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大勇｜陟彼北山：我讀施蟄存舊體詩

施蟄存（1905-2003）

毫無疑問，施蟄存是文學史的重量級坐標，更是深具復雜性的坐標。他的名銜至少有下面這一大串：《瓔珞》創始人、《現代》主編、新感覺派代表作家、象征主義詩人、翻譯家、大學教授、碑帖研究家、《唐詩百話》作者、《詞學》創刊主編……盡管他自己的名片上只有“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寥寥數字。如此逸趣橫生、枝葉陸離的文藝生涯，即便在通才輩出的那一代人里也是罕見的存在。可能對大多數人來說，施蟄存最出名的頭銜是與魯迅論戰而得來的“洋場惡少”，而最不被齒及的則是舊體詩人。

“洋場惡少”公案因“讀莊”而起。對其緣由，我很認可李劼的一句話概括：“魯迅是個很有責任感的人，有責任感的人很喜歡指責沒有責任感的人。”可是這里面隱藏著一個尖利的詰問：施蟄存真是“沒有責任感的人”嗎？他確實說過“天下興亡，匹夫無責”，那顯然是有特殊語境的：國家盛衰進退的責任自有人應該擔當，匹夫之輩能把自己的人生經營好就已經大不容易了！這種經營，或者就是莊子的“曳尾于泥涂”、陶淵明的“種豆南山下”、李白的“花間一壺酒”、蘇軾的“回首向來蕭瑟處”，還有他自己的“榮辱不驚，軟硬不吃，往往能在關鍵時刻以十分幽默的語氣，向權勢者說不”（李劼：《施蟄存：生命在苦難中開花》，網文）？這何嘗不是對自己，其實也是對“天下興亡”的大責任？顧炎武有云：“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正始》）這與施蟄存說的豈不是一回事嗎？

施蟄存顏書齋曰“北山樓”，其得名之由有夫子自道：“‘北山’見《文選·北山移文》，我不參加一切政治活動，故另署北山……福建長汀有一座山，叫北山，雖然并不出名。1941年至 1944年，我在那里的廈門大學任教，學校就在北山之下，從那時起，我開始用‘北山樓’作為書齋名， 以記此一段因緣。以后雖然我離開了那里，回到上海，不管什么處境，書齋名稱卻從未更易。”（《世紀老人的話·施蟄存卷·訪談實錄》，轉引自常麗潔：《施蟄存〈北山樓詩〉箋注》）這里值得關注的是，《北山移文》也是隱士的一種絕妙宣言，與莊子如出一轍，那就可見這是施蟄存一生篤定的選擇，從未動搖也從不后悔。在紀念魯迅逝世二十周年時，他寫下《吊魯迅先生》詩并序，“吊”是很真摯的，可也并沒服輸跪拜：“余早歲與魯迅先生偶有齟齬，竟成胡越。蓋樂山樂水，識見偶殊；宏道宏文，志趨各別。忽忽二十余年……昔之殊途者同歸，百慮者一致……夫異苔同岑，臭味固自相及；山苞隰樹，晨風于焉興哀。秉毅持剛，公或不遺于睚眥；知人論世，余豈敢徇于私曲”，而其詩中用《莊子》竟不少于百次（據常麗潔《箋注》統計可得一百二十五次），也完全能看出浸淫的深度與倔強的意態。有此一端，即足覘其舊體詩之價值。須知這分心曲是不會清晰地見于其他類型文字的。

