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王建勛（上）：為了捍衛美國傳統的生活方式，特朗普上臺幾乎是必然的

學人簡介：王建勛，河南南樂人。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研究旨趣包括憲法理論、政治哲學與思想史；著有《審慎是一種美德：保守主義導論》《用野心對抗野心： <聯邦黨人文集> 講稿》《馴化利維坦：有限政府的一般理論》，譯有《美國聯邦主義》等。

采訪人：王琦、魏思雨、閻聰聰，學人Scholar志愿者團隊成員。訪談全文分為上、下兩期發布。

01

拋棄了猶太-基督教傳統，自由民主制度也會轟然倒塌

學人：您曾于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且在既往訪談中提及《聯邦黨人文集》等美國憲政文獻及相關研究對您產生了深刻影響。請問您早期的學術經歷與研究重心，與您此次著作《審慎是一種美德》之間存在何種思想關聯？該著作是否旨在回應特定的現實問題？

王建勛：從學術經歷上講，我先學習了九年的法律，又學習了六年的政治學，閱讀也比較雜，興趣主要集中在法學、政治學、經濟學這幾個領域。

從專業或者學科的角度講，我研究的是“憲法”，但是，我從來不把自己局限于那個法條或者法教義學意義上的“憲法”，因為在我看來，要想更好地理解“憲法”，必須得通曉其背后的東西，領會是什么因素造就了那個所謂的“憲法”，造就了它的精神、它的氣質、它的壽命等。人們需要弄明白，為什么一些“憲法”能夠長命百歲，而另一些“憲法”卻曇花一現；為什么一些“憲法”有效地保障了基本權利和自由，而另一些“憲法”卻不過是裝點門面等等。

所以，我在念大學和研究生的時候，就讀了一些跟古典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相關的著作，包括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漢密爾頓等人的《聯邦黨人文集》以及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等。

早期我的興趣和研究偏重于古典自由主義，部分是因為我主要研究制度，研究如何限制政府的權力，或者說，研究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這在我前兩本書《馴化利維坦》與《用野心對抗野心》中表現得比較明顯。但過去這十年來，自覺不自覺地，我越來越多地轉向保守主義。

這可能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我在慢慢從制度研究轉向思想或者觀念研究，也就是說，研究制度背后的那些思想或者觀念。這個時候，我就發現，保守主義是一種博大精深的傳統，是一種思想更加深厚的傳統，因為它對超驗秩序和宗教信仰的強調，對道德、傳統和習俗的重視，讓其對制度的根基有著更具穿透力的解釋。當我們思考良好的制度是怎么來的以及如何確保其得以有效運作的時候，就會發現觀念或者思想的根本重要性，而這種思想或者觀念離不開道德、傳統、宗教等深層次的維系社會存在的因素。

另外一個原因是，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突顯了美國的左右之爭以及西方文明的危機，圍繞著大選和特朗普的爭論，也讓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出現了大分裂。這一分裂可以被視為（現代）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對峙的結果，大致而言，支持美國民主黨及其候選人的，大都是（現代）自由主義者，而支持美國共和黨及其候選人的，大都是保守主義者，可能也包括一些古典自由主義者。

2016美國總統競選候選人希拉里（民主黨）、特朗普（共和黨）

現代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區別很大，前者更加傾向于平等主義、福利國家、墮胎自由、同性婚姻自由等。當然，也有一些古典自由主義者支持墮胎和同性婚姻。而保守主義者則大都不會贊同這些東西。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分歧，尤其是保守主義與現代自由主義之間的根本區別。而且，在保守主義者看來，西方文明的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現代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理性主義以及物質主義的產物。在這種背景下，我認為保守主義對應對西方文明的危機至關重要，倘若西方拋棄了其猶太-基督教傳統，拋棄了其傳統價值觀與道德觀，那么，建立在這一傳統基礎之上的自由民主制度甚至西方文明也就轟然倒塌了。

