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非洲為何難獲社會融資 | 外刊速遞

十年前，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全球領導人共同描繪了一幅宏大的融資藍圖。近日，《經濟學家》雜志刊文回顧指出，由于對投資風險判斷失準，全球社會資本并未流向最貧困的非洲國家。要破解當前困局，亟需改革國際金融風險評估體系，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重塑全球發展治理架構。

原文 ：《 <經濟學家> ：非洲為何難獲社會融資》

編譯 |薛梓涵 楊勇

圖片 |網絡

十年前，各國領導人就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達成共識，涵蓋消除饑餓、保障體面工作等領域，承載著全球對美好未來的期許。當時，世界銀行及其他多邊貸款機構提出，以少量公共資金引導，撬動規模遠超公共資金的社會資本，讓富裕國家的養老金、保險資金成為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但現實很快澆滅了這一設想。當前，發展公共融資深陷危機：幾乎所有主要雙邊援助國都削減了對外援助，非洲約三分之二的國家因債務纏身而縮減開支。這些國家迫切尋求社會融資填補缺口，卻大多徒勞無功，“以數十億撬動數萬億美元”的目標從未實現。

“這一口號初衷雖好，但很難落地。”為發展中國家項目提供資金支持的私人基礎設施發展集團負責人菲利普·瓦拉胡（Philippe Valahu）表示。多邊開發銀行或雙邊金融機構希望通過承擔部分風險吸引社會資本合作，提供低成本啟動資金或違約擔保。據估算，2023年它們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調動了880億美元社會融資，雖較以往有所增長，但問題十分突出：僅有200億美元流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最貧窮國家僅獲得100億美元。而該地區當年獲得的援助資金達620億美元，可見社會融資不僅規模更小，分配也極不均衡。

2018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工作組曾設想每投入1美元公共資金可撬動2美元以上社會資本，但這一比例鮮有實現。倫敦智庫ODI全球（ODI Global）即將發布的研究顯示，截至202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每1美元公共資金僅吸引約59美分社會聯合融資，其他地區也僅為70美分。此外，過度關注杠桿比例扭曲了發展優先序：吸引社會資本最簡便的方式是選擇環境安全的簡易項目，而資金需求最迫切的高風險地區反而成為投資者避之不及的領域。

如今流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外國投資，比這一口號提出時更少，基礎設施領域的社會投資大幅下滑。2020年以來，非洲各國政府與社會債權人之間的資金流動出現逆轉，銀行和債券持有人收到的還款及利息比新發放的貸款多出360億美元。全球利率上升導致資本大量流出非洲，讓當地的融資困境雪上加霜。

對此，世界銀行內部已開始反思。資金問題仍是核心癥結。過去十年的教訓值得深思：瓦拉胡認為，此前的錯誤在于想當然地認為富裕國家的機構投資者會蜂擁購買非洲基建資產，卻忽視了尼日利亞養老基金等本地資本池的潛力；事實上，投資者因高估非洲投資風險而卻步。與此同時，投資者也抱怨無處投放資金。聯合國估算，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每年需新增4萬億美元投入，但現成的可投資項目卻寥寥無幾——五分之四的非洲基礎設施計劃在可行性研究或商業計劃階段便宣告失敗。而吸引社會資本還可能適得其反：政府為保障投資者收益，往往會陷入兩難困境。以加納為例，該國因與私營能源企業簽訂包銷協議，需為未消納的電力支付數億美元，同時又因低價售電持續虧損。在貧困人口眾多的國家，既要讓公共事業企業實現盈利，又要確保民眾能夠用得起相關服務，著實難以兼顧。

曾在世界銀行負責非洲公私合作項目的詹姆斯·萊格蘭（James Leigland）指出，對市場手段的“意識形態化信仰”蒙蔽了政策制定者，使其忽視了這種方式存在的缺陷。既然非洲95%的基礎設施支出源于公共財政，為何不更高效地利用這些資金，反而徒勞地追逐社會融資的幻夢？

聯合國數據顯示，截至2030年目標期限，僅有17%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指標有望達成。現實的困境是，社會資本遠離資金緊缺地區，傳統公共援助也陷入規模萎縮、分配失衡的危機。要破解這一困局，需要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風險評估機制，推動主要經濟體摒棄零和博弈思維，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重塑全球發展治理架構，唯有如此，可持續發展的愿景才能落地生根。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0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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