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的語義變遷與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演進——以滇南彝文典籍中地名“na55the55”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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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少數(shù)民族典籍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學術語料與歷史文本，承載著深厚的民族文化記憶與認同基因。流傳于我國西南邊疆的滇南彝文典籍中，彝語地名“na55the55”高頻出現(xiàn)，其語義變遷能夠清晰呈現(xiàn)邊疆少數(shù)民族對中華民族認同的演進軌跡，為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fā)展提供鮮活的地方案例。通過歷時性文獻考證與空間語義分析可知，彝語地名“na55the55”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xiàn)出顯著的語義變遷軌跡：早期指向滇中地區(qū)的晉寧，體現(xiàn)了地域化的族源認同；明代逐漸與江南政治中心南京產(chǎn)生語義關聯(lián)，反映出漢彝文化交融中的跨族群認同；最終錨定全國政治中心北京，標志著國家中心地認同的形成。這一語義變遷不僅映射出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的歷史演進過程，也揭示了邊疆與中原在政治、文化層面的深度互動。

［關鍵詞］滇南彝文典籍；中華民族共同體；“na55the55”；語義變遷；認同演進

一、引言

我國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中占據(jù)重要地位，是探究中華民族共同體演進的重要場域之一。以往的學術研究主要使用官方正史、漢文典籍等主流文獻，對少數(shù)民族典籍的系統(tǒng)性挖掘與深度闡釋還明顯不足，致使中央政權與邊疆民族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進程中的雙向互動關系未能得到充分展現(xiàn)。2022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lián)合發(fā)布的《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圍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深入整理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的古籍文獻，挖掘弘揚蘊含其中的民族團結進步思想，引導各族群眾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從國家文化戰(zhàn)略層面為少數(shù)民族古籍文獻研究指明新方向，著重強調通過對民族古籍的互鑒研究，深入揭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建構邏輯。

彝語地名“na55the55”是滇南彝文典籍中的高頻地名，在創(chuàng)世史詩《阿黑西尼摩》、《指路經(jīng)》、家譜、阿哩查嫫等各類文獻中均有記載。《滇南彝文字典》解釋，“na55”與“the55”均有“京、都”的含義，“na55the55”即指“首都”。當前學界對彝語地名“na55the55”的地望考釋呈現(xiàn)多元闡釋態(tài)勢，主要指向晉寧、南京及北京。楊六金認為“na55the55”為滇南彝族尼蘇支系的祖源地，“‘納鐵’可肯定昆明城附近的地方，疑今晉寧石寨山或晉寧縣城以西故陽城堡”。張純德等則明確指出“納特（鐵），地名，古代彝族君王所在地，據(jù)考在今晉寧縣”。黃建民認為“‘納鐵’在各地彝語中多指京城，一般指北京或南京。這里的‘納鐵’當指虛擬的京城，而非本土意義的京城”。《彝文＜指路經(jīng)＞譯集》中彝語地名“na55the55”也指“南京、北京”。

彝語地名“na55the55”在空間指向上的不確定性與流動性，恰好彰顯了其獨特的學術價值。這種看似矛盾的空間指涉，實則解構了地理坐標的固定性，深刻折射出西南邊疆族群對中華民族認同的歷史演進軌跡。這種將實體地理與象征空間交織的認知范式，既反映了族際文化互動中的主體性調適機制，也呈現(xiàn)了當前研究在語料實證與理論建構間的結構性張力。本文擬通過對滇南彝文典籍中彝語地名“na55the55”所指具體地名的解析，揭示少數(shù)民族歷史書寫中地方性知識與國家話語的互構邏輯，展現(xiàn)中華民族共同體從自在到自覺的歷史建構中邊疆與中央、各民族之間深度交融的鮮活實踐，為深化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提供實證。

二、“na55the55”指晉寧：地域化的族源地認同

彝語地名“na55the55”指向晉寧，是滇南彝族原生性族群認同的具象化表達，蘊含著鮮明的族源地隱喻，其形成源于彝族先祖活動于滇池周邊的族群記憶，亦與古滇國的歷史淵源相關。

（一）“na55the55”：族源地的隱喻

族源地指一個民族（或族群）形成的起源地，聚焦于整個群體的共同起源，涉及族群歷史形成、早期聚居和發(fā)展的核心區(qū)域。彝語地名“na55the55”指向晉寧，這與其在滇南彝族文化中承載的族源地隱喻密不可分，且該隱喻在滇南彝族創(chuàng)世史詩與傳世譜牒中均有記載。滇南彝族創(chuàng)世史詩《阿黑西尼摩》將彝語地名“na55the55”明確界定為彝族始祖阿普篤慕的故鄉(xiāng)：

“篤慕帶兒女，返回到納鐵，尋找故里去。納鐵村子呀，適宜人居住，養(yǎng)兒兒興旺，養(yǎng)女女發(fā)展，人群似蜂群，歸家似山影······阿祖篤阿慕，天生地生日，來把人群分，分一對去東，發(fā)展成阿納；分一對到南，變成了彝族；分一對去西，發(fā)展成吐譜；分一對去北，變成了特擺；中央分兩對，成搖熱火則；這些人種呀，變成十二支，一支變十支，十支變百支，百支變千支。”

由以上記載可知，彝語地名“na55the55”（納鐵）為彝族的始祖阿普篤慕的故鄉(xiāng)，洪水之后篤慕帶著妻兒從巖洞返回“na55the55”（納鐵），并在此繁衍生息。《阿黑西尼摩》至今仍以活態(tài)形式持續(xù)演述，在滇南彝族地區(qū)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遠的文化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文獻的尾聲部分，演述者會專門囑告聽眾銘記“na55the55”（納鐵）故鄉(xiāng)、篤慕始祖、遷徙路線等核心要素，此舉進一步凸顯了“na55the55”（納鐵）族源地的內涵。