差不多十年前，一些對保守主義感興趣的朋友發起了一個“保守主義讀書會”，書友們一起讀了不少保守主義經典，包括柏克的《法國大革命反思錄》和《法國大革命補論》、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和《舊制度與大革命》、漢密爾頓等人的《聯邦黨人文集》、拉塞爾·柯克的《保守主義思想》和《美國秩序的根基》、斯克魯頓的《保守主義的含義》、奧克肖特的《政治中的理性主義》、斯蒂芬的《自由·平等·博愛》、梅因的《大眾政府》、白璧德的《民主與領袖》、維沃的《思想的后果》以及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等。 通過跟無數的書友們一起閱讀和探討這些經典，我自己逐步加深了對保守主義的認識。讀了這些經典作品之后，當然有對保守主義進行系統研究的沖動，正好這幾年知識界的論爭與撕裂，讓我覺得有必要寫一本梳理和澄清保守主義思想的入門讀物，于是就有了這本《審慎是一種美德》。

《審慎是一種美德：保守主義導論》

王建勛 著

之間·廣東人民出版社，2025

一方面，我希望它為“左右之爭”提供一點兒思想或者觀念依據，避免雞同鴨講或者打口水戰，另一方面，我希望它對于國人認識和理解西方文明的危機有所幫助，避免將來重蹈覆轍。因為種種原因，國人對保守主義的了解十分有限，甚至不少人看到這個概念就會對其持敵視態度。我總覺得，無論一個人是否認同或者接受保守主義，都應該對它有基本的了解，知道保守主義者到底主張什么，以及它與自由主義之間的分歧等。可以說，這就是我寫作這本小書的初衷。

學人：在您提到的讀書會中，有沒有哪一本書大家尤其關注，或者引起的反響比較大？

王建勛：我們讀的基本都是經典，都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著作，而且很多作品不是那種“紙上談兵”式的，而是關注現實問題的，很多作者（包括柏克、漢密爾頓、麥迪遜、托克維爾等）不僅是一流的政治理論家，而且是一流的政治家，他們的作品是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深刻思考。

作為保守主義讀書會，埃德蒙·柏克的書當然很受歡迎。托克維爾以及美國20世紀最重要的保守主義思想家拉塞爾·柯克的著作，大家也非常喜歡。柯克的兩本書在2018—19年被翻譯為中文，一本是《保守主義思想》，另外一本是《美國秩序的根基》，出版之后我們讀書會馬上就讀了。柯克的著作思想深邃，穿透力強，文筆優美，很多書友愛不釋手，反響比較大。

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1918年—1994年），美國著名政治理論家

02

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也必然是一個自治的社會

學人：類似于大多數以“主義”二字結尾的概念一樣，保守主義像是一個“大籮筐”，很多東西都可以往里面裝。那么，當我們在談論保守主義時，我們在談論什么？普通人要認識保守主義，需要抓住哪些核心特質？也就是說，普通人如何把握這一概念？

王建勛：這個問題說起來話長，幾乎就是整本書的內容，這里只能簡單說幾句。保守主義者一般都不愿用三言兩語概括保守主義，因為它不像其他“主義”那樣有一兩個信條或者原則，譬如，自由主義就是崇尚自由或者自由至高無上的主義，社會主義就是社會高于個人的主義等。保守主義到底意味著什么？林肯說，保守主義就是喜歡舊的和已經嘗試過的事物。奧克肖特也說，保守主義就是熱愛熟悉的事物。還有人說，保守主義就是反對劇烈的變化。

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通俗易懂，但是都不全面，都只是道出了保守主義的部分內涵。因為保守主義的復雜性，一些理論家給它總結了若干條原則，比較有名的包括柯克的十條原則。我自己在這本書里總結了保守主義的十四條原則，包括它強調超驗的、永恒的道德秩序；主張自然法；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體；尊重傳統、歷史和習俗；認為人性有缺陷且不變；主張社會變革應當恪守審慎原則；追逐秩序下的自由；認為權威和忠誠不可或缺；珍視家庭和婚姻；強調地方自治和社會自治；推崇混合政體；捍衛私有財產；衛護國家認同；支持正義的戰爭；等等。

