場集會增添了某種國家儀式的莊嚴感。

集會結束后，人潮自東向西從革命廣場走向自由塔。這座建于1971年的白色建筑，是德黑蘭的標志，也是歷次游行的終點。我經過德黑蘭大學南門時，看見兩輛在本輪抗議中被焚毀的汽車被擺放在路旁，黢黑的車架扭曲變形，成為這場游行的組成部分。有人駐足觀看，有人拍照，有人指指點點。

革命大街上，美國國旗在人群中被焚燒，記者在路中央采訪，鏡頭后的中年人舉著在示威中不幸去世女童的照片悲泣，路過的青年對著鏡頭高喊，“美國去死！以色列去死！”即便我是外國人，我能得到的信息十分清晰，伊朗官方仍能在關鍵節點實現較大規模組織動員，短期內的失控風險是較低的。

在目前伊朗內外交困的背景下，兩類政治行動在時空上的并存，揭示了當下伊朗政治運行的特征。一方面，伊朗政府無法忽視諸如經濟惡化等結構性問題，因此不會拒絕和平抗議作為社會壓力閥的存在。正如領袖哈梅內伊、現任總統佩澤希齊揚、曾任總統的哈塔米等人所言，和平抗議是合法的，但不能被外部勢力利用，也不能向破壞正常秩序的暴力化演變。另一方面，國家仍有一套有效的制度化動員體系，用于關鍵時刻的合法性展示、民心凝結。正像我所經歷的，反政府抗議被削弱到難以形成系統的整合，而官方的動員則在證明政權尚未失去合法性。

三、我的一點思考

經歷這次愛國游行后，我并不傾向于將這類活動理解為官方對民眾的洗腦，而是認為它們是伊朗國家與社會在長期歷史與現實條件中共同塑造的一種政治行為模式，是符合伊朗民眾所需的。形成邏輯上看，游行是伊朗的一種“軟性治理”模式。相較高強度、直接的政治管制，該模式通過習慣、宗教等機制實現協調，為政治與行政系統減負，也相應減少了由強制所引發、加劇的矛盾與沖突。這么看，游行應有事半功倍的作用。從口號、符號與主題來看，游行所呈現出的還有極強的反霸權色彩。這種情緒與伊朗近代以來在西方長期介入地區事務背景下形成的獨立、自主與平等訴求契合。從這一意義上說，這類游行超越了對國內政治的回應，具有全球南方國家在當下國際秩序中謀求主體性的一面。

從實際效果看，與斷網在短期內切斷抗議者協調能力的作用類似，這場游行同樣在客觀上起到了促成本輪抗議于一個月內平復的作用。對內，游行通過高度可見的集體參與實現了民心凝聚，國家可以在公共空間中直接接觸社會成員。除議長、總統、外長出現在集會現場外，我還親眼看到司法總監埃杰伊參與其中。回途中，我注意到一位在人群中緩慢前行的老者，我看著很眼熟，但當時沒能及時想起名字，隨后在旁的朋友向我介紹到這是阿亞圖拉。他身材并不高，安保配置相對簡單，周圍的民眾簇擁著、歡呼著，而離我最近時不過五米左右，但我被擠著向前走，未能停留更久。許多民眾是全家出動，也有年輕父母帶著孩子一同參與，激活了家庭的社會功能。對外而言，伊朗政府向外界展示了其仍具備相當程度的社會組織能力與制度動員資源。

當然，這類愛國游行也有一些問題需要我們思考。其一，此類動員的效力能否持續、能維持的時間仍有待觀察，如果效力不再，又會出現怎樣的替代品；其二，它可能擴大了參與者與未參與者之間的隔閡；其三，在目前的輿論環境中，這類活動易被外部媒體貼上“迷信”“洗腦”或“極權”的標簽。事實上，我也注意到部分西方媒體將此次游行描述為強制參與的結果，但至少就我個人的在場經驗而言，我并未感受到所謂強制的存在。愛國游行的復雜性在于它既是現實的政治工具，也是深植于歷史記憶、社會結構與集體情感中的公共實踐。經歷、理解這一活動，或許比簡單的價值判斷更有助于把握當下的伊朗社會。

