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瘟疫大爆發時，中國用什么防疫？

聲明：本文根據資料改編創作，情節均為虛構故事，所有人物、地點和事件均為藝術加工，與現實無關，圖片僅用敘事呈現。

1665年春夏，
倫敦的街道開始變得空曠。一種看不見的殺手從港口蔓延到城區，
從貧民窟滲透到富人區，
最終帶走了這座城市四分之一的人口。當恐懼籠罩泰晤士河兩岸時，
人們跪在教堂里祈求上帝的寬恕，
焚燒香料試圖凈化空氣，
將患病者鎖在屋內任其自生自滅。

同在這一年，
遙遠的東方，
康熙四年的紫禁城里，
太醫院的醫官們正在整理新一批防治天花的醫方。皇帝本人剛剛經歷過天花的劫難，
他知道這種病的厲害，
也知道如何應對。

兩種文明，
兩種邏輯——一個將瘟疫解讀為神的懲罰，
一個將瘟疫視為需要治理的政務。

1665年的倫敦，
死亡從港口開始。

這一年初，
圣賈爾斯教區出現幾例不明原因的死亡。死者渾身發黑，
淋巴結腫大，
從發病到死亡不過三五天。沒有人意識到，
這是中世紀以來最致命的一次鼠疫爆發。

到5月，
死亡人數開始攀升。國王查理二世向皇家內科醫師學會求助，
要求他們「審視前人制定的規則，
并根據當前情況增補修改」。醫師學會迅速行動，
兩周內出版了44頁的小冊子《關于瘟疫防治的必要指引》，
提供識別疾病、清潔房屋、熏香空氣的方法，
以及各種廉價藥物配方[citation:6]。

6月，
疫情失控。富裕階層開始逃離——國王遷往牛津，
議會休會，
財政部搬出倫敦，
就連許多醫生也撤離了。留下的是市長、市議員和少數私人醫生，
以及無力逃走的窮人[citation:8]。

7月，
每周死亡超過1000人。8月達到高峰，
單周死亡6102人。到9月的第三周，
這個數字攀升至7165人。倫敦130個教區中，
只有4個未受感染[citation:8]。

整個夏季，
約10萬人死于這場瘟疫，
占倫敦人口的四分之一[citation:6]。

面對這場災難，
倫敦城的應對措施是什么？

首先是隔離。7月1日，
倫敦市長頒布法規，
要求對所有受傳染的房屋實施封閉。每座受傳染房屋指派兩名看守人，
一名負責白天，
一名負責夜晚，
嚴禁人員進出。看守人有事外出時，
必須鎖上房屋，
隨身攜帶鑰匙[citation:1]。

各教區指派「檢查員」——品望良好者擔任，
負責查詢哪些人家受到侵襲，
誰患有何種疾病。一旦發現傳染病，
立即下令警察關閉房屋。同時指派「搜查員」——誠實可靠的女性和外科醫生，
負責檢查尸體，
確認是否死于傳染病[citation:1]。

其次是檢疫。任何人造訪已知身染瘟疫的人，
其居住的房屋也要被關閉。從被傳染房屋搬出的人，
須隔離28天。死于傳染病的尸體只能在黎明前或日落后掩埋，
由教堂執事或警察私下執行，
鄰居和朋友不得陪同。墳墓必須挖到六英尺深[citation:1]。

第三是凈化。當局下令焚燒有味的物品，
試圖用濃煙「凈化空氣」。人們焚燒蕓香、松香、硫磺，
在街上點燃篝火。有人相信煙草可以預防感染，
據說伊頓公學的學生被要求每天早上吸煙以避免染病。

但這些措施收效甚微。原因很簡單：當時歐洲醫學仍相信「瘴氣致病」，
認為瘟疫來自腐敗的空氣。沒有人知道鼠疫的真正元兇是老鼠身上的跳蚤，
更沒有人想到要滅鼠。那些被鎖在屋內的病人，
與健康家人同處一室，
反而加速了傳播。