這么多的原則恐怕還是會讓試圖了解保守主義的人望而生畏，如果一定要提煉一下，給出一個簡單明了的保守主義定義，或許可以這樣說：保守主義就是一種以超驗秩序為根基，認為人性有缺陷，主張社會是個有機體，尊重歷史和傳統，強調社會變革要審慎的思想體系。我希望這樣一個粗線條的界定，能夠有助于普通人理解。

其實，對平民百姓而言，保守主義并不陌生，因為很多人天生有保守的傾向，甚至可以說，很多人都是天生的保守主義者。譬如，人們不愿意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喜歡從小就吃的食物，對社會中突然的變化感到無所適從等，都表明人們有保守的一面。這種意義上的保守主義就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處世態度。只不過，理論家們講的保守主義，通常指的是政治上的保守主義。這種保守主義與人的天性其實是比較吻合的，只是人們在過去這些年受了激進主義的教育和影響之后，對保守主義產生了抵觸心理。

英國光榮革命

保守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有很多共同之處，譬如，都主張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場等，甚至一些理論家可能既被視為古典自由主義者，也被視為保守主義者，或者保守的自由主義者、自由的保守主義者等，比如托克維爾。但是，細究起來，古典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也有一些區別，尤其是在對待超驗秩序方面。當然，這些大的概念都是一些標簽，未必適用于每一位理論家，因為其主張往往是復雜的、多面的。所以，還是應當看一個人具體的主張。

學人：落實到具體治理層面，保守主義者提倡在上帝律法之下社會的自治，警惕將權力過度讓渡于國家利維坦。這種期待是否過于“烏托邦”？是否只有在小共同體、小型民族國家才有可能？

王建勛：那倒不是，保守主義者恰恰是最警惕也最反對“烏托邦”的。他們之所以強調上帝律法之下社會的自治，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深諳人性惡的一面，人必須受到上帝律法的約束，否則他們容易為所欲為，另一方面，他們又認識到人有善的一面，因而人們能夠自治，能夠自主治理，而不需要一個高高在上的“主權者”，不需要一個權力不受約束的利維坦。按照托克維爾的看法，民主的本義就是自治。當他在1831年踏上美國的土地時，他發現，那里看不到政府，社會卻治理得井然有序，那是因為“社會在為了自身的目的而自治”。因此，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也必然是一個自治的社會。這里所說的“民主”，當然是受到自由或者憲政約束的民主，而不是凡事多數決意義上的民主。

其次，社會自治當然不是只有在小國家、小共同體才能實行。其實，美國國父們在制憲的時候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發現，在十八世紀的理論家看來，一個共和國只能在一個小國建成，因為歷史上的共和國都是小國，而一個大國不能建立共和國。孟德斯鳩曾經說，如果一個共和國太小，它容易為外部力量所吞噬，如果一個共和國太大，它容易為內部結構所腐化。也就是說，太大或者太小的共和國都很難存續下去。但在美國國父們——尤其是麥迪遜——看來，建立一個大共和國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可欲的（desirable），因為他們找到了克服大共和國難題的辦法。

《用野心對抗野心： <聯邦黨人文集> 講稿》，王建勛著，東方出版社2020年3月版

麥迪遜指出，通過實行代議制，完全可以在一個大國建立一個共和國，而且，通過實行聯邦制，在一個大國建立共和國會更佳，因為在一個大的聯邦共和國中，每一個州（邦）都是一個共和國，而聯邦是一個更大的共和國，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復合共和國（compound republic）——也叫“擴展了的共和國”（extended republic），共和國里套著共和國；跟單一制共和國相比，在這樣一個復合共和國中，利益更加分散、更加多元，給派系的形成造成了一定的困難，因而可以更好地避免派系之爭，避免多數的暴政，更加有利于建立一個自治的共和國。