傳世的滇南彝族《家譜》則從血緣譜系層面，為這一隱喻提供了佐證。保存于石屏縣哨沖和龍武民間的多部彝族文獻家譜中明確記載：“生活在這一片區(qū)的彝族尼蘇人，其歷史血脈是彝族始祖阿普篤慕之子慕阿克的直系后裔。”而慕阿克作為阿普篤慕的后裔，其支系的祖源記憶自然追溯至篤慕的故鄉(xiāng)“na55the55”，這一譜系記載使滇南尼蘇人的族群溯源與“na55the55”的族源地指向形成呼應。

滇南彝族將族源記憶融入創(chuàng)世史詩與譜牒之中，以口傳與文獻記載并行的方式世代傳承，使彝語地名“na55the55”成為承載族群認同的精神符號，也清晰地向世人傳遞出其作為滇南彝族族源地的隱喻。

（二）彝族先民與古滇國的歷史記憶

彝語地名“na55the55”指向晉寧，其主要原因在于滇南彝族與古滇國先民存在密切的族源關聯(lián)，而晉寧作為古滇國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然被滇南彝族視作自身的族源地。

古滇國的相關記載，最早見于《史記·西南夷列傳》對戰(zhàn)國“莊蹻開滇”與漢武帝時期“滇國歸降”兩大核心歷史事件的記述。其載：“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shù)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戰(zhàn)國時期楚威王派莊蹻等奪取巴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區(qū)，占領滇地。后來由于秦國攻打楚國，莊蹻無法返回，于是“變服從其俗”，與當?shù)孛褡迦诤瞎餐⒌釃ǘ荚诮窭ッ魇袝x寧區(qū)。漢武帝時期，為開發(fā)大西南，在滇國境內設立益州郡。《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元封二年······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于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這標志著云南地區(qū)正式納入中央王朝的管理。1956年，云南考古工作者在晉寧石寨山古墓群挖掘出土“滇王金印”，再次印證了滇國及滇王的歷史。部分學者把“滇池地區(qū)青銅文化看作是‘文明時代’的開端，把‘滇國’看成是云南出現(xiàn)的第一個政權。”

結合相關史志記載可考，彝族先民與古滇國關系密切。《華陽國志·南中志》記載：“晉寧郡，本益州也。元鼎初屬牂柯、越嶲。漢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為郡，治滇池上，號曰益州。”益州郡本滇國地，漢武帝時期出兵征戰(zhàn)滇國時反抗最強烈的族群為“叟人”，由此可推斷，此時期的“叟人”為滇國境內人口較多的族群，應為滇國時期滇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界普遍認為，“叟人”即彝族的先祖。著名史學家方國瑜先生持此觀點，他認為“所謂‘靡莫之屬以什數(shù)，滇最大’即‘叟夷’部落，滇池區(qū)域自古住居著的是叟人。”他還結合晉寧出土文物考證滇國與彝族先民的淵源，指出“滇族男子乘馬時所披的‘披風’，絕類現(xiàn)在彝族所披的氈。”史學家馬長壽先生亦佐證此觀點，其考述滇族男子服飾時指出“如外出或儀式中則披一圓領的披巾，前系于胸前，尻后則內收而使其凸出。如系乘馬則披一如現(xiàn)在涼山彝族的披風。”這一文化共性，成為彝族先民與古滇國族群存在族源關聯(lián)的重要佐證。

古滇國時期滇人的族屬問題雖較為復雜，但如今生活在滇南地區(qū)的彝族應與古代生活在滇池附近的部落有族源關系，古滇國的中心晉寧應為彝族先民的族源地之一。龍倮貴認為，“彝族一首領仲牟由（篤慕）避洪災從巴蜀一帶取大葫蘆作舟，跨過金沙江定居于烏蒙山一帶開始，第一次彝族內部原居先民與北上又南下的先民大匯合，之后人丁興旺，分支開疆拓土。爾后在古滇國地區(qū)先后出現(xiàn)了以俄木羅（開遠）、俄羅（楚雄）、納特（疑指今晉寧）為中心的部族聯(lián)盟制的政權體系，并把社會分成等級進行統(tǒng)治。”張純德等也認為，“‘滇’，古夷人部落名，國名，今云南省滇池附近，戰(zhàn)國至漢武帝時為滇國。”并明確指出滇國故地的晉寧，夷語稱為“德津魯莫”，又叫“納鐵”，滇南彝文記載它是古代夷人的京城，皇帝或夷王所居住的地方。由上可見，滇南彝族認為其族源地在滇池附近，并在古滇國時期，其族人以晉寧為中心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文明。

彝語地名“na55the55”指向晉寧所代表的地域化族源認同，是滇南彝族原生性族群認同的核心體現(xiàn)，既為族群共同體形成奠定了身份基礎，也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文化基因。從族群層面來看，這一認同通過將族群歷史根脈與特定地域深度關聯(lián)，構建起清晰的族群身份邊界，是早期族群在相對封閉的地域生態(tài)中，區(qū)分“我者”與“他者”的關鍵方式，為滇南彝族的形成提供了身份共識；同時，這一認同并非單純的地理指向，而是承載著彝族起源傳說、祭祀禮儀、生活習俗的符號載體，通過代際傳遞延續(xù)了族群文化傳統(tǒng)，強化了族群內部的凝聚力。從中華民族共同體層面來看，這一原生性族群認同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多元一體”格局提供了獨特的地方性知識與歷史素材，該原生性族群認同與中原及其他邊疆地域的原生族群認同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多元”文化底色；同時，其所承載的“起源”“族群”“身份”等文化內涵，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中“各民族共生共榮”的底層邏輯內在契合，為后續(xù)從“族群認同”向“共同體認同”的轉向奠定了基礎。