更深層的問題是：倫敦的防疫措施缺乏系統支撐。當國王和富人逃離時，
留下的是破碎的行政體系。貧民區無人管理，
尸體無人掩埋，
病人無人救治。笛福后來在《瘟疫年紀事》中記錄：「最讓人痛心的故事」——那些被關閉的房屋里，
活人與死人共存，
直到所有人都死去[citation:1]。

同一時期，
1665年，
中國清朝康熙四年。

這一年，
北京城里沒有大疫，
但朝廷對瘟疫并不陌生。就在三年前，
康熙皇帝本人剛剛經歷過天花的劫難。

天花是清朝皇室最恐懼的疾病。滿族人入關前生活在關外，
對天花缺乏免疫力，
一旦感染死亡率極高。順治皇帝就是死于天花，
年僅24歲。康熙能夠繼承皇位，
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已經出過天花，
有了免疫力——這讓他比兄弟們更「安全」[citation:7]。

正是這種切身之痛，
讓康熙對防疫格外重視。他在宮中推行「人痘接種術」——一種通過人為感染輕微天花來獲得免疫力的方法。這種技術據考證可能起源于江西地區，
1567-1572年間已在民間流傳，
后來傳播到湖廣、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地[citation:4]。

1670年代，
掌握此術的醫生抵達北京，
為上流社會接種。1681年，
康熙正式將人痘接種引入宮廷，
成為官方認可的醫療技術。他還將這種方法推廣到蒙古和周邊地區[citation:4]。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免疫實踐，
比1796年英國醫生詹納發明牛痘接種早了一百多年。

##04

但人痘接種只是中國防疫體系的一環。這個體系的核心，
是一套綿延千年的制度傳統。

**制度一：疫情上報**

歷代法典都將疫情列為必須上報的「大事」。《唐律疏議·職制律》規定：「諸驛使稽程者，
一日杖八十，
二日加一等，
罪止徒二年。」呈報疫情的官文書須在規定期限內送達，
延誤者嚴懲[citation:3]。

《大明律·吏律》「事應奏不奏」條規定：軍務、錢糧、災異及事應奏而不奏者，
杖八十。地方官必須詳細勘驗疫情致損情況，
如故意隱瞞、通同作弊，
須負刑責[citation:3]。

這套制度確保朝廷能及時掌握各地疫情，
調動資源應對。

**制度二：醫藥救助**

歷代朝廷在疫情爆發時，
都會組織醫療力量救治。秦漢以后，
中央陸續建立太醫署、太醫局、太醫院等醫療衛生機構，
遇地方疾疫流行，
遣醫官分而治之[citation:3]。

明代在各府州縣遍設惠民藥局，
撥付公帑購置藥材。每逢疫情暴發，
凡軍民之貧而病者，
皆由醫官治療并發給藥物。清代承襲明制，
普遍建立地方藥局，
選擇良醫，
盡心救治病患[citation:3]。

朝廷還統一審核、收集和刊印醫藥書籍。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
仁宗下詔設立校正醫書局，
對歷代醫書進行集中整理，
《傷寒論》《金匱要略》《千金要方》等都得到認真校勘并頒行全國[citation:3]。明嘉靖時，
世宗為幫助百姓抵御疫病，
親自制定《濟疫小飲子方》，
下令禮部刊印[citation:3][citation:5]。

**制度三：倉儲賑濟**

明清各府州縣廣設預備倉、常平倉，
儲藏糧米，
遇年荒賑貸百姓，
逢災疫救濟民生。清代還于鄉村、市鎮廣設社倉、義倉，
使倉儲備荒防疫體系進一步完善[citation:3]。

康熙帝深知倉儲的重要性：「救荒之道，
以速為貴。倘賑濟稍緩，
遲誤時日，
則流離死喪者必多。雖有賑貸，
亦無濟矣。」[citation:3]

**制度四：隔離收容**

中國早在秦代就有隔離制度。《睡虎地秦墓竹簡》記載：平時由鄉長負責留心調查，
一旦發現疑似病例，
立刻向郡守報告；郡守派醫官檢查，
一旦屬實，
當即組織隔離治療。所有病例被隔離在專門的「癘所」里，
由政府派專人醫治和照顧，
病愈之前不得與外界接觸[citation:5]。

