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榮作是如何把琉球給“偷”了的？

1974年，挪威議會宣布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日本前首相佐藤榮作時，全世界都感到一股巨大的荒謬。不僅東亞各國對此噓聲一片，日本國內也覺得這個獎項給得莫名其妙，主流媒體《朝日新聞》用黑色幽默來形容這次獲獎。

日本社會黨和左翼陣營發表聲明，直接表示這是對諾貝爾獎精神的褻瀆。這不僅是因為佐藤榮作本人是甲級戰犯嫌疑人岸信介的親弟弟，同時，他在任期內不僅沒有做任何和平貢獻，反而對美國馬首是瞻，將日本完全變為美國干涉越南戰爭的后勤中心。

在安倍晉三之前，佐藤榮作是日本任職時間最長的首相，而這位“長壽首相”在任期內只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日本右翼絕不甘心日本做一個被“閹割”的國家，竊取沖繩實際控制權，便是他在任內的最大“成就”。

不要被佐藤這個姓氏騙了，由于日本復雜的社會文化，一家人之間的姓氏也往往各不相同。佐藤榮作是誰？他不僅是岸信介的親弟弟，同時還是安倍晉三的外叔公。但與他那個“天才”哥哥相比，佐藤榮作的前半生相當平靜。他的二哥岸信介是日本頂尖大學的優等生，年紀輕輕就在偽滿洲國呼風喚雨。

佐藤榮作雖然同樣優秀，然而與二哥比起來就平庸得多。他畢業后就職于舊日本帝國鐵道省，從一個小站長開始，一步步做到鐵道總局長官。雖然官位也不小，但這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官僚，沒有左右日本政壇的實際權力。如果沒有二戰，那么佐藤榮作會作為一名高官退休，結束這略顯平淡的一生。然而，日本戰敗反而帶給了他意料之外的機會。日本戰敗后，日本政壇在美國主導下開始了一場旨在根除右翼勢力的“公職追放”。

雖然“公職追放”后來跟走過場差不多，但還是深刻影響了戰后初期的日本政壇。作為純粹的技術官僚，佐藤在二哥岸信介被當作甲級戰犯嫌疑人抓進監獄的同時，被判定為無需承擔戰爭責任。這讓他成為戰后初期少數可用的行政精英，他也就這樣進入了那位右翼保護傘，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的視野。

吉田茂執政時代，佐藤榮作是他的兩位親傳弟子之一，他的師兄就是日本經濟的總設計師池田勇人。在當時的日本，佐藤榮作的政治血統堪稱天花板：他的老師是戰后親美官僚集團的核心，他的親哥是戰前右翼保守勢力的核心，他的師兄是點燃日本經濟的“火炬手”。

密不透風的關系網，讓他在池田勇人因病辭職后，并沒有費多大功夫就接任自民黨總裁，并成為新任日本首相。可是在成為首相后，他想的事情卻并不完全是繼續池田勇人的道路，讓日本一步一個腳印成為世界級經濟強國，而是在基本解決經濟問題之后，接過親哥的接力棒，在向右的道路上狠狠踩下一腳油門。

對于東亞而言，池田勇人在1964年因病辭職是一個關鍵性的歷史節點。與岸信介和佐藤榮作比起來，池田勇人是純粹的經濟官僚。他在執政期間只關心一件事：那就是日本經濟能否起飛。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國家正常化可以后延，中日關系可以緩和，只要有利于日本經濟，那么一切都能談。

池田勇人的務實不僅給日本帶來了巨大的成功，同時也讓他在政治上幾乎成為一個被各方高度贊賞的“完人”。然而，當池田勇人去世后，他所留下的巨大威望，就成了一劑“毒藥”。經濟崛起為自民黨帶來的壓倒性支持，意味著他之后的日本首相不管做什么、怎么做，只要不是從根本上扭轉日本經濟的上升勢頭，都會被國民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而當佐藤榮作成為日本首相之后，他便開始利用這份威望瘋狂右轉。如果說他的哥哥岸信介是用《日美安保條約》為日本右翼在戰后登堂入室搭建了舞臺，那么佐藤榮作做的事情，就是給這個舞臺填充裝飾品、設計劇目。在佐藤榮作的任期內，他幾乎所有的政策都在向右打方向盤，幾乎每一條都能在今天看到影子。