三、“na55the55”指南京：跨族群共享祖源地認同

隨著中央王朝對西南邊疆治理的深化與漢彝文化交融的加深，彝語地名“na55the55”的語義突破本土地域限制，逐漸指向南京。彝語地名“na55the55”指向南京，是明朝時期漢彝文化深度交融的產(chǎn)物，其形成源于“祖源地”的隱喻延伸，更與漢彝雙向融合的歷史密切相關。融入彝族的漢族人未舍棄南京祖源記憶，而當?shù)匾妥鍎t受漢文化影響，認同明王朝皇城南京并重構祖源記憶。這一雙向互動讓彝語地名“na55the55”成為漢彝共有的祖源符號，其本質是漢彝交融催生的跨民族認同，更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重要文化紐帶。

（一）“na55the55”：祖源地的隱喻

祖源地指向個體或家族的祖先起源與遷徙起點，側重具體血緣追溯，范圍限于某一家族或支系。從《指路經(jīng)》《餞行經(jīng)》《譜牒》等文獻對彝語地名“na55the55”的記載來看，該地名被賦予了的祖源地的隱喻。

滇南彝族地區(qū)的《指路經(jīng)》多將逝者靈魂送往歸祖路線的終點——“na55the55”。紅河縣《指路經(jīng)》記載靈魂的歸祖路線為：“塞足山→徵主山→墨祝峨鞏→尼婆峨鞏→莫祖······古曬矣滯→拿呆湖→谷峨羅朵→納鐵曬機湖→納鐵堵婁山→納鐵書奪山。”建水縣《指路經(jīng)》記載的歸祖路線為：“渣不魯村→阿細咪→候矮→早勐→尼臘→尼垤→谷窩→納特。”個舊市保和鄉(xiāng)《指路經(jīng)》記載的歸祖路線為：“核桃寨→則獨柏→魯聶格→各夠→多莫→候矮→谷窩→納特。”與《指路經(jīng)》相似但使用場域有別的《餞行經(jīng)》中，彝語地名“na55the55”同樣被設定為逝者靈魂的最終歸宿。金平縣彝文典籍《餞行經(jīng)》描述的歸祖路線為：“從金平指向分水嶺→蠻耗→個舊卡房→蒙自→建水城→石屏→通海→峨山→晉寧→昆明→納鐵。”滇南彝族各地《指路經(jīng)》與《餞行經(jīng)》雖因地域差異形成不同的歸祖路線，起點各有不同，但均將“na55the55（納特或納鐵）確定為逝者靈魂歸祖的終點。這一“殊途同歸”的敘事，承載了彝語地名“na55the55”超越具體地理空間的祖源地隱喻。

流傳于滇南彝族民間各家族的彝文《譜牒》，則從血緣譜系的視角，將“na55the55”明確標記為家族祖源地。石屏縣柏木租村尼蘇人李氏家族遷徙史《家譜》記載了完整的遷徙路線：“納特→昆明→晉寧→江川→通海→高大→建水城→官廳→八保樹河→三臺坡→元江壩→青龍廠→楊武→化念→柏木租村。”彝語地名“na55the55”（納特）是李氏祖先遷徙的起點，為該家族的祖源地。

滇南彝族《指路經(jīng)》《餞行經(jīng)》與《譜牒》，分別從儀式敘事與血緣譜系層面，共同賦予彝語地名“na55the55”祖源地隱喻。其既是滇南彝族靈魂歸祖的共同終點，也是家族血緣追溯的遷徙起點，這一地名超越地域限制，成為滇南彝族的祖源符號。

（二）漢彝融合的歷史記憶

在滇南地區(qū)民族交往交流的漫長歷程中，彝語地名“na55the55”從彝族本土祖源符號向核心坐標南京的語義轉向，并非單一族群遷徙或文化同化的結果，而是漢彝雙向融合、彼此接納與認同的生動印記。這種融合既承載著雙方的祖源記憶，又構建起跨族群的身份認同，本質上是中央王朝邊疆治理政策與族群生存發(fā)展需求相互作用的結果。

明朝對云南地區(qū)的經(jīng)略與管控，為漢彝融合提供了政策支撐，而族群在特定歷史語境下的生存選擇，則推動了融合從被動接受向主動調適的轉變，為彝語地名“na55the55”語義轉向南京埋下伏筆。明朝統(tǒng)治者繼承前代“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的邊疆管理理念，在云南推行“移民實邊”與“土司制度”兩大核心政策，構建了漢彝族群相遇、互動的歷史場景。“移民實邊”政策以軍屯、民屯、商屯為主要形式，將大量中原漢族人遷入云南邊疆。洪武十九年，沐英向明太祖上奏道：“滇南地廣，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邊儲。”明太祖對此十分認可并下詔推行，明確“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防之計莫善于此。”之后，明朝在云南設置衛(wèi)所制度，設置滇中、滇東、滇西、滇南衛(wèi)所，其中滇南區(qū)共有9個千戶所，“包括臨安衛(wèi)（5個千戶所）、通海御（2個千戶所）及十八寨、新安等直隸千戶。”大量漢族人通過屯墾戍邊進入彝族聚居區(qū)，這為漢彝民族交流與融合創(chuàng)造了條件。這些遷入的漢人雖初期保持中原文化傳統(tǒng)，但在與人口眾多的彝族原住民長期共處中，部分群體為適應生存環(huán)境而逐漸融入彝族；而彝族群體則在漢族人帶來的中原文化與王朝治理體系影響下，主動或被動地重構祖源記憶，接納并認同漢族文化，形成雙向互動的融合態(tài)勢。

