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游日本】馬年歲初訪日本“小說之神”志賀直哉舊居

——馬年日本關西行游記之十四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馬年歲初正月初四（2月20日）的清晨，在日本奈良展開得似乎格外緩慢。空氣里有一種未曾言說的靜謐，仿佛古都的屋瓦與鹿群的呼吸共同織就了一張柔軟的網，把人心輕輕托住。我從近鐵奈良站步行而上，沿著緩坡向高畑町走去。冬日的陽光像一層薄薄的金粉，撒在道路兩旁的杉木與石墻上，閃著微弱卻堅定的光。

有日本“小說之神”美譽的志賀直哉舊居便坐落在這片靜謐的高畑町。繞過一道不起眼的石墻，穿過苔痕斑斑的石板路，那棟木造住宅便悄然浮現。或許是因為志賀直哉生前立下遺囑：死后不許建立紀念館、不設雕像紀念碑，所以這座舊居顯得并不張揚，甚至有些謙遜，像一位退隱江湖的老者，靜靜守著自己的庭院與歲月。

購買入門券的時候，售票的大媽送給我一塊小小的柿餅，輕聲地說：“您來得巧，今天是志賀直哉的生日紀念日（2月20日）。他生前后院里就栽種著兩棵柿子樹，柿子是他的最愛。今天，我們把這柿餅作為禮物送給您。”那個瞬間，我仿佛聽見了時間輕輕合上的聲響——外界的喧囂被隔絕在門外，只剩下風聲、木香與腳步聲在空氣里回蕩。

舊居的庭院不大，卻極有章法。據說這是志賀直哉親自構想的，特意聘請京都數寄屋大匠下島松之助建造。看得出，幾株松樹姿態古拙，枝干向四方舒展，仿佛在向來訪者展示它們經歷過的風霜。庭院中央的石燈籠靜立不語，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生駒石錯落擺置，樸拙中帶著一股野性的力道。一樓書齋外有一方水塘，嶙峋山石旁幾叢枯葦，在冬日的風里搖曳出一種蒼茫的荒寂。

我在庭院里站了許久。馬年歲首，站在日本“小說之神”的舊居前，心里竟升起一種奇異的安寧。志賀直哉的作品以“清澈”著稱，他的文字像冬日的泉水，冷冽卻透明，能照見人心深處的紋理。此刻，庭院的靜謐仿佛正是那種清澈的具象化。

踏入主屋，木質地板在腳下發出輕微的聲響，像是舊時的回聲。屋內的陳設極為簡樸：榻榻米、木桌、紙拉門、低矮的書架。光線從紙窗滲入，柔和得像一層薄霧。一樓的書齋朝北，書桌邊沿微微突起，據說是為了防止紙張文具掉落。窗外水光山色長驅直入，可以想見當年蛙鳴鳥叫排闥而來的情景。志賀直哉曾在此伏案寫作，但冬日里北面太冷，他便移師二樓。

沿著狹長的樓梯登上二樓，視野豁然開朗。二樓的書齋面南，午后的日光被窗欞分隔成兩方，直敞敞地照在榻榻米上。就在那張矮桌上——據說是東大寺二月堂的海云和尚所贈——志賀直哉完成了他的長篇小說《暗夜行路》的后半部。那部作品被譽為日本近代文學的巔峰，而我如今站在他曾伏案的地方，心里竟生出一種微微的感動。

書齋旁的客房更令人心折。壁龕里掛著一幅觀音像的照片，原作據說曾是谷崎潤一郎所藏，后轉讓給志賀直哉。有意思的是，谷崎潤一郎曾為殘缺的觀音像補上手足，而志賀直哉得到后卻請人將補綴之處去除，恢復其殘缺的古意。這個故事耐人尋味：谷崎潤一郎的小說布局完整、結構嚴謹，而志賀直哉的文字隨意散漫、有殘缺美——兩種不同的審美，恰在這尊觀音像上得到了有趣的印證。

膝下高度的位置，開了一扇大窗。我扶窗而立，極目遠眺，若草山、春日山盡收眼底，山色淡得幾乎要融入天空，像一幅未完成的水墨畫。據說，寫《蟹工船》的小林多喜二曾在此留宿。一個左翼作家與白樺派的“貴族”私交甚好，這本身就是一段文壇佳話。志賀直哉曾在給小林多喜二的信中寫道：“無論作者有什么樣的傾向，做一個純粹的作者，這個才是第一要義”。這句話，或許正是他文學觀的注腳。

