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伊朗命運的分水嶺

《一次別離》

北京時間2月28日下午，伊朗首都德黑蘭市中心突發爆炸，美以聯合對伊朗發起大規模軍事打擊。短短24小時內，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襲身亡、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中東多國關閉領空、大量國際航班取消、無數游客被迫滯留中東……

全世界都在關注這場突然炸響的戰爭。幾乎所有人都能意識到，“中東火藥桶”的徹底引爆不只威脅著全球經濟與政治局勢的穩定，更牽動著世界各地無數普通家庭的生活與未來。

事實上，20世紀五六十年代，伊朗一度是“穩定的親美國家”，伊以兩國也曾是親密盟友。是什么造成了如今的對峙局面？一切的恩怨可以追溯到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

在《冷戰的故事》中，著名國際政治學者王緝思為我們梳理了這場革命的始末，并由此牽扯出一段漫長而曲折的伊朗政權演化史。可以說，不了解伊朗的政治變遷，我們便無法真正觸及當下這場危機的核心，也就無法深入理解在這場戰爭背后美伊以三國的復雜目的與心態。

《逃離德黑蘭》

作為研究國際政治40余年的學者、冷戰的“同齡人”，王緝思教授一方面專注于美國問題、亞太問題的學術研究，擁有廣闊的國際政治視野；另一方面，與冷戰息息相關的生活經歷賦予其切身的生命經驗，從宏觀與微觀的雙重視角完成了《冷戰的故事》，將歷史化為故事，深入淺出，洞悉未來國際局勢的走向。

書中，作者不僅剖析了冷戰的起源、發展和落幕；更跳出了兩大陣營的窠臼，將視角轉向第三世界國家，觀察它們的發展道路與內外政策如何影響了冷戰的走勢，這也幫助了我們理解如今中東的復雜局勢。事實上，諸多沖突早已在冷戰時期埋下了種子。冷戰的邏輯深刻塑造了當下的世界格局，也將持續影響著每一個普通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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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伊朗危機與中東地區的冷戰序幕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伊朗與納粹德國關系密切。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后，英國和蘇聯出兵伊朗，蘇聯占據了伊朗北方，英國占據了伊朗的中部和南方。同德國親善的禮薩·汗國王被迫遜位，太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繼位。伊朗同蘇聯有1600多公里的共同邊界，成為“二戰”期間美國向蘇聯提供物質援助的重要走廊。1942年1月，在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斡旋下，英國、蘇聯和伊朗訂立了同盟條約，規定英蘇兩國軍隊應在戰爭結束后6個月內撤軍。此后，英蘇兩國在伊朗境內各自鼓動不同的地方勢力，企圖分裂伊朗。

為了把英國和蘇聯勢力擠出伊朗，巴列維國王加強了與美國的接觸，而美國在此之前也一直覬覦伊朗豐富的石油資源和它的戰略地位，反對英、蘇瓜分伊朗，表示支持伊朗的獨立地位。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美伊雙方一拍即合。

“二戰”后初期，英國和蘇聯仍然在伊朗有相當大的勢力范圍。伊朗北部有一個阿塞拜疆省，主體民族是阿塞拜疆人，和蘇聯加盟共和國阿塞拜疆接壤，被蘇軍占領。1945年11月，在斯大林、貝利亞等蘇聯領導人的精心策劃下，親蘇的阿塞拜疆民主黨和伊朗人民黨（又譯作“群眾黨”，即共產黨）發動了一場反對中央政府的叛亂，很快宣告成立“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國”，首都是大不里士。同年12月，伊朗庫爾德民主黨在蘇聯的支持下，宣布在庫爾德斯坦成立“馬哈巴德共和國”（即“庫爾德共和國”）。在蘇聯占領區的其他少數民族也出現了要求民族自治的運動，伊朗面臨分裂的重大危機。