“土司制度”的推行，進一步推動了滇南漢彝民族的深度融合。該制度廣泛應用于中央王朝對地方的管理，并呈現(xiàn)出“以夷治夷”的特點。明朝統(tǒng)治云南以后，在當?shù)貜V置蠻夷官司，“設置了11個宣慰使司、9個宣撫使司、20個安撫使司、1個招討使司、173個長官司。”“在明朝允許的范圍內按照過去的傳統(tǒng)進行統(tǒng)治。在邊境區(qū)和核心區(qū)之間還設有緩沖區(qū)，中央派來的流官雖然控制著推行行政政策時的大印，但實際業(yè)務還是由當?shù)孛褡暹x出來的土司來負責。”在滇南彝族地區(qū)，納樓土司的影響力最為深遠，“從元代受封開始，直至云南解放，紅河兩岸建水、元陽的部分區(qū)域一直為彝族納樓普姓土司的轄地。”在此背景下，遷入土司轄地的漢族人因處于族群弱勢地位，需通過調適文化身份謀求生存與發(fā)展；而彝族群體則借由土司制度與中央王朝建立起來的聯(lián)系，在“大一統(tǒng)”政治語境下逐漸接納中原文化符號，為后續(xù)祖源記憶的重構與文化認同的轉向奠定了基礎。

漢彝雙向融合并非簡單的文化替代，而是雙方通過語言、風俗、信仰、祖源敘事等多維度的文化調適，實現(xiàn)身份認同的柔性過渡。漢族人融入彝族群體時，以“南京祖源記憶”為精神內核，在接納彝族文化的同時維系自身族群根脈；彝族人融入漢族群體時，則以固有祖源符號“na55the55”為載體，對接南京這一漢地核心坐標，雙方由此形成雙向交融的格局。

漢族人融入彝族群體的核心是身份重構與文化適配，關鍵特征是“變服從其俗而不忘祖源”。“內地移民被人口眾多的本地民族所融合，出現(xiàn)了內地移民逐漸‘夷化’的過程。”遷入滇南的漢族人需在語言、風俗、信仰等方面逐漸與彝族深度契合，通過改姓、通婚等方式獲得彝族身份，以適應土司制度下的族群權力格局，同時借助《家譜》《墓志銘》等文獻堅守中原祖源記憶，將南京敘事帶入彝族文化語境，為彝語符號與南京的對接提供支撐。滇南彝族地區(qū)的漢彝融合案例頗具代表性。石屏縣陶村鎮(zhèn)六谷沖彝族李氏《家譜》序中記載：“李氏祖籍南京應天府江寧縣老墾腳地，明洪武年間服役來云南。”紅河樂育區(qū)阿布村何中周《家譜》記載：“其始祖由南京入滇，先在臨安命念村駐扎三年，后遷石屏扯止、阿勇山等地。至何縱正分支后，分別遷入境內阿布、蝦里、垤那、迤薩等地定居。定居迤薩的仍保持為漢族，其余早已融合為當?shù)匾妥濉！蹦暇┳嬖从洃浭冀K是維系家族血緣脈絡的精神內核，這一堅守也凸顯了漢族人融入彝族過程中，在文化適配與族群根脈傳承之間的靈活抉擇。建水縣大凹子鎮(zhèn)孔氏家族的改姓融合，更凸顯了漢族人對彝族文化的主動適配與認同。孔氏一世祖孔載物墓碑《族譜明辨紀略》記載：

“追溯始祖，原是姓孔名厚，乃山東籍貫，南京應天府人也。曾薦賢書仕于黔之普安州。奈時逢改革，歲荒民變，甚至兵火延年，于祖有礙，不得已改姓普，由黔入滇至臨潛居。孰意方出天羅，旋入地網(wǎng)，倏值流賊作亂，吾祖乃舊逃奔。偶適此地，見山勢盤桓，林木幽靜，爰立宮室遂家焉，自此始祖厚娶孫氏，生二世祖一德；二世祖娶妻趙氏，生三世祖七人，分派七房。”

為更好地融入彝族群體，孔姓家族改孔姓為彝族納樓土司的姓氏普姓。“如今的孔姓彝族人認為，孔氏漢族祖先逃難到彝族地區(qū)，迫于彝族納樓土司的壓力，于是選擇將姓氏改為普姓，從而與普氏土司同姓，可以免受欺凌。”這一行為既是對彝族強勢族群話語權的適應，也是漢族人接受彝族身份、融入當?shù)厣鐣闹苯芋w現(xiàn)。“失去對自身族源的詮釋權，或是接受強勢族群給予的族源記憶，經(jīng)常發(fā)生在許多弱勢族群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孔氏家族雖完全融入彝族，卻始終共享“漢人融入彝人”的歷史記憶，南京祖源敘事通過碑記與口述世代相傳，成為漢彝融合的鮮活例證。