第一，繼續強化美日同盟。1969年，他與美國總統尼克松發表聯合聲明，首次公開叫囂“韓國的安全對日本至關重要”和“臺灣地區的安全對日本的安全也是極重要的因素”。這不僅是對日本憲法“專守防衛”原則的一次實質性踐踏，也為今日以高市早苗為代表的日本政客炮制錯誤言論，提前埋下了伏筆。

第二，1966年，他強行通過決議，將每年的2月11日，也就是在戰后被明令廢除的神武狗皇即位日，重新定為“建國紀念日”，為日本的狗國史觀招魂。

第三，1965年，他強行與韓國樸正熙政府建交并簽署《日韓基本條約》，利用樸正熙發展經濟的需求，用一筆所謂的“獨立祝賀金”，一筆勾銷了日本對朝鮮半島殖民統治的賠償責任，從根源上惡化了日韓關系。

第四，在靖國神社問題上，他放任自民黨內部推動《靖國神社國家護持法案》，為靖國神社國營化以及重新供奉甲級戰犯鋪平了道路。日后的靖國神社問題，責任源頭就在于佐藤榮作本人的默許。

第五，他對新中國的態度極度反動，以至于到了無視經濟利益、甚至連美國的態度都開始無視的地步。尤其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當尼克松開始尋求與中國和解時，佐藤榮作依然無視美國的態度轉變，在聯合國大會上拼命阻止新中國恢復合法席位，充當反華急先鋒。

而他的最后一條罪行，便是與美國聯手突破《波茨坦公告》的限制，用半偷半騙的方式拿到了琉球的實際統治權。琉球并不是日本領土，如果嚴格依據奠定戰后秩序的《波茨坦公告》，即使到今天，琉球的歸屬權實際上也處于一個待定的狀態。《波茨坦公告》第八條明確規定：“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以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因此，沖繩北方四島以及其他小島嶼，從《波茨坦公告》講，都應由中蘇英美四國聯合協商確定歸屬。

然而，隨著冷戰的爆發，中蘇英美四國根本沒有機會坐下來討論日本問題，于是沖繩問題就成了一個歷史遺留問題。不過，《波茨坦公告》依然要遵守，就算中蘇插不上手，美國也不能將此地直接還給日本。于是，在1951年那份美國單方面推動的《舊金山和約》中，美國也只敢說日本同意將琉球群島置于美國的托管之下，而不敢直接決定琉球群島歸屬日本。

70年代之前，琉球的地位是純粹的美國軍事殖民地，不僅其最高統治者是美國委派的高等專務員，流通貨幣也是美元；如果琉球人想去日本本土，需要申請類似于護照的渡航證明書，在生活上與日本完全算是兩個國家。按理說，如果目的是維持遠東和平，琉球應該成為一個獨立且中立的國家。然而，對于美國而言，對琉球的控制又是必須的。琉球的位置太過致命，不僅是封鎖亞洲大陸的要塞，也是距離東亞大陸最近的前進基地。在冷戰前中期，美國將琉球完全轉變為一個軍事基地，不管是朝鮮戰爭還是越南戰爭，琉球都是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補給中轉站。

然而，大量駐防的美軍為琉球帶來了大量的治安問題。于是，在60年代，琉球人認為，與其放任美國危害琉球本地，還不如尋求并入日本，以減少美軍基地的數量。因此，當時的琉球要求并入日本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為日本獲得琉球主權創造了巨大的輿論主動性。

然而，琉球人卻忽視了一件事情：當時的首相佐藤榮作對于琉球人的安全并不在意，他只想通過拿到琉球主權為自己增加政治砝碼。于是，在與美國進行了一系列秘密談判之后，日美兩國達成《沖繩歸還協定》，并在1971年表決通過。然而，這份協定是一項幾乎招致全世界反對的鬧劇。因為所謂的《沖繩歸還協定》，不僅違背了《波茨坦公告》的核心精神，同時完全沒有履行對琉球人的任何承諾。在琉球的美軍軍事基地不僅沒有減少，甚至面對琉球造成過巨大傷害的日本軍事人員還卷土重來。協議簽署當天，琉球爆發大規模反對，日本左翼政黨在表決當天全體退場抗議。在境外，中國、蘇聯和朝鮮等國都進行了強烈譴責與法理上的反對，就連與日本勾勾搭搭的國民黨當局都對此表示了抗議。

然而，佐藤榮作本人依然選擇無視所有的反對意見，甚至將拿到琉球施政權作為自己的政績大肆宣傳。不過，美國為何會同意日本拿到琉球主權？在佐藤榮作的右翼路線下，日本核武裝才是真正無法忽視的暗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