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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官方新媒體“藝綻”公眾號報道,歌劇《紅高粱》將迎來第二輪熱演。文章說:
為大力弘揚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優(yōu)良傳統(tǒng),國家大劇院在202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之際,推出了原創(chuàng)民族歌劇《紅高粱》,讓高粱地里的血性傳奇在歌劇舞臺上重現(xiàn),收獲業(yè)內(nèi)外如潮好評。 該劇題材選取諾貝爾文學(xué)獎得主莫言的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作品以抗日戰(zhàn)爭時期山東高密鄉(xiāng)為背景,講述了村民九兒(戴鳳蓮)、余占鰲等人的傳奇故事,展現(xiàn)了舊社會的人性掙扎,以及普通民眾在民族危亡時刻的覺醒與抗爭。
這兩段話介紹了兩個事實。第一,歌劇《紅高粱》是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的作品,第二,莫言原著《紅高粱家族》的主題。
據(jù)介紹,該劇獲評“國家藝術(shù)基金(一般項目)2026年度資助項目”及“大戲看北京’2025展演季榮耀劇目”,后者是北京市委宣傳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頒發(f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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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秋之際,圍繞《紅高粱》上演,互聯(lián)上同時上演了一出鬧劇,各種造謠歪曲滿天飛,甚至首演之后,有人仍然造謠說首演取消,改為其他節(jié)目。這種說謊,就像陜西省作家協(xié)會會員王隨學(xué)說《鱷魚》是小說一樣,河馬一張大嘴亂噴,臉都看不見了。
聽說,某個攻擊莫言的“著名人物”也到現(xiàn)場去觀劇,看到動人處,他也熱烈鼓掌。
可見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一些觀點,你看看就行了,別當真。有些人嘴上都是主義,心里都是生意;有些人為了他們的生意,可以無視國家大劇院的團隊創(chuàng)作,可以無視北京市委宣傳部頒發(fā)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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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公眾號發(fā)文說九兒是地主婆,說《紅高粱》是為地主婆唱贊歌,更是抹黑八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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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拿著原著文本,說九兒一雙小腳,擔(dān)著幾十人吃的拤餅走十里路,這是不可能的,小腳女人走不了那么遠,余占鰲也不會舍得讓自己老婆涉險。
此人算了半天,一張餅是一兩還是二兩,多少人吃飯,擔(dān)子有多重,來證明九兒沒那個挑擔(dān)子的能力。
這樣的文字太好玩了,這說明語文教育真是有很大不足。語文其實就是文學(xué),但是顯然文學(xué)對某些腦袋完全不起作用。
文學(xué)中的合理性不是這樣找的。
《水滸傳》中,兩個大漢抬不起武松,母夜叉孫二娘一彎腰,就把武松扛起來,我看這世界上找不到這樣的女人。一丈青扈三娘能生擒矮腳虎王英,這樣的女人也不存在。
《悲慘世界》中,冉阿讓將近五十歲高齡,一雙手抬起一輛馬車,此人被抓后又能再次越獄,這樣的天神一般的人物,現(xiàn)實世界中一個也沒有。
知道什么叫浪漫主義嗎?浪漫主義就是用瑰麗的想象和夸張的手法來塑造形象,這種形象本身就是“傳奇的”、“不寫實的”、“想象的”!
如果你非要說關(guān)羽沒有青龍偃月刀,趙子龍無法抱著阿斗七進七出,魯智深使不動62斤的鑌鐵禪杖,李元霸更拿不起800斤的鐵錘,因為這些否定“三國水滸說唐”,我會說你的想象力嚴重受限。沒有想象力,絕不會有任何創(chuàng)造,從文學(xué)到科技創(chuàng)新,全都如此。
具體到九兒,莫言為什么要寫她一雙小腳呢?
莫言寫的是“小腳的身體”加“狂野的靈魂”。這種強烈的反差,塑造的是中國女性被摧殘、不屈服、爆發(fā)強大生命力的形象。
中國女性形象,魯迅寫了《祝福》的祥林嫂,沈從文寫了《蕭蕭》,到當代又有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祥林嫂怕兩個死鬼爭奪她的身子。蕭蕭嫁給一個三歲男孩,待她和長工花狗產(chǎn)生私情并生下一個兒子后,她又給兒子找了一個童養(yǎng)媳,她最后滿足這樣的生活。春妮和小豹子的幽會被撞破,春妮只有投河自盡,待到荒妹的愛情來臨,她懼怕得要死。
九兒這個形象,是對上述形象的顛覆。她既不是母夜叉一丈青、也不是祥林嫂和蕭蕭,而是一個正常人,是覺醒的女性。
誰告訴你小腳女人不能覺醒?杰出的女作家、馮友蘭的胞妹馮沅君就是小腳,她邁著一雙小腳出國留學(xué),回國后走上三尺講臺,是山東大學(xué)一級教授、副校長,桃李滿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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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說:
那么,問題來了,作者為什么要不顧常識,編造一個這么樣的情節(jié)呢?不以最大的惡意來推測,他是在為“地主婆”唱贊歌!而如果再進一步推測,則更能看出作者的險惡用心:他為在抹黑八路軍作鋪墊!我們都能從作品中知道,“爺爺”余占鰲既是土匪,也是后來的地主,“奶奶”自然就是“土匪婆子”、地主婆子。
既然他承認自己“惡意推測”,那就不必重復(fù)他的“斜兒”一般的小人之心了。
需要指出的是,你雖然看了小說,卻仍然沒有看懂。
余占鰲不是什么地主,地主得在家種地,余占鰲是個轎夫,是個殺人越貨的莽漢,是個打鬼子又盤剝百姓的土匪,是個和八路軍搞摩擦又聯(lián)合八路軍抗日的草莽,后來又被鬼子抓到了日本北海道,晚年才回到家鄉(xiāng)。
回到家鄉(xiāng)的老翁余占鰲,已經(jīng)喪失了說話能力,卻記得自己藏起來的槍。這就是余占鰲的精神世界,也正是北京日報新媒體文章所說的“民族危亡時刻的覺醒與抗爭”。
以往的抗戰(zhàn)小說,橋隆飆是土匪,但是變成了八路軍;劉洪、王強是“吃鐵路的”,但是變成了八路軍。《紅高粱》沒有重復(fù)這種老套,它寫了很復(fù)雜的一群人,有些人就看不懂了。跑到余占鰲身上去找“政治正確”,跟在魯智深、武松、阮小七身上找政治正確一樣荒唐。
《紅高粱》改編成歌劇,要作很大改動。歌劇是用音樂調(diào)動情緒,不是用情節(jié)講故事,有人試圖用讀小說的習(xí)慣在歌劇中尋找故事情節(jié),這是不對的。這一點請觀劇的朋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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