明朝時期，受漢文化影響，云南部分少數(shù)民族的祖源記憶發(fā)生了變遷。“云南一些民族在與處于強勢地位的漢民族的碰撞與交融中，便曾‘改變原有的祖源記憶’，甚而‘接受強勢族群給予的族源記憶’，從而‘造成族群邊界的變遷’和‘族群認同變遷’。這種情況成為一種令人關注的文化現(xiàn)象始于明代初年。”為實現(xiàn)王朝“大一統(tǒng)”的政治目標，明朝大幅加強了對云南地區(qū)的經(jīng)略與管控。洪武十四年九月，太祖以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等為將，率三十萬之師征云南。洪武十五年，明朝在云南建立云南都指揮使司，開始設置衛(wèi)所，長期戍守。洪武十七年，征南右副將軍沐英率領9萬官兵鎮(zhèn)戍云南，明王朝完全實現(xiàn)了對云南的整體統(tǒng)一。此時，地處邊疆地區(qū)的云南隸屬于中央王朝，世居云南的各民族對中央王朝產(chǎn)生了認同感，并基于對明朝戍邊將領的崇拜或對明朝京城南京的想象，認為自己的祖源地也為南京。《滇系》記載：

“自傅、藍、沐三將軍臨之以武，胥元之遺黎而蕩滌之，不以為光復舊物，而以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簡編，全付之一燼。既奏遷富民以實滇，于是滇之土著皆曰：‘我來自江南，我來自南京。’”

滇南彝族群體中，亦存在自稱籍貫為南京的情況，這在滇南彝族《指路經(jīng)》《家譜》等文獻的記載中均有體現(xiàn)。在漢文化成為強勢文化的歷史語境下，部分彝族群體通過重構祖源記憶，將彝語地名“na55the55”視為南京。這種重構并非對彝族文化的全盤摒棄，而是以固有文化符號為根基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化，將彝語祖源地名“na55the55”的語義指向南京，形成跨族群認同的祖源符號。紅河州綠春縣牛孔鄉(xiāng)施氏彝族的祖源敘事，清晰展現(xiàn)了這一融合過程。其《家譜》記載的遷徙路線為：“南京應天府→四川→昆明→石屏→建水→磨弄→牛角寨→麻栗樹→科捍→外各咪（老撾）→納卡村”，明確將南京應天府界定為祖源地。結合施氏子孫口述，其先祖在明清兩朝曾于石屏、元江、普洱等地擔任學正、土守備、土千總、土把總等職，這一身份背景或為其重構南京祖源的重要動因。“族群邊緣環(huán)繞中的人群，以‘共同的祖源記憶’來凝聚。因此，個人或人群都經(jīng)常借著改變原有的祖源記憶，來加入、接納或脫離一個族群；造成族群邊界的變遷，也就是族群認同變遷（ethnic change）。”施氏家族對南京祖源地的建構，無論是主動迎合還是被動適應當時的政治語境，均體現(xiàn)了邊疆少數(shù)民族融入大一統(tǒng)國家的文化心理。值得關注的是，施氏家族的祖源敘事并未因對接漢文化而完全摒棄本族群傳統(tǒng)，反而呈現(xiàn)出“文化融合”的鮮明特征。其雖在《家譜》中將祖源地定為南京，契合漢文化語境下的祖源認同，但在彝族喪禮中，仍沿用傳統(tǒng)儀軌念誦《餞行經(jīng)》，而經(jīng)文所指的靈魂歸祖終點依舊是“na55the55”。施氏彝文文獻《餞行經(jīng)》中記載的線路：“牛孔→角惰→外國南掌→麻栗樹→牛角寨→勐龍→元江城→建水→石屏→昆明→納特”。此處“納特”（na55the55）即為家族認定的祖源地。施氏家族的祖源認同是漢彝文化交融的產(chǎn)物，他們通過將固有彝語祖源符號“na55the55”與核心地理坐標南京相對接，既維系了族群文化根脈，又完成了對漢文化的接納與認同。

“na55the55”指向南京所代表的跨族群認同，是漢彝雙向融合的文化印記，其既構建了漢彝民族的身份共識，也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重要文化紐帶。從漢彝互動層面來看，彝語地名“na55the55”指向南京并非單純的地理指代，而是承載著跨族群共享歷史記憶的文化符號。“民族同化是指一個民族或其一部分，完全喪失其民族特性，被吸收入另一個民族之中的現(xiàn)象。而民族融合則是兩個以上的民族或其中的一部分，在長期的過程中，互相吸收對方的特點，從而不同程度地改變了各自的一些民族特性或逐漸形成另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的現(xiàn)象。”滇南漢彝民族在相互融合的進程中，并未完全消解各自的民族文化記憶，反而共同將彝語地名“na55the55”釋讀為南京，并將其視作雙方的祖源地。這一構建而成的“同源共祖”的跨族群身份共識，成為維系多族群情感聯(lián)結的重要文化符號，為跨族群認同的形成提供了歷史語料。從中華民族共同體層面來看，這一跨族群認同實證了內地與邊疆族群在歷史上的深度互動與雙向融合，打破了“中心——邊緣”的文化割裂認知。漢族人融入彝族群體時，以“南京祖源地”的記憶為核心，對接彝族“na55the55”的祖源符號，搭建起身份認同的過渡橋梁；彝族人融入漢族群體時，以“na55the55”這一固有符號為載體，對接核心地理坐標南京，完成了對中原文化的認知與接納。這種雙向融入，使彝語地名“na55the55”成為連接邊疆與中原、彝族與漢族的文化紐帶，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從“多元”向“一體”初步轉型，為后續(xù)共同體意識的深化積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蘊。

