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愿公平不缺席，有理行天下

本文作者：彭吉岳

“判決書里把我有罪的細節寫得明明白白，我的辯解和律師提交的有利證據、律師的辯護意見卻一筆帶過。”刑事案件被告人的這一常見困惑，直指裁判文書說理環節的關鍵問題。裁判文書作為司法公正的最終載體，其說理的全面性、充分性直接決定司法公正能否被感知、被認同。部分文書對控方證據詳盡闡釋，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與辯解卻模糊帶過、不予置評，本質是有罪推定思維的延伸，更是文書說理失范的體現。司法的生命力在于說理，裁判文書唯有做到全面回應、充分講理，既說清定罪的依據，也講明對辯方意見的采納與否定理由，才能讓當事人服判息訴，讓公眾認可司法公正，真正實現“讓有理者走遍天下”。

一、裁判文書說理失范：司法全流程信息失衡的癥結

我國《刑事訴訟法》確立的無罪推定原則，要求司法機關全流程全面關注當事人有利與不利信息，而這一原則的落地，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的說理之中。

實踐中，裁判文書說理的失范集中表現為雙重標準：對控方提交的有罪證據，逐一羅列、詳細解讀，甚至對證據的證明力、關聯性作出充分闡釋；對被告人的合理辯解、辯護律師提交的無罪或罪輕證據、專業的辯護意見，卻要么輕描淡寫、一語帶過，要么完全不予置評、視而不見，既不說明采納與否的理由，也不回應辯方的核心爭議點。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日報》曾明確指出，判決書對辯護人依法履職提出的辯護意見、證據情況不作任何表述和評價，是重大缺失，未能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更可能影響公正審判。這種“只說有罪理，不講無罪由”的文書，看似作出了裁判，卻未解決爭議，讓被告人因自身意見未被回應而心生抵觸，讓公眾因無法通過文書還原完整案情而質疑司法公正，最終導致司法裁判“案結事不了”。

裁判文書說理的片面化，不僅違背了“疑點利益歸于被告”的刑事司法原則，更讓司法公正失去了最直觀的載體。司法公正從來不是單純的結果公正，更是過程的公開與說理的充分，當當事人看不到自身的證據與意見在文書中得到應有回應，當公眾無法從文書中讀懂裁判的邏輯與依據，司法公信力便會在這種“不說理、不全面”中悄然流失。

二、裁判文書說理何以失范：有罪推定思維與程序執行缺位的雙重影響

裁判文書說理難以做到全面講理，表面是司法文書撰寫的技術問題，深層則是有罪推定思維未徹底根除，疊加司法全流程程序執行缺位、考核導向偏差等因素，導致法官在文書撰寫中陷入“重定罪、輕釋法”的誤區。

其一，有罪推定思維讓文書說理陷入“印證指控”的慣性。部分司法人員仍殘留“被指控即有罪”的思維定式，將刑事訴訟的目標異化為“成功定罪”，而非“查明事實、公正裁判”。在這一思維影響下，裁判文書被簡單定位為“定罪結果的載體”，而非“司法說理的平臺”。法官在撰寫文書時，更注重梳理控方證據形成的定罪鏈條，將辯方的辯解與證據視為“定罪障礙”，而非案件事實的重要組成部分，進而刻意回避、不予回應，使得文書說理成為“單向的定罪闡釋”，而非“雙向的爭議回應”。

其二，前序司法環節的信息失衡，讓文書說理缺乏全面的事實基礎。《刑事訴訟法解釋》明確要求辦案機關全面移送案卷材料，但個別案件中存在對有利證據的隱匿、選擇性移送。如果證據信息不全面，使得法官在審理中無法掌握案件的完整信息。法官即便想在文書中全面回應，也因缺乏完整的事實依據而難以實現，最終只能基于控方移送的證據作出片面說理

筆者曾經承辦的有的案件，被告人最早的供述是最常見被隱匿的，無罪的辯解也經常在案卷中缺失。筆者曾經在西南某地辦理某被稱為“國內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第一案”的過程中，隱匿的筆錄達幾十份之多，在筆者不停地向上級司法機關反映、控告的過程中，辦案機關才陸續移送缺失的筆錄。

其三，司法實踐中對“文書說理”的重視不足，程序要求未落到實處。盡管法律與司法解釋對裁判文書需回應辯方意見有明確要求，但部分司法人員存在“重實體、輕程序”“重結果、輕說理”的認知，認為“只要定罪準確，說理細節無關緊要”。這種認知忽視了裁判文書的釋法功能與教育功能，將文書撰寫簡化為“格式填空”，對辯方意見的回應流于形式，甚至不作回應，使得文書說理失去了應有的嚴謹性與充分性。

此外，部分地區的司法考核導向過度強調辦案效率與定罪準確率，對文書說理的全面性、充分性缺乏硬性考核標準，也導致法官在辦案中將主要精力放在案件事實的審查與定罪結果的作出，而對文書說理的打磨投入不足，最終形成“重裁判、輕說理”的局面。

三、裁判文書全面講理：筑牢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

司法的權威，源于公正的裁判，更源于充分的說理。裁判文書作為司法公正的“最終答卷”，是當事人與公眾感受司法公正的最直接途徑，唯有做到全面回應、充分講理、依法釋法，才能讓當事人服判息訴，讓公眾信任司法，真正實現定分止爭。要讓裁判文書擺脫有罪推定思維的桎梏，實現全面講理，需從思維轉變、程序保障、標準規范、監督考核四個方面發力，讓說理成為裁判文書的核心靈魂。