實際上，在任何存在政府或者國家權力的地方，社會自治都是困難的，因為權力機構和官僚群體總是試圖攫取更多的權力，從而壓縮社會自治的空間。所以，通常的情形是，不是自治太多，而是太少。保守主義的社會理想當然有賴于特定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有限政府的基本架構。建立一個有限政府的關鍵在于分權制衡，這是兩千多年來人類最重要的政治智慧之一。分權制衡的要義在于用權力制約和平衡權力，用麥迪遜的話講，就是用野心對抗野心。我第二本書的書名（《用野心對抗野心： <聯邦黨人文集> 講稿》 ）即取自于此。分權制衡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橫向的分權制衡——三權分立，即在立法、行政、司法之間分權制衡，另一個是縱向的分權制衡——聯邦主義，即在聯邦政府與各邦政府之間分權制衡。這種雙重的分權制衡，對自由可以提供“雙重保障”（麥迪遜語）的作用。凡是沒有分權制衡的地方，權力都很難受到約束。

03

沒有特朗普也會有另外一個人，他可能叫萬斯，或者叫盧比奧

學人：您剛剛提到保守主義根基深厚，并且我們注意到近年以來，保守主義重回人們視野，右翼主導的社會運動風靡歐美，比如“特朗普主義”的崛起，如何理解這一現象？

王建勛：我認為主要的原因是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等左翼思潮的流行過去這些年在西方國家帶來了太多的問題，造成了西方文明的危機。無論是那里的政治正確，還是那里的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義，以及墮胎、變性、DEI、同性婚姻等，都讓人感到西方社會已經誤入歧途，甚至病入膏肓，因為他們背離了造就西方自由、繁榮和強大的文化基因——猶太-基督教傳統，滑向了道德相對主義，把自由等同于放縱和為所欲為，把逆向歧視等同于平等。

從2000年到現在，我在美國生活加起來大概有八年左右的時間，中間來往很多次。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過去這25年之間，在美國人看來美國最大的變化不是經濟方面的，而是社會文化方面的。在我上學的時代，變性、同性婚姻的問題還是非常小眾、隱型的問題。到現在，在美國的大學中，甚至在整個社會當中變成如此大的一個問題，這是不可思議的，對我個人來說沖擊都是巨大的。

還有現在爭論激烈的移民問題，在我念書的時代，移民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一方面是規模比現在要小得多，另一方面非法移民要少很多，或者說，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擔憂。今天，美國的移民問題——特別是非法移民，爭論異常激烈，不僅因為美國短時間內難以消化如此多的移民，很多人拒絕同化，會危及到國家認同，還因為非法移民帶來了治安、就業、福利欺詐等方面的問題。最近發生在明尼蘇達的例子就是明證，可能涉及到上百億甚至更多的錢。這些給美國人帶來的沖擊可以說是巨大的。

2025年12月，多家美國媒體曝光明尼蘇達州聯邦政府撥款資金詐騙案，涉案金額達90億美元，涉案者多為索馬里裔美國人

去年我去了一趟美國的“鐵銹帶”，就是俄亥俄州跟賓夕法尼亞州交界的地方。那地方過去鋼鐵工業非常發達，現在還能看到很多巨型雕塑，那是時代輝煌的印記，但今天徹底衰落了。那里的房子很多現在都空著，甚至連房子玻璃都被砸碎了。當我們開車經過那里的時候，我們家孩子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他說：“這里的加油站比人還多。”就是大街上有很多加油站，但幾乎看不到人，因為人幾乎已經走光了。那里已經徹底衰落，沒有工作機會。在那里生活或者生活過的人，他們不可能不支持特朗普。他們是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受到了嚴重的沖擊、沒有人關心的一群人。在過去這二三十年中，大家都關注高科技和東西海岸，而這些地方的人是完全被冷落了的。