舊居的走廊狹長，木板在腳下延伸，像是一條通往過去的道路。走廊盡頭有一間茶室，那是下島松之助精心打造的六疊數寄屋。天花板上杉樹板、砂摺、蒿葺等不同材質與工藝交織，體現了茶室建筑的講究。茶室沒有躙口與貴人口之別，體現了白樺派所倡導的人無高低尊卑的理念。志賀直哉原本想將這里作為待客下棋之所，后來卻由妻女使用，每周日請興福寺的僧人來指導茶道。如今，茶室空無一物，只留下一方靜默的空間。窗外的竹林在冬日的風中輕輕搖曳，發出細碎的聲響，像是某種古老的語言。我在茶室里坐下，聽著竹林的聲音，忽然明白志賀直哉為何偏愛奈良，竟在這里住了九年。這里的時間是緩慢的、溫柔的、帶著余韻的。它不會催促你，也不會逼迫你，只會在你不經意間讓你看見自己。

穿過走廊來到東側，是志賀直哉與妻子勘解由小路康子（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的表妹）及孩子們的起居空間。康子的房間朝南面向后院，是這套房屋中最舒適的房間；她還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房間里設有佛龕。令人驚嘆的是，孩子們竟有自己的起居室——這在當時的日本是極為罕見的，由此體現出志賀直哉對個性教育的重視。孩子房間與妻子房間的陽臺相鄰卻不相通，是為了避免過度干涉孩子的成長；地板鋪了軟木可以吸音，與父親房間共用的墻下方設格柵便于通風，也可以讓直哉觀察孩子的動靜。這些細節，透露出一個父親的細膩與溫情。

日光室是這座宅邸中最明亮的地方。約十五張榻榻米大，一排大窗，屋頂還有大面積天窗，明朗開闊，全然沒有日式房間常見的陰翳。這里擺著兩套桌椅，像一個文藝的咖啡館。志賀直哉好客，據說每月有超過五十人來訪。作家、畫家、朋友、學生在此高談闊論，小林秀雄、尾崎一雄、谷崎潤一郎都是座上客，人稱“高畑沙龍”。就連中國作家郁達夫也曾是這里的客人。1936年12月18日，郁達夫冒雨來訪，與志賀直哉“談了兩個多鐘頭的閑話”，“聽著雨聲，吃著從新村送來的梨兒以及美味的紅茶三明治”，還欣賞了志賀直哉收藏的中國八大山人、沈石田的畫作。雨停后，志賀直哉送郁達夫出門，路上偶遇東大寺住持，三人一同參觀了附近寺院。那天漸黑，郁達夫才乘電車返回京都。他在給王映霞的信中寫道，志賀直哉“文字精練絕倫；在日本文壇上所占的地位，大可比得中國的魯迅”。這一評價，不可謂不高。

廚房與餐廳是整座宅邸中最氣派的地方。餐廳有二十張榻榻米大，一張長桌從容擺下十二把椅子，天花板是裝飾藝術風格，壁龕里嵌著一張栗色牛皮沙發，整體日西合璧，沉穩厚重。墻上嵌著一個三層的隔熱收納柜——那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摩登的“冰箱”，上層放冰塊，低溫向下傳導。志賀直哉說自己“稱不上老饕，但很好吃”。他寫過如何料理山豬肉：“要用酒來煮，然后浸碳酸水使肉變軟，加上牛蒡絲和蕪菁調味噌燉煮，燉愈久愈好吃，配上烤海苔佐味更是美味”。他甚至吃過蟾蜍，說“比食用蛙美味多了”。嵐山光三郎在《文人的飲食生活》中提到，志賀直哉把小說構思的過程稱為“勾芡變色的過程”。看來，對于這位“小說之神”而言，寫作與料理，原是相通的技藝。

坐在二樓窗前，我忽然想起馬年的寓意。馬象征著奔騰、速度、力量，而奈良的靜謐卻像是與之相反的極端。可正是這種反差，讓我在馬年的歲首感到一種奇妙的平衡：奔跑與停駐，喧囂與沉靜，外界的速度與內心的緩慢。志賀直哉的文字，恰恰也是這種平衡的產物——既有內省的深沉，又有觀察的銳利；既有人道的溫情，又有節制的冷峻。小津安二郎是志賀直哉的忠實讀者，他在日記中寫道：“見到志賀先生時，經常會有一些說不出的清爽的余味，而且這個余味還會殘留一段時間，有一股涼爽的風打我心中吹過”。小津安二郎是我心目中的日本電影之神，原來神的心目中也是有神的。

離開舊居時，我忽然意識到：所謂旅行，并不是為了抵達某個地方，而是為了在某個瞬間，讓心靈與世界重新對齊。奈良的冬日、志賀直哉的舊居、馬年的風，這些看似無關的元素，卻在這一日交織成了一幅獨屬于我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