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美國心理治療師：悲傷，沒有階段，也沒有“走出來”這一說

最近，我專門訪談了美國資深心理治療師Dr. 羅伯特·霍爾（Dr. Robert Hall），他擁有近30年臨床經驗，主要專注于喪親悲傷的心理干預，接待過無數失去伴侶、父母、孩子、朋友的來訪者，還參與過多項關于悲傷心理學的研究。

在訪談中，他打破了我們對悲傷的諸多固有認知，把關于悲傷的真相一五一十地分享給了我——這些真相，很多心理治療師心知肚明，卻很少主動對外言說，因為它們太“反常識”。

時間能治愈一切嗎？

“都過去六個月了，我難道不該好點了嗎？”

Dr. 霍爾跟我講起他診室里的一個案例：一位女士八個月前失去了丈夫，對方突發心臟病，毫無征兆，前一天還好好的，第二天就突然離世。

他說，那位女士曾被身邊好心的朋友、各類悲傷主題書籍，還有互助小組告知：悲傷是分“階段”的——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抑郁、接受。她一直盼著“接受”的感覺降臨，盼著能“熬過”這段悲傷，抵達所謂的彼岸，據說那里就有治愈在等著她。

可事實是，她的狀態越來越差。最初的麻木感漸漸褪去，喪失的現實如巨石般將她碾碎。她沒有在所謂的“階段”里取得任何進展，反倒像溺水一般，無力掙脫。

“是我做得不對嗎？”那位女士問Dr. 霍爾，“所有人都說時間能治愈一切，可我卻覺得自己在一步步倒退。”

Dr. 霍爾告訴我，那一刻，他特別想對她說：“你聽到的所有關于悲傷的說法，都是謊言。沒有所謂的階段，沒有固定的時間表。你不會‘克服’悲傷，不會‘走出’悲傷，也不會‘與悲傷畫上句號’。悲傷不會消失——它只會變成你生命中一部分，以另一種方式被你承載。而且，你現在比兩個月前更痛苦，并不代表你在應對悲傷這件事上失敗了，恰恰說明，你才真正開始直面悲傷。”

但他也坦言，大多數心理治療師，很少會對正在悲傷的人說這些。相反，他們會用那些看似安慰的迷思敷衍對方：悲傷的階段、治愈的時間表，還有一個虛假的承諾——只要你用“正確”的方式悲傷，就能痊愈，就能回到從前的正常生活。

“我受夠了這些謊言。”Dr. 霍爾在訪談中語氣沉重地說，“今天，我想把關于悲傷的真相說出來，讓更多正在經歷悲傷的人，不再被誤解裹挾。”

悲傷的階段論純屬誤導

Dr. 霍爾告訴我，我們最先要打破的，就是悲傷心理學中最根深蒂固的迷思：悲傷的五個階段。

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抑郁、接受。

“這句話人們聽得太多，以至于下意識覺得它是公認的科學真理。但事實并非如此，它從來都不是。”Dr. 霍爾強調。

他解釋說，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在1969年出版的《論死亡與臨終》一書中，首次提出了這五個階段——但她描述的，是那些瀕臨死亡者的情感體驗，而非為他人離世而悲傷的人的感受。這些階段，從一開始就不該被當作喪親之痛的治愈指南。

即便對于瀕臨死亡的病人，庫伯勒-羅斯本人后來也澄清，這些階段并非線性遞進的，不是所有人都會經歷，也不是規范每個人的標準。她在后續著作中坦言，很遺憾這些階段被人們誤解、被生搬硬套地使用。

“可這個迷思依然揮之不去。”Dr. 霍爾說，悲傷輔導員還在講授它，互助小組還在圍繞它開展活動，而那些深陷悲傷的人，正因此不斷折磨自己——他們會覺得自己“卡在憤怒里走不出來”，或是“始終無法達到接受的狀態”。但真相是：悲傷從來都不是這樣運作的。

他結合自己的研究和同行的成果告訴我，心理學家喬治·博南諾研究悲傷二十余年，發現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人們會經歷可預測的悲傷階段。喬治·博南諾對喪親者的長期追蹤研究顯示，人們對悲傷的反應差異極大：有人會經歷強烈的即時痛苦，有人的生活幾乎不受影響，更多人則在不同的情緒狀態間反復橫跳，沒有任何清晰的遞進軌跡。

2007年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志》（JAMA）上的一項研究，追蹤了233名喪親者，結果也印證了這一點：“接受”其實是最常見的初始反應，而非最終階段；“不愿相信”的情況，也比人們預期的更少；更重要的是，研究完全沒有發現任何階段性遞進的證據。