漢代設「庵廬」作為軍中隔離醫院。宋代設「安樂坊」，
后更名「安濟坊」，
由中央政府撥經費，
地方政府采購藥物，
招募僧人照料病患。病人以病情輕重分區居住，
「以防漸染」[citation:5]。明清承襲其制，
設「養濟院」。

##05

將1665年的倫敦與北京并置，
差異清晰得驚人：

**病因認知**

倫敦：瘴氣、腐敗的空氣、上帝的懲罰

北京：癘氣（疫病之氣）、環境失調、時令不正

**應對主體**

倫敦：國王逃離，
議會休會，
醫生撤離，
留下市長和少數官員

北京：朝廷統一調度，
地方官守土有責，
太醫派往疫區

**主要手段**

倫敦：隔離病人、焚燒香料、教堂祈禱

北京：隔離病患、施藥救治、開倉賑濟、掩埋尸體

**制度支撐**

倫敦：臨時頒布的法規，
執行混亂，
富人區嚴、貧民區松

北京：綿延千年的制度體系，
太醫、藥局、倉儲、養濟院各司其職

**醫學認知**

倫敦：放血、催吐、佩戴香囊，
相信煙草可預防

北京：人痘接種已傳入宮廷，
吳有性《瘟疫論》提出「癘氣致病說」

**社會動員**

倫敦：富人逃離，
窮人等死，
教士布道安慰靈魂

北京：官府抗疫與民間自救結合，
士紳鄉賢施藥施粥

最根本的區別在于：倫敦將瘟疫視為「超自然的懲罰」，
北京將瘟疫視為「需要治理的政務」。一個訴諸祈禱，
一個訴諸制度。

##06

1666年9月，
倫敦大火燒毀了城市的大部分建筑，
卻也意外地終結了瘟疫。大火燒死了攜帶鼠疫的老鼠和跳蚤，
讓這座城市從噩夢中醒來[citation:8]。

此后，
英國開始建立公共衛生制度。19世紀，
約翰·斯諾通過調查霍亂傳播途徑，
發現水源污染才是元兇，
微生物學逐漸取代了瘴氣理論。倫敦的公共衛生體系，
在現代科學的基礎上重建。

中國的防疫傳統延續數百年。人痘接種在清代廣泛傳播，
安徽寧國、浙江德清成為著名的痘苗制造中心。一些私家診所專門生產痘苗，
成為有利可圖的醫療產品[citation:4]。19世紀初，
人痘接種已相當普遍，
盡管主要還是上流社會享用。

但中國防疫也未能突破經驗醫學的局限。吳有性在明末著《瘟疫論》，
提出「癘氣致病說」，
認為瘟疫是由一種看不見的「癘氣」引起，
比歐洲的細菌學說早二百年。但這套理論仍停留在宏觀層面，
沒有顯微鏡，
沒有細菌培養，
無法真正揭示病原體的秘密。

兩種路徑，
在微生物學誕生后真正交匯。19世紀末，
細菌學說傳入中國，
現代防疫體系逐漸建立。1905年，
清廷設立巡警部，
下設衛生科；1910年東北鼠疫暴發時，
清政府已能組織現代防疫措施，
在兩個月內控制疫情[citation:2]。

##07

今天回望1665年，
倫敦的死亡陰影已成歷史，
北京的太醫方劑早已泛黃。

但兩種防疫邏輯留下的遺產，
仍在今天延續。

倫敦的后裔建立了現代公共衛生體系——從下水道到自來水，
從疫苗接種到流行病監測，
從醫療保險到全球衛生合作。這一切的起點，
是1665年那些無力的隔離和徒勞的祈禱。

中國的后裔繼承了另一種遺產——當疫情來臨時，
人們仍然期待「朝廷」有所作為，
相信制度的力量。這套傳統在2003年非典、2020年新冠中一次次被激活，
與現代防疫體系融合，
形成獨特的「中國模式」。

1665年，
倫敦和北京都不知道對方的存在。三百多年后，
兩種防疫邏輯在全球化時代相遇、碰撞、互補。當新的瘟疫來臨時，
人類不再問「這是誰的懲罰」，
而是問「我們該怎么辦」。

這個轉變本身，
就是文明最大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