《伊朗與西方》

于是，伊朗政府向美英求援。美國要求蘇聯停止支持叛亂運動，恢復伊朗對阿塞拜疆省的統治。蘇聯以維護當地秩序為由，拒不履行當初的撤軍承諾。杜魯門政府威脅要對蘇聯采取軍事行動。在各方壓力之下，蘇聯被迫于1946年5月從伊朗撤軍。隨后，伊朗軍隊攻入大不里士和庫爾德斯坦，取締了阿塞拜疆民族自治政府和馬哈巴德共和國。伊朗危機以美國大獲全勝而宣告結束，但是這一場危機卻為中東地區的冷戰拉開了序幕。

1949年，伊朗人民黨暗殺巴列維國王未遂，導致人民黨被取締，巴列維的權力擴大。但是，人民黨所推動的石油工業國有化運動得到了民眾廣泛支持，要求政治開放、新聞自由的呼聲水漲船高。1951年，伊朗議會通過決議，任命穆罕默德·摩薩臺為新首相。摩薩臺堅決執行石油生產國有化，排除英國公司對石油的壟斷，要求捍衛國家主權、憲法權利和選舉自由。巴列維國王被迫出國躲避。英國不甘利益受損，聯合美國，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劃下，在1953年發動伊朗政變，推翻了摩薩臺政府，將巴列維國王送回伊朗，重新執政。國王的復位，標志著專制統治的回歸，給伊朗的民主化試驗畫上了句號，開始了一個依靠美國支持實行高壓統治的穩定時期。但是，1953年英美推翻摩薩臺的政變，削弱了巴列維政權的正當性，為后來的伊斯蘭革命埋下了伏筆。

《逃離德黑蘭》

02

致力于現代化的“白色革命”

巴列維國王的統治逐漸穩固后，伴隨著大量石油美元的流入，出現了伊朗經濟一片繁榮的景象，德黑蘭等大城市的面貌煥然一新。同時，通貨膨脹加劇，貧富差距擴大，尤其是農村地區存在嚴重的不平等現象。土地的分配不均使農民深受剝削，生活貧困。采取陳舊的生產和管理方式的地主不愿意推動農村教育，拒絕使用先進的生產工具，嚴重阻礙了農業經濟的發展。

1954年以后，伊朗政府發現石油收入無法承擔七年工業計劃和不斷攀升的軍費開支，于是憑借赤字財政和高額外債來維持。赤字財政加上1959—1960年的農業歉收導致民眾生活費用激增，高額的外債耗盡了國家的外匯儲備。因此，伊朗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政府尋求幫助。此時，伊朗各地罷工頻發，政權穩定受到威脅。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東地區發生過風起云涌的反美浪潮。伊朗作為穩定發展的親美國家，對美國防止共產主義擴張的戰略價值更加突出。美國一方面極力扶植反共的巴列維國王；另一方面也督促他盡快進行國內改革，緩和國內矛盾，防止激進革命的發生。1961年上臺的民主黨總統肯尼迪，要求巴列維王朝削減軍事開支，懲辦貪官污吏，任用溫和派官員，放松政治壓制，進行土地改革，甚至以停止援助和讓伊朗領導人“換馬”相威脅。巴列維國王對美國的要求自然不敢怠慢，1960年的土耳其軍事政變等事件也給巴列維國王敲響了警鐘，迫使他考慮通過一些改革措施來緩解國內矛盾。