“階段論不僅是錯誤的，更具有危害性。”Dr. 霍爾表示，它會讓那些悲傷體驗不符合這個模型的人，產生強烈的挫敗感；它會給人施加“必須盡快熬過悲傷”的壓力，卻不允許人們真正去感受、去消化悲傷。

真實的悲傷是什么樣子的

如果悲傷不分階段，那它到底是什么模樣？

Dr. 霍爾結合自己數十年的臨床經驗和相關研究，跟我拆解了悲傷的真實模樣：悲傷是混亂的、非線性的，而且極具個人色彩。它沒有可預測的路徑，沒有固定的時間表，更不會真正結束。

早期悲傷：震驚與機械應對

Dr. 霍爾說，在經歷重大喪失后的最初幾周或幾個月里，大多數人都會感到麻木，或是覺得眼前的一切都不真實。這不是否認，而是大腦的一種神經生物學保護機制——你的大腦無法一次性承受喪失的全部重量，只能將這份痛苦拆分成可承受的劑量，一點點釋放、消化。

這個階段，很多人的外在功能反而運轉得異常順暢。他們會有條不紊地安排葬禮、處理各種后續事務，看起來“堅強”又“鎮定”。

“這讓所有人——包括悲傷者自己——都誤以為他們能很好地應對悲傷。”Dr. 霍爾解釋，“但事實上，他們還沒有真正開始消化這份喪失，只是在機械地撐著、勉強應付而已。”

第3到12個月：痛苦真正襲來

Dr. 霍爾告訴我，他的來訪者，大多都是在這個階段走進他的診室。葬禮早已結束，親友的噓寒問暖漸漸減少，其他人的生活都已回歸“正常”。而那些悲傷的人，終于有了獨處的空間，讓喪失的現實真正沉淀下來，刻進心里。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悲傷會變得更強烈，而非好轉。當麻木感徹底褪去，那份失去的痛苦會變得無法忍受。人們會覺得自己“在倒退”，因為六個月時的痛苦，比六周時還要劇烈、還要崩潰。

“但這并不是倒退，而是悲傷真正的開始。”Dr. 霍爾強調，震驚已經過去，大腦的保護性麻木也已解除，從這一刻起，才是真正整合這份喪失、與悲傷共處的開始。

他還提到，心理學家瑪格麗特·斯特羅布提出的悲傷“雙重過程模型”研究表明，喪親者會在兩種狀態間反復切換：一種是“以喪失為導向的應對”——專注于失去本身，直面痛苦；另一種是“以恢復為導向的應對”——努力適應生活的改變，建立新的生活節奏。這種切換是正常且健康的，絕不是停滯不前的表現。

多年以后：悲傷沒有結束，只是悄然轉化

“有一件事，從來沒有人會直白地告訴悲傷的人：你永遠無法‘克服’重大的喪失，不會‘走出’悲傷，也不會‘與悲傷畫上句號’。”Dr. 霍爾在訪談中說。

他解釋說，人們能做的，是將這份喪失融入自己的生活，學會帶著它繼續前行。痛苦的強度或許會慢慢降低，但悲傷本身，永遠不會消失。

“我有一些來訪者，二十年前失去了父母，直到現在，偶爾還是會因為思念而落淚，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心中的空缺，依然會有被悲傷淹沒的時刻。”Dr. 霍爾分享道。

他強調，這些人并不是“沒有被治愈”。他們只是在以正常的方式，悲傷著一場永久改變了自己人生的喪失。

關于延長性哀傷的研究也顯示，與逝者保持持續聯結——通過回憶、儀式，或是內心的對話維系這份關系——是正常的，而且往往對心理恢復有益。舊有的觀念認為，人們需要“放手”“告別”才能走出悲傷，但研究證明，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既沒有必要，也不符合心理規律。

時間表的迷思（以及為什么它正在壓垮人們）

“他們說，悲傷要花一年才能好。”

“我聽說，過了第一年忌日，就會輕松很多。”

“我的醫生說，悲傷通常6到12個月就會慢慢消散。”

Dr. 霍爾告訴我，他每天都會從來訪者口中聽到這樣的說法，但這些關于悲傷時間表的言論，全都是虛構的。

“悲傷沒有標準的時間表，從來都沒有。那種‘一年后就該好起來’的想法，既武斷，又沒有任何研究依據。”他說。

2014年《心理科學》雜志上的一項研究，對喪親者進行了長達四年的追蹤，結果發現，悲傷的軌跡因人而異，差異極大：有些人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極強的心理韌性，有些人則經歷了長期而強烈的悲傷，更多人則在“能夠正常生活”和“陷入極度痛苦”之間反復搖擺。