現在美國的大城市治安非常差，去過舊金山、底特律、芝加哥、紐約等地的人恐怕都有感受。去年我在芝加哥待了幾天，晚上都不敢出來，早早地回到賓館。特朗普為什么要派國民警衛隊到這些大城市去改善治安，因為這些地方已經讓人心生恐懼。我在20多年前去這些大城市的時候，根本沒這種感覺，晚上出門一點兒都不害怕。

所以說，特朗普的上臺就是一個必然的結果。沒有特朗普，也會有另外一個人，他可能叫萬斯，或者叫盧比奧，或者另外任何人。為了捍衛那樣一些被遺忘的人，以及捍衛美國的傳統價值觀，捍衛美國傳統的生活方式，這樣一個人必然會挺身而出。所以在我看來，特朗普和“特朗普主義”幾乎都是必然的，是美國社會劇烈變化的一個產物，是文化戰爭的一個產物。

特朗普在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中獲勝

學人：文化戰爭也會涉及到一些比較有爭議性的問題，如女性平權。例如，部分美國州府堅決反對女性墮胎。保守主義對這種“性別視角”的態度是什么？

王建勛：坦白地說，保守主義者不喜歡“性別視角”這樣的說法或者觀念，對“女性平權”這樣的訴求也頗有顧慮，部分是因為這與保守主義者看待社會政治問題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保守主義者的基本出發點是要承認“男女有別”，他們在家庭和社會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或者，用亞當·斯密的話說，他們“分工”不同。造物主為他們安排了不同的位置，他們要扮演好各自的角色，而不是事事追求“平等”或者“平權”。如果說男女之間存在平等的話，那也不過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義上的。譬如，在體育比賽中，通常分為男隊和女隊，這就是認識到了男女有別，不能講求平等。這個時候講求平等，反而是不平等了。比如，變性者參加變性后群體的體育比賽，會被認為很荒唐，因為這違背了男女有別，造成了真正的不平等。

至于墮胎問題，在保守主義者看來，它根本就不是一項“權利”，或者說，在法律上，根本就不存在“墮胎權”這種東西，因為這涉及到另一個人或者胎兒生命的問題，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墮胎涉及到另一個人的生命權。他們認為，生命權與自由權、財產權一樣是基本權利，對生命權的侵犯或者剝奪需要受到極其嚴格的限制。如果生命權在一個國家不受有效的保護，那么，其他權利在這樣的國家也很難受到有效的保護。墮胎行為的性質是什么？就是剝奪一個人或者胎兒的生命，所以必須對其進行嚴格限制。

而且，保守主義者之所以主張限制墮胎，還有其他的一些考慮。墮胎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是伴隨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女權主義和性解放運動出現的，很多未婚女性，甚至不少未成年人，在未經審慎考慮而懷孕后選擇墮胎。他們認為這不僅是對生命權的剝奪，而且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對整個社會產生了一種嚴重的負面影響。為了扭轉這種局面，限制墮胎也是十分必要的。跟自由主義者不同，保守主義者不從自我的角度出發考慮這個問題，而是從家庭、社會的角度出發思考這個問題，認真對待墮胎帶來的社會后果。

有人可能會說，限制墮胎對女性“不公平”，問題在于，這里所謂的“不公平”到底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女性在法律上被“歧視”了？意味著女性沒有了支配自己身體的自由？按照保守主義者的看法，任何人支配自己身體的自由都受到諸多的限制，尤其是倫理的、風俗的限制。限制墮胎更不是什么歧視，因為它沒有違反平等保護原則。當然，保守主義者大多也不主張完全禁止墮胎，而是允許一些例外情形的存在，譬如，如果不選擇墮胎，母親的生命就受到威脅等。

2021年，美國支持墮胎權的游行

04

蔑視靈魂的物質主義者，正在掏空西方文明的核心

學人：您剛剛提到“文化戰爭”這一概念，在如今保守主義與進步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潮并行的情況下，您在書中也直言“很多深層觀念和信仰問題無法調和，沒有中間地帶，沒有妥協余地”。很多讀者會好奇，文化戰爭最終會撕裂社會，還是會誕生新的主義來調和現狀？是否還有多元思潮對話或互補的可能性？