（一）摒棄有罪推定思維，樹立“說理為核心”的裁判理念

法官需徹底摒棄“被指控即有罪”的慣性思維，牢固樹立無罪推定與中立裁判理念，將裁判文書的核心功能回歸到查明事實、釋法說理、定分止爭。在文書撰寫中，要將控辯雙方置于平等地位，既重視控方定罪的證據與理由，也尊重辯方的辯解與舉證，將每一項證據、每一條意見都納入司法評判的視野，不偏不倚、客觀中立。要明確：裁判文書不僅是“定罪的決定書”，更是“釋法的說明書”，唯有說清“為何定罪、為何不采納辯方意見”，才能讓當事人感受到司法的公平，讓公眾理解司法的裁判邏輯。

（二）補齊前序程序短板，為文書說理提供完整事實基礎

裁判文書的全面說理，離不開司法全流程的信息暢通。檢察機關需嚴格履行《檢察官法》規定的客觀公正義務，全面移送案卷材料，既移送有罪、罪重證據，也移送無罪、罪輕證據，對不予移送的材料需書面說明理由并告知辯方；法院需暢通辯護律師的證據調取渠道，對辯方申請調取有利證據的，依法及時審查，符合條件的堅決調取，確保法官在審理中掌握案件的完整信息。唯有前序環節實現證據全面、信息對稱，法官才能在文書中對控辯雙方的意見作出全面、準確的回應，讓說理有堅實的事實基礎。

（三）明確文書說理規范，做到“全面回應、理由充分、邏輯嚴謹”

要制定清晰、具體的裁判文書說理標準，明確要求文書必須做到“凡訴必理、凡辯必應”：對控方提交的證據，需說明采納的依據、證據之間的關聯性，形成完整的定罪邏輯；對被告人的辯解、辯護律師的意見、辯方提交的證據，需逐一作出回應，采納的要說明理由，不采納的更要詳細闡釋法律依據與事實依據，杜絕“模糊帶過、不予置評”。說理要做到邏輯嚴謹、法理相融，既講清法律規定，也結合案件事實，讓當事人與公眾既能看懂裁判結果，也能讀懂裁判背后的法律邏輯與司法考量。

（四）強化監督考核，將“說理質量”納入司法考核核心指標

要摒棄單一化的定罪率、辦案效率考核導向，將裁判文書的說理全面性、充分性、回應性納入司法考核的核心指標，建立文書說理的評查機制，對說理失范、未回應辯方核心意見的文書進行通報整改，倒逼法官重視文書說理。同時，將文書說理質量作為法官專業能力評價的重要依據，引導法官在辦案中精研法理、打磨文書，讓每一份裁判文書都成為“講理的文書”，讓每一次說理都成為司法公正的生動體現。

結語

“法者，治之端也；理者，法之魂也。”司法公正，不僅在于定罪準確，更在于說理充分；不僅在于結果公正，更在于讓當事人與公眾感受到公正、認同公正。裁判文書作為司法的“最終發聲”，其說理的全面性與充分性，直接關系到司法公信力的樹立。“對我有利的信息都不寫”的抱怨，應當成為司法改革的重要警示，讓司法機關深刻認識到：裁判文書的力量，不在于冰冷的條文與生硬的結果，而在于溫暖的說理與充分的釋法。

唯有讓裁判文書摒棄有罪推定思維，做到全面回應控辯雙方意見、充分講明裁判理由，既說清“有罪之理”，也講明“辯方之由”，才能讓當事人服判息訴，讓公眾相信司法，真正實現“有理走遍天下”。司法的目標，從來不是“定案”，而是“定準每一案、說清每一個理”，當每一份裁判文書都能做到全面講理，司法公正便會成為看得見、摸得著、信得過的現實，公平正義也終將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如期而至。

彭吉岳，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京都刑事三部首任主管合伙人，最高人民檢察院控申專家咨詢庫特聘律師，西北政法大學刑事辯護高級研究院研究員。2024 年，彭吉岳律師被 LegalOne 評為中國商業犯罪辯護領域的 “實力之星”。

彭律師長期專注于職務犯罪、商事犯罪、金融犯罪等領域。辦理過多起涉及省部級、廳局級干部重大案件。如中紀委查辦的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童某玩忽職守案、原鐵道部干部楊某受賄案等。彭律師還曾為涉案近千億包商銀行案行長王某、哈佛博士夏某，以及榮獲 2005 年度十大經濟女性稱號的某香港上市公司董事長楊某等知名企業家辯護過。此外，彭律師為 360 公司、騰訊公司、百度公司等企業的高管提供過專業辯護。部分案件獲 CCTV、《財新網》等媒體的廣泛關注。

彭律師曾擔任世界 500 強外企高管十余年，能獨到地以法律思維精準剖析商業爭議焦點。秉持辯護工作前置理念，他辦案親力親為，擅長與辦案人員高效溝通，善于利用庭前關鍵時機，實現當事人利益最大化。

彭律師著有《辯護的力量》，并參與田文昌領銜編著的《刑事辯護教程》等書籍。多次受邀前往中國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發表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