那么，是什么決定了悲傷會更持久、更強烈？Dr. 霍爾告訴我，這不是因為一個人性格軟弱，也不是因為有心理疾病，主要是以下幾個因素：

• 死亡的方式：突然的、創傷性的死亡，比可預期的死亡更容易讓人陷入長期悲傷；
• 關系的質量：無論是極度親密的關系，還是充滿沖突的關系，都可能導致更復雜的悲傷；
• 缺乏社會支持：身邊沒有親友的理解和陪伴，悲傷會更難消化；
• 同時面臨多種壓力：比如失業、疾病等，會讓悲傷的負擔更重；
• 有抑郁或焦慮病史：這類人群更容易被悲傷裹挾，難以走出來。

但即便考慮到這些因素，個體差異依然很大。Dr. 霍爾說，有些經歷了突然創傷性喪失的人，展現出了驚人的韌性；而有些面對可預期死亡的人，卻也可能在悲傷中掙扎多年。

“這種時間表的迷思，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傷害。”Dr. 霍爾語氣沉重地說，它讓那些在“公認的期限”過后依然悲傷的人，覺得自己“不正常”；它迫使人們隱藏自己的痛苦，假裝一切都好；它將正常的長期悲傷“病理化”，隨意貼上“復雜悲傷”“延長性悲傷”的標簽，可很多時候，那不過就是最普通、最正常的悲傷而已。

坦白局：Dr. 霍爾在診室里真正看到的景象

Dr. 霍爾告訴我，他必須坦誠地說說，在他的臨床工作中，長期悲傷的真實模樣——它和那些悲傷文獻里描述的，完全不一樣。他跟我分享了三個印象最深的案例。

15年后仍在為母親哭泣的來訪者

“她今年45歲，母親在她30歲時離世。她已婚，有孩子，事業也很成功。從任何外在標準來看，她都已經‘走出’了悲傷。”Dr. 霍爾說。

可她依然會因為思念母親而落淚，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心中的空缺，尤其是在那些母親本該在場的人生里程碑時刻——孩子畢業、自己生日時，這份思念會格外強烈。有些日子，她依然會覺得，那份悲傷和15年前一樣鮮活，一樣刺痛人心。

“這算病態嗎？”Dr. 霍爾自問自答，“按照《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中‘持續性復雜哀慟障礙’的診斷標準，或許能勉強沾上邊。但根據我的臨床判斷，以及關于‘持續聯結’的研究結論——這絕對不是病態。她只是在以正常的方式，哀悼母親的離去，同時認真地過著充實、有意義的生活。”

“走出來”卻又沒真正走出來的鰥夫

Dr. 霍爾還分享了一位鰥夫的案例：他在妻子去世三年后再婚，和新妻子的關系很好，在外人看來，他已經完美地“向前看”，開啟了新的生活。

可他有時還是會和第一任妻子“說話”——在心里和她分享生活的點滴，依然覺得自己和她有著無法割舍的婚姻聯結。即便她已經離世八年，他依然會將“做她的丈夫”，當作自己身份的一部分。

“他現在的妻子對此很不滿，認為他‘沒有放下’第一任妻子，這也成了他們婚姻中的隱患。”Dr. 霍爾說，“但研究表明，與已故配偶保持持續聯結——即便已經建立了新的關系——是很常見的現象，而且并不會導致糟糕的結果。問題不在于他的悲傷，而在于那種‘必須徹底放下過去’的不合理期望。”

失去孩子、永遠無法復原的父母

“這是最令人心疼的一種情況。”Dr. 霍爾說，因為在文化認知里，人們默認，即便經歷了最具毀滅性的喪失——孩子的死亡——父母最終也應該“痊愈”，也應該“回到正常生活”。

可事實是，他們做不到，也永遠不會做到。孩子的離去，會從根本上改變一個人，曾經那個完整的父母，早已不復存在。

“在我的診室里，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并不是‘卡在悲傷里走不出來’。”Dr. 霍爾說，“他們就像帶著截肢生活的人——生命的一部分已經永遠消失，他們只能圍繞著那個空缺，重新構建自己的生活，但那個空缺，會永遠存在。”

這是心理疾病嗎？Dr. 霍爾給出了明確的答案：不，這只是人類面對無法承受的痛苦時，最正常、最真實的反應。

“復雜的悲傷”到底意味著什么

Dr. 霍爾跟我解釋，DSM-5將“持續性復雜哀慟障礙”列為可診斷的心理病癥，其診斷標準包括：強烈的悲傷持續超過12個月、難以接受親人離世的事實、情感麻木，以及無法正常參與生活。

