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擎：現代人的精神危機

在差不多一個世紀之前，就是在1917年11月7日晚上，韋伯在慕尼黑的施泰尼克書店的報告廳，主要針對的是慕尼黑的青年學生，做了《以學術為志業》的主題演講，當時也有非常多像雅斯貝爾斯、盧卡奇和洛維特這樣的重要學者在場。

我們所期待的著名演講，往往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動人辭章，比如像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但韋伯的演講與此不同，似乎故意要抑制聽眾的激情，有一種格外冷峻的基調。理解這個基調，是解讀韋伯這兩個演講的鑰匙。

▲馬克斯·韋伯

▌在看清真相后，仍然要有所作為

韋伯自己是一個魅力型人物，他完全有能力去做一篇激情洋溢的演講，來滿足年輕人心愿，但他有意識的選擇了這種格外冷峻的基調，因為他看到了當時德國思想界的危險氛圍：

一面充滿了狂熱和騷動的情緒，很容易讓煽動家和假先知大行其道；另一面有些人散布貌似深刻的虛無主義，使年輕人陷入不可自拔的悲觀和絕望之中。

韋伯的困境在哪里？德國當時的困難局面是不可回避的，但他不想讓年輕人絕望，所以他要非常小心：一方面要面對真相、不回避也不粉飾；但另一方面，告訴年輕人真相，不是讓他們絕望。

對學者來說，這里其實涉及到我們的學術倫理，學者最高的倫理原則就是“智性的誠實”或者叫“思想的誠實”，就是他要揭示真相，無論真相是多么嚴酷，但同時他又不希望人們被嚴酷的真相嚇倒。

如何能夠同時抵制狂熱與絕望，韋伯選擇的方式就是做審慎的辨析，就是在這個時代的不確定性中仔細分辨什么是可為的、什么是不可為的，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不可知的，以及從它們之間的界線，最終去發現我們能夠做什么。

我覺得韋伯作為學者的倫理原則就是堅持“智性的誠實”，他鼓勵學生去追求一種踏實的英雄主義。

羅曼·羅蘭說過“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在認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熱愛生活”。韋伯心目中的英雄主義與此相近，就是在看清世界的真相之后，仍然有所作為，投身應當做和能夠做的工作。

▌什么是“志業”

我們現在來看看他《以學術為志業》這篇演講，他切入了根本性的大問題：在現代世界當中，學術本身還有什么意義？

他說在德國有過洪堡大學這種自由大學的傳統，但現在德國大學越來越像美國那樣，把學術變成一項工程，變成一個高度組織化的工作。他指出學術工作外部條件的嚴峻性，要給那些渴望獻身于學術的年輕人潑冷水。

選擇學術工作，投入太大，回報很少。要是把學術作為一個謀生的手段，太不合算了，性價比太低了。

既然外在的環境是那么嚴峻，那么能夠支撐你投身學術的是什么呢？當然是源自于內心的真正熱愛。

于是，他就轉向了對學術內在條件的討論，對學術的熱愛和激情，但這種熱情不是所謂個人性情的展現、不是一場表演、不是學者對自身的那種沉湎和自戀，而是忘我的，是朝向學術本身的，接近于一種類似信徒對宗教的虔誠。

這就是所謂“志業”的意思，接近于“天職”。如果學術是值得獻身的志業，你有信徒對宗教般的激情奉獻于它，那么問題似乎就解決了。但是，到這里一個更大的問題出現了：憑什么學術可以被當成志業？

學術究竟有什么獨特的價值以至于能夠讓人對抱有神圣的信念和持久的信心？學術為什么能值得你奉獻呢？到這里，韋伯演講轉變了主題，從如何做學術，變成了為何做學術，這是根本性的大問題。

▌學術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些價值

聽到這里，你期待韋伯會講什么呢？應該是給出正面的理由告訴你學術為什么值得奉獻。可是韋伯接下來的論述既出人意料、又攝人魂魄。

韋伯沒有直接講學術的神圣價值，他首先提出的是否定性的論證，告訴你“學術之不可為”，就是學術并沒有人們通常所以為的那些價值。許多流行的或者傳統確認的價值，在現代是根本靠不住的。

學術可以讓我們更好的理解自己嗎？可能并非如此。理智化的進程，會讓人割斷和宇宙秩序的精神聯系，我們反而難以整體的充分的把握世界。學術或者說現代科學讓這個世界變得清晰了。

在此之前，我們和這個世界的聯系是整體性的，而現在我們與世界割裂開來，失去了一個整體的面向，在一種局部的視野之中來看自己，我們反而不能很好地理解這個世界。所以他認為學術沒有古希臘所說的“認識你自己”這樣一種功能。

再比如，學術的發展能夠使人獲得完滿的人生嗎？他說，以前的人過了一生好像就享盡天年了，世界上的林林總總都見識過了，過了幾十年告別世界會無憾。

但現代世界的發展日新月異，我們就會覺得自己所處的時代只是人類文明的一個小片段，在走向人生盡頭的時候，死亡不再“圓滿”的感覺，帶給我們生命的是殘缺感。

韋伯從柏拉圖的洞穴寓言講起，通過一段極為凝練的思想史回顧，挑戰了理智化科學的“道路”意義。科學一直被認為是通向意義、通向真善美的道路。但韋伯卻闡明，現代學術恰恰是通往破碎化、通向懷疑的道路。