王建勛：當下西方社會的情形表明，“文化戰爭”已經撕裂了社會。我們看到，那里支持和反對墮胎的人，支持和反對變性的人，支持和反對同性婚姻的人，支持和反對非法移民的人等，已經讓那里出現了嚴重的撕裂和對立。不像經濟政策方面的分歧，雙方存在妥協的余地，而文化和信仰層面的分歧，是沒有中間地帶的，比如，要么支持變性，要么反對變性，不存在第三種選擇。就連當下的（非法）移民問題，都與歷史上的移民不同了，一方面是因為規模越來越大，另一方面是因為大量的移民在多元文化主義的影響下拒絕被同化。這就涉及到一個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問題，而國家認同又與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密不可分。

按照亨廷頓的說法，美國的國家認同是建立在昂格魯-新教文化傳統基礎之上的，如果越來越多的移民根本不認同這一文化傳統，那么，美國的國家認同危機就會發生，美國就會“巴爾干化”或者“部落化”，就會四分五裂。其實，這種現象已經相當嚴重。目前，英國、法國、德國等因為移民問題也出現了嚴重的沖突和撕裂。

薩繆爾·P·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1927年—2008年）

無論如何，文化和信仰層面的分歧是很難甚至無法調和的，社會的撕裂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因為這種文化和宗教信仰層面的對立和撕裂，黨派斗爭和政治極化也日趨嚴重，并最終會通過政治上的沖突表現出來，甚至很多人感覺到，如果不能通過政治過程和平地解決，內戰恐怕難以避免。

會不會誕生新的“主義”來調和現狀，我不知道。但可以確定的是，即使會誕生新的“主義”，也很難彌合現在的撕裂狀況，因為這種撕裂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用利益重組可以調適的，它是一個深層次的問題，涉及到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說得直白一點兒，它是一個涉及到“三觀”的問題，涉及到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的問題。這在西方國家二百年來還是第一次，是猶太-基督教傳統第一次在西方國家遇到如此巨大的挑戰。歐陸啟蒙運動后流行的理性主義、進步主義、物質主義、平等主義以及原子化的個人主義（哈耶克所說的“偽個人主義”）等推動了西方社會的觀念變化，是造成今天這種撕裂局面的長期和深層原因。

當下的這種狀況不是因為思潮不夠“多元”，相反，是因為思潮太多元了，以至于人們無法找到共識。或者說，“共識”已經死亡。在各種思潮的影響下，人們不約而同地變成了文化相對主義者和道德相對主義者，人們只要“多元”，而不要“共識”。人們迷戀“多元”或者“多樣性”，甚至把它變成了一種價值和目標，為了它不惜犧牲更重要的價值和目標。這樣一種傾向，打破了“多”與“一”之間的平衡，為人們之間的沖突和撕裂埋下了禍根。西方社會目前面臨的危機，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共識缺失造成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看到不少國家都出現了踐行保守主義的政治家和活躍人士，他們試圖遏制西方社會的墮落。在這樣一個時期，重讀柏克、托克維爾、聯邦黨人、柯克、斯克魯頓等保守主義思想家的作品顯得尤為重要。他們的作品能夠幫助我們診斷西方社會到底怎么了，出了什么樣的問題，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問題等。譬如，柏克和托克維爾都反復強調，人是天生的宗教動物，宗教是公民社會的根基，民主社會中的人們不能沒有宗教信仰。

但是，今天西方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世俗主義的盛行，很多年輕人拋棄了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的宗教信仰，變成了無神論者，對于超自然的力量沒有敬畏之心，對于超驗的道德秩序沒有任何認識，顛覆了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傳統。這樣一群蔑視靈魂的物質主義者，正在掏空西方文明的核心。保守主義者有一種使命感，他們想力挽狂瀾，喚起人們對古老傳統的記憶，挽救西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