“問題的核心在于：這些標準，將人們面對重大喪失時的正常反應，錯誤地‘病理化’了。”他說。

Dr. 霍爾提到，精神病學家M·凱瑟琳·希爾研發了針對復雜悲傷的專項療法，她的研究顯示，約10%的喪親者會發展出所謂的“復雜悲傷”，但區分“正常悲傷”和“復雜悲傷”的關鍵，并不是悲傷的持續時間或強度，而是是否出現嚴重的功能受損，以及是否完全無法參與正常生活。

“如果一個人在18個月后依然深陷悲傷，但依然能正常工作、維系人際關系、參與生活——那這不是復雜悲傷，只是正常的悲傷。”Dr. 霍爾強調。

如果一個人在18個月后依然無法出門、無法正常生活，除了悲傷，什么都無法關注、無法參與——那這可能是需要專項干預的復雜悲傷。

“可我們卻將這兩種情況混為一談，把長期的悲傷等同于‘病態’，仿佛只要悲傷持續時間夠長，就是心理有問題。”Dr. 霍爾無奈地說。

他告訴我，這樣的誤解帶來的后果是：很多人只是在經歷正常的、雖然強烈且持久的悲傷，卻誤以為自己得了“復雜悲傷”，進而尋求相關治療；他們被給予旨在“消除悲傷”的療法，可他們真正需要的，不過是學會與悲傷共存的支持和理解。

“畫上句號（Closure）”的幻想

“我只需要一個解脫（Closure，或譯了結/畫上句號）。”

Dr. 霍爾說，他經常從悲傷的來訪者口中聽到這句話。他們堅信，只要能弄明白愛人離世的原因，說出那些沒來得及說的話，或是解決掉彼此之間未完成的事，就能得到解脫，就能真正向前看。

可真相是，Dr. 霍爾告訴我，所謂的“畫上句號”（Closure），不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幻想。它根本不存在，至少不是人們想象的那種“一勞永逸”的形式。

他提到，心理學家南希·伯恩斯寫了一整本書——《Closure：急于結束悲傷及其代價》，專門揭穿這個迷思。南希·伯恩斯追溯了這個概念的起源：它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逐漸演變成一種文化期望，卻在悲傷研究領域毫無依據。

“真實的悲傷，從來不會以一個干凈利落的句號收場。”Dr. 霍爾說，總有沒說出口的話，總有未解答的疑問，總有未完成的遺憾。這就是死亡的本質——它在一段關系、一個故事還沒來得及落幕時，就粗暴地將其打斷。

一味等待“畫上句號”，只會讓人停滯不前——不是停滯在悲傷中，而是停滯在“悲傷有終點”的幻想里。他們以為，只要達到這個虛幻的狀態，悲傷就會徹底消失。

“可事實上，你永遠無法‘結束’悲傷。你能做的，只是學會以不同的方式，承載它、與它共處。”Dr. 霍爾說。

真正有幫助的（以及毫無幫助的）

結合數十年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臨床經驗，Dr. 霍爾跟我總結了，哪些做法能真正支撐人們熬過悲傷，而哪些做法，只會徒增痛苦，毫無益處。

毫無幫助的：

• 強迫他人“向前看”“放下過去”——研究表明，這種做法只會加重悲傷者的痛苦和羞恥感，絲毫不會減輕他們的悲傷；
• 逃避悲傷，或是用忙碌麻痹自己——你刻意回避的痛苦，不會憑空消失，它只會潛伏在心底，在某個時刻突然爆發，而且往往會變得更強烈；
• 將自己的悲傷與他人比較——喪失沒有等級之分，無論別人如何悲傷，無論別人覺得你的喪失有多“微不足道”，你的悲傷都是真實且合理的，值得被尊重；
• 期待悲傷能“穩步好轉”——悲傷從來都不是線性遞進的，你會有狀態好的日子，也會有糟透了的日子，這種起伏，即便在多年后也可能出現。

