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目新聞通訊員 鄧莉 吳杏枝 童靜
冬日的湖北三安光電,環安部員工小陳手持智能終端,在化學品倉庫巡檢。發現一處一般隱患后,他快速完成拍照、勾選隱患類別等操作,上傳至“移動應急”App,整個流程耗時不足5分鐘。
“以前最怕突擊檢查,現在每天自己先‘過篩子’。”公司環安部經理鄺楠介紹。公司生產芯片需用大量化學品,風險點集中在存儲、運輸環節,如今全員隱患隨手拍、隨手上傳已成常態,隱患自查覆蓋率、整改完成率均達100%。
變化的背后,源于鄂州市應急管理局創新開展的一場應急執法變革。2025年6月,鄂州市出臺《生產經營單位事故隱患內部自查自糾報告激勵辦法(試行)》(以下簡稱《激勵辦法》),變執法機關“頻繁查”為企業主體“主動找”,化“剛性處罰”為“柔性激勵”,探索出一條安全監管與營商環境“雙優”的新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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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企幫扶檢查(受訪者供圖)
“貓鼠游戲”的困境與破冰
“過去是‘你有政策、我有對策’。”一位企業安全主管回憶道,“有時候,一年接待多次各類檢查,同樣的內容反復查,精力都耗在迎檢上。檢查一來我們就趕緊補臺賬、藏問題,就怕吃到罰單。”
傳統監管模式下,“頻繁檢查”與“一刀切處罰”交織,催生了“隱患排查走過場”“隱瞞問題避處罰”的怪圈。企業疲于應付,真實隱患反而被掩蓋,成為伺機而發的“暗雷”。基層執法力量則陷入兩難:重點企業重復檢查消耗大量精力,一般企業又覆蓋不足,監管效能與執法擾企的矛盾日益突出。
“監管的終極目的不是懲罰,而是預防。”鄂州市應急管理局黨委委員、鄂州市應急管理執法支隊支隊長祁天明介紹,2025年初,經過調研后,鄂州市應急管理局創新監管執法方式,其核心便是將企業由“對立面”轉為“共同體”,激發企業的內生安全動力。《激勵辦法》應運而生,清晰劃出“紅綠燈”:對主動排查、及時上報并整改隱患的企業,依法不予處罰;對“不查、不報、不改”的,則嚴格實施“一案雙罰”,既罰企業,也倒查內部責任。
2025年4月,鄂州市應急管理局門戶網站公開征求關于《激勵辦法》的意見建議,引起企業高度關注。《激勵辦法》于2025年6月1日正式施行。“出臺《激勵辦法》,既是落實規范涉企監管執法、優化發展環境、探索柔性執法的應有之義,也是落實應急部推進企業健全安全生產內部監督檢查機制的務實舉措。”祁天明說。
讓企業自己“動起來”
好政策如何避免成為“空中樓閣”?鄂州市構建了全鏈條激勵機制,壓實企業主體責任。構建“全員責任網”,明確企業須建立“主要負責人督辦負總責、安全管理人員分級負責”制度。高危行業企業主要負責人每月至少帶隊檢查1次,非高危行業企業每季度至少檢查1次。同時,要求企業成立由安全管理機構、工會、職工代表、注冊安全工程師組成的內部監督檢查組,每季度開展一次重大隱患專項檢查。
鄂城鋼鐵公司在此基礎上,創新建立“日檢查、周總結、月通報”制度,并將隱患報告與獎勵直接掛鉤。“職工積極性被調動起來,真正實現了全員排查安全隱患。”公司能源環保部安全主管熊春說。
隱患發現了,怎么報?報給誰?鄂州規范報告流程,要求企業自查發現重大隱患及時向屬地應急管理部門和企業職工大會“雙報告”,同時鼓勵企業使用應急管理部“移動應急”(企業端)一鍵報送。更關鍵的是,鄂州市應急管理局推動企業建立內部“吹哨人”獎勵制度,對發現隱患的有功人員給予物質和精神獎勵。2025年以來,該市企業累計受理職工報告300余起,發放內部隱患報告獎金5萬余元。
執法部門柔性執法并非“一放了之”,而是轉向更精細化的服務與監督。鄂州市應急管理執法支隊根據企業安全生產標準化等級和風險評級,動態調整檢查頻次,實現“風險升則監管嚴、風險降則干擾少”。推行“執法+服務”模式,通過“說理式”執法、專家上門幫扶,為企業送去重大事故隱患判定標準、整改路徑乃至制度模板,解決企業“不會查、不會報、不會獎”的難題。
為防止政策被濫用,鄂州建立了嚴謹的核查流程。企業自查自糾整改免罰,必須現場提供自查記錄、報告憑證、整改方案等證據。執法人員核查后,需經集體討論、法規科室審查、領導報批等多重審核,重點研判隱患是否“真自查、真報告、真整改”。免罰決定作出后,還需進行安全教育,并跟蹤整改直至銷號,形成“核查-審核-教育-跟蹤”的完整閉環。
安全與發展的“雙重奏”
2025年5月,鄂州某新材料公司爆炸危險場所二區因未安裝防爆電器設備被判定為重大隱患。然而,在6月,應急管理部門決定對該重大隱患不予處罰。原來,該公司早已主動上報了該隱患,且相關整改工作已接近尾聲。
這是鄂州市實行《激勵辦法》后的首例不予處罰案例,經官方宣傳后,產生了強大的示范效應。2025年以來,該市主動報告的重大事故隱患從試點前的60余條增長至120余條。首批試點的20家企業全部建立標準化的隱患排查治理體系,自查覆蓋率、整改完成率均達100%。作為映照,鄂州市工礦商貿領域生產安全事故起數、死亡人數同比分別下降42.8%和28.5%,試點企業更是實現了“零事故、零傷亡”。
對企業而言,減負是實實在在的。對政府而言,監管效能顯著提升。“執法關系明顯改善,我們得以將有限的執法力量更精準地投向風險更高、管理更薄弱的企業和環節。”祁天明表示。
(來源:極目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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