四、“na55the55”指北京：國家中心地認同

伴隨明王朝政治中心北遷、清王朝入主中原建都北京與歷代中央政府治理的深化，加之近代民族國家建構的發(fā)軔與推進，彝語地名“na55the55”的語義逐步拓展并最終錨定北京。該地名的語義指向北京，根源在于其本身蘊含的“政治中心”隱喻，而其語義變遷主要與兩大關鍵歷史時期有關：一是明王朝時期政治中心從南京北遷北京、清王朝入主中原建都北京與歷代中央政府對滇南的治理深化，推動邊疆族群對國家政治中心的認知發(fā)生空間位移；二是在新中國成立、建設及發(fā)展過程中，滇南彝族深度參與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土地改革等偉大事業(yè)，在共擔歷史使命、共建國家的過程中，實現(xiàn)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深度融入與主動認同。

（一）“na55the55”：政治中心的隱喻

彝語地名“na55the55”一詞的原初語義雖已難以考證，但在當代的彝文文獻譯注中往往被譯為“北京”。這一語義轉向所蘊含的深層歷史文化邏輯，本質上源于彝語地名“na55the55”在彝族文化認知體系中作為“政治中心”的隱喻。然而，這一隱喻并非孤立存在的文化符號，而是深深植根于彝族民間社會，并形成了廣泛而堅實的民眾基礎。滇南彝族地區(qū)流傳的阿哩查嫫中的《樂器》篇，便是詮釋這一隱喻的典型文本：

“不料有一天，山上白松城，白松城百姓，百姓來造反；山梁青松城，青松城黎民，黎民來造反；壩中富水城，富水城庶民，庶民來造反。賢窩斗俄呀，耳聞三城反，心中如炭火，心急如火焚；坐立都不安，飲食難下咽，高枕難入眠。無可奈何下，提筆寫急奏。寫張白奏書，寫頁黃奏書。賢窩斗俄呀，說出一句話：聰慧鸚鵡你，那張黃奏書，去納添大城，遞交給皇帝；那張白奏書，到谷窩大城，遞交給都督。千日走之地，十天飛回來；百日走之地，一天飛回來；十天走之地，一早飛回來。三天又三夜，切莫把期超，速去又速回。”

文中的納添大城即彝語地名“na55the55”，從這一地方治理的文本記載中可清晰看出，當彝族地方轄區(qū)出現(xiàn)叛亂危機時，地方官員的第一選擇是向“na55the55”所指的政治中心求助，依托中央政權的力量平定叛亂。這一記載既從邊疆地方官員與民眾的雙重視角展現(xiàn)出古代彝族地方治理對中央政權的依附，更印證了彝語地名“na55the55”作為“政治中心”的隱喻在彝族民間的深度扎根。

（二）明清時期：都城北遷與國家認同的初步建構

彝語地名“na55the55”語義轉向北京，是明清時期王朝政治中心遷移與滇南邊疆治理深化協(xié)同作用的結果，也是邊疆族群國家認同逐步建構的具體表現(xiàn)。

“滇南越在邊荒，其視天下，非有關中四塞之扼要也，非有蠶叢劍閣之崎嶇也，非有沃野千里之富饒也，只以山高箐密，路遠林深，諸夷人所窟穴而盤踞者。或雜處于內地，或環(huán)繞于沿邊，無事則辟草而耕，疇非樂土，有事則依山為勢，即為鴻溝。”滇南地區(qū)地處我國邊疆，因其地理位置的邊緣以及民族文化多元等原因，該地區(qū)的民眾在心理上缺乏對中原王朝的積極認同。為扭轉這一局面，明清中央王朝從多維度推進滇南治理，既以文化教化為紐帶凝聚認同，又通過政治軍事管控強化聯(lián)結，使“古稱要服”的滇南地區(qū)對中央王朝產(chǎn)生了認同。

明太祖打破了傳統(tǒng)“華夷之辨”的思想束縛，明確各民族間相對平等的民族關系，傳遞“天下共主”“華夷無間”的治國理念，并在邊疆地區(qū)大興儒學。此時期，云南推行以儒學為主的科舉制度，科舉鄉(xiāng)試穩(wěn)步推行，官學體系也逐漸完善，使儒家文化深入彝族等少數(shù)民族族群。滇南紅河流域的建水縣以“科名之盛甲于他都”聞名于云南，明清時期涌現(xiàn)出眾多文武進士與舉人，正是當?shù)厝鍖W教育繁榮的直接印證。在此文化背景下，漢彝民族間的互動也呈現(xiàn)出深刻而微妙的演變軌跡。以姓氏變遷為例，遷徙至云南的山東籍孔氏家族，為更好地融入當?shù)匾妥迳缛海鲃訉⑵渲性帐稀翱住备臑橐妥宄Ｒ姷摹捌铡毙眨坏角迩∧觊g時，受當?shù)厝寮椅幕占啊鹘y(tǒng)禮教觀念深化等因素影響，該家族又將姓氏從“普”改回“孔”。這一“孔改普”再“普改孔”的變遷，既折射出漢彝民族從被動適應到主動融合的軌跡，更體現(xiàn)出滇南社會對中原主流文化的認同。