因此，所有關于學術、科學作為道路的意向，都不過是幻覺。你想象一下，臺下滿腔熱血的要為學術獻身的年輕人，在聽到這一切后會是什么心情？可能有一種強烈的幻滅感。

▌學術還值得追求嗎？

所幸的是，韋伯在擊碎了種種幻覺之后，仍然保留了一絲希望，他說學術確實沒有以往人們所相信的那些價值，但還有三種價值依然重要。

第一，是實用性的價值，能夠幫助人們“計算”。學術能通過證據和分析來幫你辨析你的狀況，讓你更好的看清你的處境，來權衡利弊得失、控制行為。

第二，學術具有思想方法的價值。各種學術在方法論的意義上，成為擴展你思考的各種工具。

第三，學術的一個重要價值是使人“頭腦清明”。理性化和理智化已經讓世界解除了迷魅，在這種現代境況下，人們秉持各自不同的信仰，你相信你的，我相信我的，學術對此無法做出高低對錯的裁決。

但韋伯認為，學術仍然有助于我們認識，一旦你選擇了某種立場，你應該用什么方式來達成自己選定的目標，你如何才不會陷入自相矛盾、才能避免事與愿違；學術也有助于我們明白，恰恰因為立場是你自己的選擇，你必須為其后果承擔責任。

這就是韋伯所講的“思想的清明”。具備這種清明，人才能獲得“內心的一致性”，形成完整的人格。

學術的價值和意義雖然有限，但韋伯相信，在祛魅之后的世界里，“啟人清明，并喚醒責任感”的事業仍然彌足珍貴，值得當作“志業”去追求。

▌現代人的精神危機

下面我們來談一些背景的大問題。在志業演講中有一段話被無數次引用。他說：“我們這個時代，因為它所獨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重要的是，因為世界已經被祛魅，它的命運便是，那些終極的、最貴的價值，已經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

韋伯指出了現代世界一種深刻的困境，可以稱為“知識與信仰的分裂”，這是一個具有經典意義的難題。

在西方傳統的觀念中，真善美是一個和諧整體，發現了事實真相，也就能確立倫理的標準，由此分辨好壞對錯，而且還能夠確定美的本質，從而得以鑒別美與丑。

韋伯說到，善的事物不一定是美的，而且恰恰因為不善才成為美。真善美是人類重要的三個精神領域，這三者之間沒有統一的判斷標準，沒有同樣的理性基礎，造成現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

現代的困境體現在什么方面呢？這關乎生命的意義問題。我前面討論過，在古代世界中，人們將自己的生命嵌入在整體的宇宙秩序之中，與神意或天道之類的“超驗存在”密切相連，由此確立生命的意義。

但經過現代的轉變之后，宇宙秩序被祛除了迷魅，只剩下物理學意義上的因果規律，不再蘊含任何神秘的目的和意義。

現代人失去以往安身立命的根基，而又無法依靠現代科學來重建意義的基礎。只能做出相應的事實陳述，而無法回答人應當怎樣生活這樣的價值判斷問題。

這就是所謂“現代人的精神危機”。人應當信奉什么、應當怎樣生活，最終只能依賴個人的主觀選擇，而這種選擇無法獲得理性論證的擔保。正如韋伯所言，“個人必須決定，在他自己看來，哪一個是上帝，哪一個是魔鬼”。

▌現代多元主義的困境

由于信仰無法獲得理性的客觀根據，人們信奉的終極價值多種多樣，而多元價值之間的沖突無法通過知識或理性辯論來解決，這就是韋伯所說的“諸神之間無窮無盡的斗爭”。

有的人是追求名利地位，有的人追求商業成功、也有人獻身公益……有各種各樣的生活理想。我們有了許多選擇，但我們沒有確定無疑的選擇依據。

這就造成了一個很反諷的現象，現代社會具有豐富的多樣性，另一方面又有很強的趨同特征。為什么呢？因為對于終極目標的判斷和選擇會有很大的負擔，我們傾向于懸置這種選擇，我們認為可以先選擇實現目標的工具手段。

這很奇怪啊，你的目標還不清楚，怎么會知道什么是工具手段呢？有一樣工具好像是通用的，似乎可以服務于一切目標，你肯定猜到了，那就是金錢。

大部分人在終極價值難以確定的時候，會覺得無論終極目標是什么，金錢總是有幫助的。所以，現代人的價值取向是多元的，但在追逐金錢這一點上，又非常趨同。

現在流行一種說法，叫做“財務自由”，這是一種很誘人的小目標。先茍且一下，然后就有“詩和遠方”。但財務自由這條路實在很漫長，非常漫長。

而且財務自由的標準是會升級的，現在你還是學生，野心不大，心想一年能拿到20萬就財務自由了，等你拿到20萬的時候，可能就會期待200萬，甚至更多。

但通往財務自由之路的過程，會塑造你看待世界、看待終極目標的方式。因為在整個這個過程中，主要是受工具理性的支配，效率最大化，成本收益計算，性價比最優，諸如此類。

而終極關懷是困難的問題，我們就不停地把他延宕、推遲決定，最后自己的理想，所謂初心慢慢被磨損，變得難以識別，最后呢？最后大家都變成了愛錢的人。最后，金錢似乎就有了“詩意”，更多的金錢變成了向往的“遠方”。