真正有幫助的：

• 允許自己無期限地悲傷——要明白，悲傷沒有“應該”持續多久、“應該”有多強烈的標準，你可以按照自己的節奏，慢慢消化；
• 與逝者保持持續聯結——通過回憶、儀式、內心的對話維系這份關系，這是健康的表現，不是病態；
• 在悲傷與生活之間靈活切換——允許自己感受痛苦，也允許自己參與生活、工作，感受快樂，不必非此即彼，兩者可以共存；
• 為喪失賦予意義，而非追求“畫上句號”——試著將這份喪失融入自己的人生故事和身份認同中，不必強求它“有意義”，不必強迫自己“想通”；
• 尋找不強迫你“快點好起來”的支持——找到那些能安靜地陪在你身邊，傾聽你的悲傷，不急于“修復”你、不催促你“熬過去”的人。

Dr. 霍爾還補充說，心理學家羅伯特·內邁爾關于“悲傷中重建意義”的研究表明，那些能從喪失中找到方式賦予其意義——不是追求“畫上句號”，而是主動創造意義——的人，長期的心理適應能力會更好。

這可能意味著繼續逝者未完成的事業，按照他們秉持的價值觀生活，保留紀念他們的儀式，或是從這份喪失中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Dr. 霍爾強調，這不是說“喪失的發生是有原因的”，而是在這場毫無道理的厄運中，為自己找到繼續前行的力量和意義。

Dr. 霍爾想對每一個悲傷之人說的話

訪談的最后，Dr. 霍爾讓我把這些話轉達給每一個正在承受悲傷的人，他說，如果能毫無顧忌地對他們說出心里話，他會這樣說：

你的悲傷不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而是一段需要去經歷、去感受的體驗。沒有所謂“正確”的悲傷方式，沒有需要嚴格遵守的時間表，沒有必須完成的階段。

幾個月、甚至幾年后，你依然覺得痛苦，甚至比之前更痛苦，這并不代表你搞砸了。悲傷從來都不是線性的，有時候，最劇烈的痛苦，會在震驚褪去、現實徹底襲來時，才真正爆發。

你沒有因為依然悲傷，就“被困住”了。除非悲傷徹底阻礙了你正常生活、無法正常工作和社交，否則，長期而強烈的悲傷，通常都是正常的，不是病態的。

繼續愛著那個已經離世的人，依然感覺和他們緊密相連，這是健康的。你不需要“放手”，不需要“說再見”。你可以把他們留在你的記憶里、心里，同時繼續過好自己的生活。

沒有所謂的“畫上句號”，別再浪費時間等待了。那些疑問、遺憾、沒說出口的話，都是悲傷的一部分。接受它們的存在，比強行試圖“解決”它們，更有意義。

你變了，但你沒有壞掉。重大的喪失，會從根本上改變你。你不會“恢復”到從前的自己，你正在變成一個全新的人——一個承載著這份喪失，卻依然在努力前行的人。

其他人的時間表和期望，根本不重要。別人對你的悲傷感到不舒服、無法理解，那是他們的問題，不是你的。你需要悲傷多久，就悲傷多久；需要多強烈，就多強烈。

Dr. 霍爾的底線：悲傷是愛的代價，不是失敗

在訪談的結尾，Dr. 霍爾跟我說，在與無數喪親者——那些失去伴侶、父母、孩子、朋友、兄弟姐妹的人——共事多年后，他無比確信以下這幾點，也希望每一個人都能記住：

悲傷不是一個需要破解的難題，不是一種需要治愈的疾病，更不是一條你穿過之后就能毫發無損、回到原點的隧道。

悲傷，是我們為愛付出的代價。當一個深深刻進你生命里、融入你生活肌理的人突然離去，在你的生命織物上留下一個永久的破洞，悲傷便會如期而至。

你無法補上那個破洞，無法讓生命的織物“完好如初”。你只能學會帶著這個裂痕生活，在破洞周圍、甚至頂著這個破洞，重新創造屬于自己的生活，同時承載著這份喪失，以及你從中創造出的所有意義。

悲傷的階段論是虛構的，治愈的時間表是武斷的，“畫上句號”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唯一真實的是：你愛過一個人，他們離開了。那份空缺會永遠留在你心里，但與此同時，你依然可以建立起有意義的生活——這份生活里，既有揮之不去的悲傷，也有不期而遇的快樂；既有失去的痛苦，也有新生的熱愛；既有物理上的缺席，也有記憶中的永存。

這不是應對悲傷的失敗，這只是生而為人的常態。

所以，別再等著“熬過去”了，別再因為自己還在痛苦而苛責自己了，別再把你的悲傷，和那些虛構的、規定你該如何悲傷、該悲傷多久的標準作比較了。

你的悲傷就是你的。無論它是什么模樣，無論它持續多久——它都是合理的，是正常的。它是你曾經深愛過一個人的鐵證，是那段重要關系的印記。

而這一點，沒有任何需要“修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