從政治維度來看，王朝政治中心的重構進一步推動彝語地名“na55the55”的語義轉向。明成祖朱棣發(fā)動靖難之役奪取皇位后，將都城由南京遷至北平并更名北京，北京自此成為明清兩代的政治核心與大一統(tǒng)格局的象征。中央王朝以北京為政治中心，持續(xù)強化對滇南的政治管控與軍事防御，將“大一統(tǒng)”理念通過治理實踐傳遞至邊疆，使滇南彝族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逐步深化對北京作為王朝政治中心的認知與認同。這種文化與政治的雙重認同，推動“na55the55”的語義從南京向北京初步轉向，這一語義變遷也成為邊疆族群國家認同初步建構的具象體現(xiàn)。

（三）近代以來：歷史實踐與國家認同的自覺升華

彝語地名“na55the55”語義最終指向北京，發(fā)端于帝國主義侵華時期的民族救亡斗爭，并在滇南彝族參與國家建立與建設的進程中持續(xù)深化，最終完成語義定格，實現(xiàn)國家認同的升華。

帝國主義侵華時期，滇南彝族與全國各族同胞同呼吸、共命運，在共同應對外來危機中，中華民族認同已成為當時滇南彝族的自覺行為。“‘在多元發(fā)展中形成共同性和內在聯(lián)系’的中華民族經(jīng)歷了‘自在’發(fā)展階段，至清中后期反抗外來帝國主義侵略的過程中進入以‘中華民族’為象征的‘自覺’發(fā)展階段。”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滇南彝族積極參加滇軍，他們跟隨彝族將軍盧漢，參與徐州會戰(zhàn)、臺兒莊戰(zhàn)役等重要戰(zhàn)役，并因戰(zhàn)功卓著被譽為“國之勁旅”。解放戰(zhàn)爭時期，滇南彝族人民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積極投身于武裝斗爭，建立游擊武裝和革命根據(jù)地。“1946年下半年起，以建水、石屏為基地，開辟元江、蒙自、個舊等縣的工作據(jù)點，發(fā)展中共黨的組織和中共外圍組織，并在城鎮(zhèn)和民族地區(qū)積極開展統(tǒng)戰(zhàn)工作，在礦山、農(nóng)村和山區(qū)發(fā)展革命群眾組織。”滇南彝族與全國各族人民榮辱與共、生死與共，為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貢獻，用實際行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新中國成立至今，首都北京作為國家象征早已成為中華兒女的集體意識。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并將北京確定為新中國的首都。現(xiàn)行憲法第四章中將“國旗、國歌、國徽、首都”寫入其中，首都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成為國家認同的重要符號。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政府的帶領下少數(shù)民族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民族地區(qū)的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民族實現(xiàn)了真正意義上的當家作主和自由平等。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廣泛拓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不斷鞏固和發(fā)展。在這個過程中，滇南彝族將彝語地名“na55the55”的語義最終指向北京，正是邊疆社會國家認同的生動表達。

彝語地名“na55the55”指向北京，生動體現(xiàn)了邊疆族群對國家中心地的主動認同。這一符號指向不僅強化了邊疆社會對國家政治中心的認知與情感歸屬，也使“國家中心地在北京”這一政治象征獲得了文化層面的深度認可。北京作為國家首都，是國家主權、統(tǒng)一與政治秩序的最高象征，而將“na55the55”這一承載祖源性與神圣性的本土符號指向北京，意味著邊疆社會在文化意義上接納了國家的核心象征體系。與此同時，這一認同也有效促進了邊疆與國家整體的政治整合。

從中華民族共同體層面來看，這一認同首先夯實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政治根基，國家認同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而國家中心地認同是國家認同的關鍵維度，彝語地名“na55the55”指向北京，推動邊疆族群在文化符號層面主動融入國家政治共同體，強化了共同體意識的政治屬性；其次，這一認同鞏固了“多元一體”的格局。各民族保留自身文化傳統(tǒng)、共享國家核心象征，是“多元一體”的核心特征，彝語地名“na55the55”讓國家中心地成為跨族群共享的文化符號，實現(xiàn)了文化多樣性與國家統(tǒng)一性的有機契合。最后，其提供了共同體意識的符號支撐。語言符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的重要載體，彝語地名“nna55the55”對北京的指向，讓國家認同獲得了本土化、民族化的表達形態(tài)，顯著提升了共同體意識的內生性與親和力，更易被邊疆民眾理解和接納。

五、從自在到自覺：“na55the55”的語義變遷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敘事

滇南彝文典籍中蘊含的族群文化符號，是解碼中華民族共同體從“自在”到“自覺”建構歷程的重要文本載體。費孝通先生曾深刻指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xiàn)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這一論斷精準揭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歷史進階性，“自在”形態(tài)源于漫長歷史中各民族的自然生成與多元共生，“自覺”形態(tài)則植根于民族危亡語境下的認同凝聚與使命共擔。散落于邊疆地區(qū)的民間文獻恰是記錄這一進階過程的鮮活文本，其中滇南彝文典籍中“na55the55”的語義變遷，清晰勾勒出邊疆少數(shù)民族認同演進的三階軌跡，其不僅具象化地呈現(xiàn)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逐步深化的理論邏輯與歷史實踐，更構成了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轉型的微觀切片，深刻印證了滇南彝文典籍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研究中的獨特價值。