《一次別離》

從1963年到1978年，巴列維國王推行的一整套社會經濟改革計劃，被稱為致力于現代化的所謂“白色革命”（即不流血的革命）。

“白色革命”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土地改革。政府從地主手中收購土地，低價賣給佃農，使150萬個佃農家庭擁有了自己的土地，惠及的人口占伊朗人口的40%。第二，推廣現代農牧業技術，興建水利設施，保護水力資源，大大提高了伊朗的農業產值。第三，森林與牧場的國有化。在干旱的伊朗國土上推行植樹計劃，創建了環抱城市和主要高速路的“綠色地帶”。第四，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將企業按股份出售給地主，并給私有企業員工分紅。第五，給予婦女選舉權。這項維護婦女權益的措施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爭議，受到伊斯蘭教職人員的嚴厲批評，但卻作為“白色革命”為數不多的遺產，至今被保留了下來。第六，開展掃盲運動，實行免費義務教育。第七，推進國民衛生健康運動。第八，建立社會保障和國家保險制度，為所有伊朗公民提供社會保障，實行退休制度全民覆蓋。正像中國政治學者房寧和吳冰冰所指出的，從內容來看，伊朗的“白色革命”充分吸收了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

但是，巴列維倡導的改革超越了國情，一些措施不切實際或過于激進，使伊朗走上了一條畸形的發展道路。在政治上，巴列維拒絕民主化，強化君主專制。他鎮壓政治反對派，設立秘密的警察機構。一些宗教領袖因反對國王的專權和世俗化政策，被監禁或者驅逐出境。在經濟上，巴列維盲目地實施超前的工業化戰略，逐漸導致通貨膨脹，農民破產，城市失業嚴重，上層奢侈腐敗。在精神生活上，民族傳統文化和伊斯蘭信仰遭受猛烈沖擊，社會風尚敗壞。在對外關系上，過度親美的政策極大地傷害了伊朗的民族自尊心。比如，在伊朗的美國軍人可以享受治外法權，犯罪不受伊朗法庭的審判，而是交給美方處理。這樣一來，巴列維政權最終把自己推到了伊朗各階層民眾的對立面。

《何以為家》

03

基于伊斯蘭教法的“黑色革命”

在“白色革命”過程中，巴列維國王嚴重低估了宗教集團的力量。土地改革不受什葉派教士的歡迎，因為許多什葉派教士本身是地主，土地改革侵害了他們的宗教遺產。而給予婦女選舉權等政策，則觸犯了宗教階層的價值觀。在這個背景下，什葉派宗教領袖魯霍拉·霍梅尼在伊朗的政治舞臺上開始大放異彩。

霍梅尼于1902年出生在一個擁有土地的教士家庭，自小熟悉伊斯蘭教什葉派的學問，后來轉到圣城庫姆深造，接受了伊斯蘭教法教育。他將思想斗爭的矛頭指向巴列維王朝推行的世俗主義，將它描繪為神職人員墮落、新聞媒體腐化的罪魁禍首。他反對1963年1月進行的“白色革命”公投。霍梅尼的支持者發動示威，演變為德黑蘭和部分地方城市的流血騷亂。霍梅尼因此在6個月后被逮捕并驅逐出境，開始了15年的流亡生涯，曾輾轉到過土耳其、伊拉克和法國。在這期間，他保持寫作和教學，他的追隨者遍布伊朗各地并組成了政治網絡，在伊朗國內廣泛傳播霍梅尼的宗教思想。

1976年，石油收入的下降和預算短缺，使伊朗政府過于激進的發展計劃難以為繼，多年來對不同意見的鎮壓行動，削弱了中產階層甚至精英階層對巴列維的支持。從1977年5月到1978年1月，伊朗接連發生反對巴列維國王和君主政體的大規模示威活動。為了應對危機，巴列維國王做出妥協。1978年8月，他任命一位具有宗教背景的官員出任首相，采取了一些放寬管制的措施，承諾伊朗很快會變成一個“西方式民主國家”。然而這些措施為時已晚，無濟于事。罷工及示威活動擴大，整個國家癱瘓。1978年9月8日，大批群眾聚集在首都德黑蘭市中心的廣場，與軍警發生沖突，當天造成89位示威者喪生，被稱為“黑色星期五”。10月，政府雇員和一些官員加入由德黑蘭煉油廠工人發起的罷工行動，罷工蔓延到各行各業和政府部門。權貴階層紛紛開始向海外轉移資產。此時，霍梅尼在流亡途中飛抵巴黎，大力鼓吹用革命手段推翻巴列維王朝。由于霍梅尼在巴黎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觸媒體和反對派，他的號召迅速傳遍伊朗，在國內引起了巨大反響。