▌如何拯救現代人的精神危機？

世界的祛魅是難以逆轉的現代變遷，而現代科學或學術在根本意義上無法為宗教信仰辯護，無法解決終極價值之間的沖突，這超出學術的有效性邊界。跨越這種邊界的企圖，都是對“智性的誠實”的背叛。

韋伯相信，逃避或掩飾現代的困境是精神上虛弱，我們必須接受的這種“蕭瑟命運”。他信奉尼采的名言，“一個人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其精神強度的檢驗”。

個人要為自己選擇的人生信仰負責，政治家要為自己行動的結果負責，而且無可推脫，責無旁貸。擔負這種沉重的責任，需要強健的精神意志，一種英雄主義的品格。

韋伯承認主觀選擇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觀”并不完全等同于“任意”或“武斷”，學術滋養的“思想的清明”在此能夠發揮不可忽略的作用。

學習神學知識，當然會有助于個人選擇和實踐宗教信仰，把握廣博的政治學知識也必定有助于政治家作出的判斷和決定，雖然知識不能代替最終的信念選擇或政治決定，但抉擇卻因此不再是單純的隨心所欲，負責也不只是意氣用事。

在我看來就是，以強健的精神和清明的思想，直面這個沒有絕對憑據的世界。韋伯以自己一生對學術的奉獻，抵達了思想清明的最高境界。

于是，健全的心智結合強勁的英雄品格，構成了韋伯獨有的精神氣質。正如大哲學家雅思貝斯所描述那樣，韋伯不必訴諸幻覺，就能將自己內心的極度緊張與外部生活的多種矛盾，綜合在統一的狀態之中，保持精神上的寧靜。

現代的人的精神危機與多元主義困境不是一天形成的，這種危機與困境真實的發生在每一個現代人身上。在這樣的世界中，每一個清醒的現代人都面臨選擇：是得過且過的繼續隨波逐流，還是以強健的精神和清明的思想，直面這個已經破碎不堪的世界。

如果選擇后者，那么韋伯就是繞不開的思想里程碑。他標志著現代思想的成年，他完成了兩個無可替代的任務：

1. 反思現代，指出了現代性最深層的缺陷。

2. 以“理性化”為核心，建立了一套現代化理論，第一次全面而系統地解釋了現代社會的來龍去脈和運轉機制。

若我們要對現代文明和所處的當下有更深刻的認識，便繞不過韋伯的理論與研究。

◎宗教的祛魅：他從宗教角度講述東西方文化的差距，揭示了價值觀或觀念如何成為社會變革的源泉。讓我們重新認識到宗教對于經濟活動的影響、社會階層與宗教理想間的關系、以及西方文明的獨特特征，從而讓我們更清晰的認識到所處的現代文明。

而韋伯在宗教社會學上的研究開始于名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論文，并且繼續在《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的社會學》、《古猶太教》里進行探索。

而他的最終目標是為了找出東西方文化發展差距的主要原因。

◎經濟史學：從經濟學家的觀點來看，韋伯代表的是德國的經濟歷史學派“最年輕的一代”，我們此刻的世界經濟發展和我們的生活方式都與他的理論的息息相關。

而他對于經濟學最重要的貢獻是他的知名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本書經典的對照了宗教在經濟發展上產生的影響。對于經濟學的其它主要貢獻還包括了他在方法學上的研究：他對于解釋社會學的理論和反實證主義。

◎對國家的重新定義：韋伯將國家定義為一個“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地位”的實體，這個定義對西方現代政治學的發展影響極大，從而深刻影響了當下我們對國家的認識，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模式和生活方式。

同時他提出了三種正式的政治支配和權威的形式：魅力型權威（家族和宗教）、傳統權威（宗主、父權、封建制度）、以及法理型權威（現代的法律和國家、官僚）。并且認為魅力型權威的不穩定性必然導致其被迫轉變為“常規的”權威形式，也就是傳統或者官僚型支配。

因此，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用一句話贊揚韋伯：“歷來登上學術舞臺的角色中最有影響的一個。”

為此，店長薦書誠摯推薦“讀懂馬克斯·韋伯系列”。關于韋伯的著作值得我們反復來讀，其學術成就之宏大精深，影響之深遠，在社會學界乃至整個世界社會科學理論體系上都是空前絕后的，他的思想體現了一個博大的智慧巨人。我們需要讀韋伯的書，讀韋伯的人格，讀韋伯的思想。長按下圖，識別圖中的二維碼，即可購買收藏：

來源：2019年劉擎老師所做《韋伯〈以學術為志業〉解讀》講座的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