此類可發人喟嘆的隱微心曲還有很多。施蟄存與陳小翠早年曾有一段不算瓜葛的瓜葛，后來還衍生出天虛我生陳栩“嫌貧愛富”的風影之說。至1964年，兩人年迫花甲，始得一晤。施蟄存讀《翠樓吟草》三冊，得十二絕句贈之，并云：“此十二詩甚自賞， 謂不讓錢牧齋贈王玉映十絕句也。”（施蟄存1964年1月23日日記，轉引自常麗潔《箋注》）其十、十一兩首云：“歷歷悲歡入錦囊，三編吟草一滄桑。知君不向閑中老，珍重花從冷處芳。”“兒女賡詞舊有緣，至今橐筆藉余妍。碧城長恨蓬山隔，頭白相逢亦惘然。”可謂筆重情長，婉曲深悠。他哪里能夠逆料，僅四年之后，陳小翠就因為不堪受辱擰開煤氣罐自盡了。想必當時也是有悼詩的吧？可惜不見流傳。

再比如1982年題寫聶紺弩《三草》的七律：“荒漠歸來賦惱公，管城三寸尚能雄。靈均愁悴何人識，曼倩詼諧取自容。大地山河棋一局，彌天風雪酒千鐘。撐腸芒角難消得，付與攢眉苦笑中。”我以為，這是《北山樓》一集中的杰作，詩本身之好不必多說，在相關文章中他更指出：“一首詩，光有諧趣，還不易成為高格。聶紺弩同志的諧趣，背后隱藏著另一種情緒：沉郁……《三草》 集中有許多詩不是上聯有諧趣，下聯見沉郁，就是一句有諧趣，一句見沉郁。這個創作方法， 聶紺弩同志自己說明了: ‘江山間氣因詩見，今古才人帶酒懷。便是斯情何易說，偶因尊句一俳諧。’（《即事贈雷父》） 正是以諧趣寓不易說之情，所以這諧趣成為一種破涕之笑，創造了詩的高格”（《管城三寸尚能雄》），迄今這也是對聶詩最精剴的論斷之一，足以與程千帆“艱心出澀語，滑稽亦自偉”之說不謀而合，成為聶詩批評的“雙璧”。在“聶體”之認識仍然呈現兩極分化的當下，其詩其言都是應該回頭去傾聽和思忖的。

在現當代，施蟄存的舊體詩也許難稱大家，蓋學人味稍重而詩人味略淺之故也，但這一種來自詩學的判斷并不能掩蔽他特別的認識價值。從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到1945年日寇投降，八年中施蟄存共留下各體詩一百七十多首。從倉皇逃亡昆明的困頓艱險到福建數年的相對安逸平和，從長沙相逢妹妹一家的欣悅到對郁達夫、王映霞、張荃等友人的懸念，從湘黔道路的奇偉突兀到閩中風物的秀逸森深，凡此是足夠勾繪出一幅抗戰時期知識階層的“流民圖”的。《北山樓詩》殿末者乃是晚年所作的一組八十首《浮生雜詠》，略記自總角之年至抗戰爆發前“瑣事可念者”，“僅吾生三分之一。在上海之文學生活，略具于此”，這既是別致的詩體自傳，又是施蟄存個人視角的現代史，讀之令人目光閃爍，徘徊感慨不已。可惜的是此后“又五十余年老而不死，歷抗戰八年、內戰五年、右派兼牛鬼蛇神二十年，可喜可哀可驚可笑之事非二十詩所能盡，故暫且輟筆，告一段落”，這當然是沉重的缺憾與損失，不過也可能正是這位世紀老人踐行莊子“材與不材”思想的一種智慧選擇？“大地山河棋一局，彌天風雪酒千鐘”，輸贏醒醉，誰又說得清呢？

常麗潔繼《朱自清舊體詩詞校注》之后，鼓勇奮進，復成《〈北山樓詩〉箋注》數十萬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即出）。對古典的提要鉤玄，固見工力心血，而“以施注施”，尤能體貼詩意，深化題旨，耐人琢磨。《北山樓詩》置架上多年矣，泛泛瀏覽，迄未深讀。今得麗潔以箋注本求序之因緣，“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數月間斷續三復之，因述零碎感想如上。豈敢曰“序”，權充引喤而已。乙巳臘月初于佳谷齋。

（本文為常麗潔著《〈北山樓詩〉箋注》序言，該書即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