《伊朗與西方》

到了1979年1月，盡管巴列維國王做出讓步，同意在保留王權的前提下放棄一切主張和特權，但他的王朝大勢已去。巴列維國王在1月16日離開伊朗前往開羅，而霍梅尼于2月1日回到首都德黑蘭，受到兩三百萬伊朗民眾的熱烈歡迎。支持霍梅尼的武裝人員擊敗了忠于國王的部隊，巴列維政權很快土崩瓦解。由霍梅尼任命的臨時總理巴扎爾甘進入首相府，正式接管權力，迅速建立新的內閣。至此，巴列維王朝徹底覆滅。巴列維被迫逃亡到美國，于1980年病死在埃及。

在霍梅尼領導下，伊朗民眾掀起了一場驚天動地的“黑色革命”（“黑色”指穆斯林的黑色罩袍）。巴列維王朝被推翻后，伊朗經過全民公投，在1979年4月將國名改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過了新憲法。憲法規定，伊斯蘭教是共和國的基礎，絕對主權屬于真主。霍梅尼在1979年12月成為國家的最高領袖。整個國家以伊斯蘭教法為法律，女性被要求重新戴上面紗。國家的實際權力掌控在伊斯蘭教士的手中，教士階層成為新的權貴。

《逃離德黑蘭》

04

“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

伊朗伊斯蘭革命成功后，最高領袖霍梅尼喊出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口號：“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革命后的伊斯蘭政體是一種獨特、完整的全新政治體制。它既不同于以蘇聯為代表的東方社會主義政體，也不同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政體。同時，這個伊斯蘭政體既采納了東方社會主義的某些制度規則，也吸收了西方資本主義政體中的某些制度形式。

伊朗的正式國名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伊斯蘭教義是衡量和判斷一切社會事務的準則。房寧和吳冰冰指出：“在現實中，伊斯蘭是由伊斯蘭教士直至大阿亞圖拉及最高領袖為載體和代表的。”什葉派教士是分級別的。霍賈特伊斯蘭、阿亞圖拉、大阿亞圖拉等各級教士，是伊斯蘭教、《古蘭經》的研習者、傳授者、解釋者、闡發者，是人格化的伊斯蘭教。這就是說，伊朗政權合法性的一個來源，是全民信仰的什葉派伊斯蘭教。

伊朗政權合法性的另一個來源，是人民選舉和共和制。1979年制定的、宣稱真主擁有絕對主權的伊斯蘭共和國憲法，是經全民公投通過的。經全民選舉產生的伊斯蘭教法學家，組成一個“專家委員會”，在高教階的教法學家中，選舉產生最高領袖。伊朗總統和議會都是經過競爭性的直接選舉產生的。

《伊朗與西方》

顯然，我們不能把西方觀念中的民主和獨裁的兩分法，套在伊朗的政體上。伊朗政體的兩個合法性來源，是伊斯蘭教義和人民選舉。伊朗的最高權力屬于宗教權威，當然與民主無關。但伊朗的總統和立法機關是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又是典型的民主形式。甚至連最高領袖的產生，也要經由選舉程序。由此伊朗政體形成了宗教、世俗兩套體系，具有雙重權力結構，也就是伊斯蘭教法學家和世俗政治家。

許多著述把伊朗政體說成是“政教合一”，我對這個說法持懷疑態度。政教合一政體，是指政治領袖同時兼為宗教領袖，政權和教權合二為一。伊朗政體的政權和教權是分離的，最高領袖的權威很大，但不是國家元首。總統及其政府需要服從最高領袖，但并非事事聽命于領袖，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

北大國際關系教授王緝思站在全新視角，梳理冷戰始末

追溯今日各國沖突的根源，展望一個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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