其一，地域化原生認同的“自在孕育”階段。從民族生成的本源邏輯來看，中國各民族早期先民依托特定地域生態(tài)孕育的多元文化系統(tǒng)，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原生基質。正如相關研究指出：“這一階段的民族形態(tài)是中國各民族，其發(fā)展的動因從根本上說是原生性的，其表現(xiàn)形式則體現(xiàn)為明顯的多元性，而中華民族的一體性也正是在這種原生性和多元性當中得以孕育。”滇南彝族將彝語地名“na55the55”指向晉寧的歷史記憶，本質上是邊疆族群對地域化族源地的原生性歷史追溯，這一文化表達不僅是滇南彝文典籍中族群原生認同的典型遺存，更揭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自在階段”的核心特征，即在多元地域文化的獨立演進中，已然蘊含著“各美其美”的文化共生潛質，這為后續(xù)認同整合埋下了伏筆，是構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基因庫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二，族群交融催生的認同萌芽階段。這一階段是國家治理滲透下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初步凝聚。明清以降，中央政權對邊疆地區(qū)的治理深化成為中華民族一體性建構的關鍵推力。伴隨明朝“移民實邊”政策的逐步推行與“土司制度”的持續(xù)實施，大量漢族移民入滇，漢彝民族在政治統(tǒng)合、經(jīng)濟互嵌與文化交融的深度互動中，打破了地域族群的文化壁壘。滇南彝族將彝語地名“na55the55”的語義指向南京，形成“祖源地南京”這一跨族群共享的認同符號，正是這一交融進程的具體表現(xiàn)。

這一語義轉向絕非簡單的文化符號遷移，而是滇南彝文典籍所記錄的“國家——族群”互動的深層邏輯體現(xiàn)。這既是邊疆少數(shù)民族對中央政權的回應，更是在國家治理體系向邊疆滲透的過程中，邊疆少數(shù)民族對中原文化的認同與對大一統(tǒng)政治秩序的政治歸依。彝語地名“na55the55”指向南京，生動折射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從“多元并存”向“一體凝聚”的初步轉型，為后續(xù)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深化積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蘊。

其三，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自覺升華”階段。近代民族國家建構推動了共同體意識的定型，“在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的沖擊下，中國傳統(tǒng)的民族觀也逐漸轉變?yōu)榻褡逵^。”受民族主義思潮與救亡圖存時代使命的雙重影響，中國傳統(tǒng)的民族認知開始轉向現(xiàn)代民族國家視域下的共同體認知，這一轉型在滇南彝文典籍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記。滇南彝族主動投身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等民族解放斗爭，在抵御外侮、反抗壓迫的共同歷史實踐中，突破了地域化、碎片化的族群邊界，逐步形成并強化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性認知與情感歸屬。正是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彝語地名“na55the55”的語義進一步轉向北京，這一語義重構絕非偶然，而是邊疆少數(shù)民族基于國家認同與文化歸屬的主動建構，本質上是近代民族國家建構語境下，邊疆族群對“中華民族”核心符號的主動接納與價值內化。這一轉變標志著滇南彝族的認同從“族群本位”邁向“共同體本位”，完成了從被動承接國家秩序到主動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自覺躍遷，印證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自覺化”的核心生成邏輯。在共同歷史使命的驅動下，各民族通過文化符號的語義重構實現(xiàn)認同整合，最終凝聚為“命運與共”的共同體認知。

彝語地名“na55the55”的語義變遷勾勒出一條清晰的演進軌跡，即從晉寧（地域化族源認同）到南京（跨族群共享認同），再到北京（國家中心地認同）。這一過程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從“自在”到“自覺”建構的微觀樣本，清晰呈現(xiàn)了邊疆少數(shù)民族認知如何從最初的自在的地域親緣，逐步升華為對國家核心象征的自覺的主動接納。同時，這一微觀樣本也使我們得以觀察到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中的某種規(guī)律性傾向，即邊疆族群文化符號的語義重構，始終與國家治理體系的拓展、族群互動的深化以及大一統(tǒng)格局的演進同頻共振。正是這種政治統(tǒng)合與文化交融的雙向奔赴，構成了各民族在歷史長河中逐步形成“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共同體意識的核心邏輯。因此，滇南彝文典籍通過定格這一動態(tài)演進過程，不僅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歷史必然性與理論合理性提供了堅實的文本佐證，更生動彰顯了其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獨特學術價值與現(xiàn)實意義。

六、結語

滇南彝文典籍中彝語地名“na55the55”的原始所指雖難以確切考證，但對其指向晉寧、南京、北京三種觀點的學術梳理表明，這一詞匯的釋義本質上是不同歷史語境、學術建構與社會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其語義指涉的多元性，恰為研究滇南邊疆與國家政治中心的互動關系，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演進軌跡，提供了獨特的文化符號樣本。

將彝語地名“na55the55”釋讀為晉寧，這一認知源于滇南彝族對滇池流域先民活動的歷史記憶，或對古滇國族源關系的追溯，體現(xiàn)了少數(shù)民族在歷史發(fā)展“自在階段”對族群起源的本能探尋；將其指向南京，則深刻關聯(lián)明朝“移民實邊”政策推行與“土司制度”實施下的漢彝交融進程，這一語義建構既反映了中央政府對邊疆的滲透，也彰顯“天下一統(tǒng)，華夷一家”的政治文化認同；而將彝語地名“na55the55”詮釋為北京，標志著滇南彝族在近代以來主動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自覺”轉向，在抵御外侮、共建家園的歷史實踐中，邊疆少數(shù)民族通過文化符號的重新闡釋，完成了從地方性族群認同到中華民族整體認同的升華。

彝語地名“na55the55”的語義變遷，不僅是邊疆與中央政治、文化互動的具象化呈現(xiàn)，更以微觀視角印證了中華民族從“自在”走向“自覺”的歷史事實。這一文化符號的演變歷程，詮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機制，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支撐。

作者：劉通 蔡富蓮

來源：《民族學刊》2026年第2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宋柄燃

校對：杜佳玲

審訂：汪鴻琴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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