在革命廣場上與一對伊朗夫婦的交流，對我產生更深刻的啟發。透過他們的生活經驗與政治認知，我們無法套用“宗教”與“現代”的二分法來分析、理解伊朗人的生活實踐與政治立場。正如約翰·埃斯波西托所指出的，將伊斯蘭主義簡化為停滯的“原教旨主義”，往往忽視了現實的社會復雜性與適應性。這對夫婦應屬于伊斯蘭主義者，許多伊斯蘭主義者和他們一樣接受現代高等教育，懂得專業知識，并積極參與國家與社會事務。對他們而言，宗教不能與伊朗切割，宗教是他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可以解釋現實的思維框架與改變現實的先導理論。這種理解并不與馬克思的經典論斷相悖，宗教既是現實苦難的反映，也是對這種苦難的抗議。在經濟困境與外部壓力疊加的伊朗，宗教、民族與國家的融合敘事一直是自伊斯蘭革命以來維持國家制度認同的重要資源。宗教是伊朗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其構成一套龐大而穩定的社會機制，形成道德規范，指導個體行為。

理解當下伊朗，必須回到一個常被忽視卻至關重要的前提，人并非抽象、機械的，而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常表現為有主體性的行動者。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這一觀點表明歷史發展的客觀條件對人類活動的制約。人們在創造歷史時，必須面對歷史遺留下來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條件，這些條件既限制了他們的選擇，也為他們的行動提供了基礎。左右人類行為的，并不只是即時的物質利益或外在強制，更有人們所接受并內化的一整套既成文化、價值觀念以及在此基礎上展開的能動創造。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社會矛盾的躁動同知識、觀念的生產、分配產生關聯。

由于知識與觀念無法通過遺傳而繼承，每一代人都只能重新習得維續社會運行的內容。對任何社會而言，保證制度再生產都是任何社會治理都無法回避的難題，即一種具體的社會制度，是否能夠在代際更替中持續獲得認同并延續其合法性。游行中那些年輕的面孔，那些帶著孩子的父母，那些推著嬰兒車的中年人，那些在人群中緩慢前行的老者。他們都是這個問題的答案的一部分，也構成了問題本身。制度能否實現再生產，既受既有支持者的忠誠影響，更關鍵在于新生代是否認同。制度再生產最重要的機制是社會教育。像我所近距離觀察的愛國大游行等公共儀式也是長期、系統的社會教育途徑之一，使制度認同得以在日常生活中不斷被灌輸與確認。

當今時代，網絡社交軟件與自媒體的發達導致年輕一代面臨著更多元的價值吸引，少數人的觀點更容易被傳播，多數人的想法更可能被算法遮蔽，少數人的權力相對上升，因此政治制度需要在該事實下調整。目前伊朗存在的一個結構性問題是年輕一代的價值取向正在發生變化。在消費主義與全球文化的強烈吸引下，部分年輕人對制度基礎表現出冷漠甚至疏離。被視為共和國傳統穩定器的巴扎商人與鄉鎮居民，在本輪抗議中出現了較大強度的對抗表現。即便他們的觀念仍不足以形成對官方意識形態的替換，但國內已經存在與后者高度沖突的矛盾。當前伊朗正承受近年來最沉重的內外壓力：內部認同的分化與外部環境的敵對相互疊加，極大壓縮了其制度調整與治理的空間。伊朗民眾仍應完善其發展之路、治理之道，實現“求治”與“求變”的平衡。

1月12日傍晚，游行結束，自由塔在暮色中靜立，而人群逐漸散去。回程路上，我在地鐵里想究竟哪一批人才能真正代表這個古老的國家。抗議表達的是對現狀的不滿，游行展示的是對制度的認同，兩者共存于同一時空，都部分地組成了真實的伊朗。他們互不理解，甚至對立，但他們都在這國家生活，都在這片土地上尋找自己的出路。或許只有同時看見兩者，才能真正理解這個復雜的國家。

在德黑蘭的街頭，我深刻體會到到理解現實的復雜性是理解世界的第一步。

來源公眾號：西北大學伊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