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如此關注農民養老金說明啥？

作者：朱方清

農乃國之本。今年兩會上一個“涉農”話題，讓人感到相當清脆悅耳。

一開始，來自大寨的郭鳳蓮代表用一句樸素有力的話，引發各方關注。她面對媒體直言：每個月200塊養老金，對農民太虧了。

年屆八旬的郭鳳蓮現仍擔任山西晉中昔陽縣大寨鎮大寨村黨總支書記、經濟開發總公司董事長。從當年頭戴草帽、肩挑扁擔的“鐵姑娘”，到與大寨一起站到歷史舞臺，開啟二次創業，走出農工商一體化的路子，使如今的大寨更呈現一片繁榮景象。應該說郭鳳蓮跟農民有著獨特的情感與天然深厚的共鳴。

而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宜賓市江安縣仁和鎮鹿鳴村黨支部書記任敏不僅跟郭鳳蓮“農民有點太虧了”的觀點趨同，她還表示，建議免除80歲以上農村高齡老人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個人繳費，并將該群體養老金標準提高至每月300元。

任敏說，80歲以上的老人基本生活保障多數來源于子女的贍養，為他們免去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個人繳費，并將養老金標準從100余元提高至每月300元，這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更具針對性的提案，來自全國人大代表、山西迎波米槐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雷茂端。他將目光聚焦在70歲以上高齡農民群體，建議將這部分老人的基礎養老金從目前的每月100多元，直接提升至500元。

這份提案之所以引發強烈反響，不僅因為力度大、更精準，同時因為它道出了一個被銘記的事實：70歲+的農民雖未繳納社保，卻用一生的付出為農村基礎建設立下過汗馬功勞。

一份比較有分量的養老金，才是農村老人最堅實的“安全網”。

全國人大代表、鹽津鋪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學武則著眼更高的目標，他建議，“通過國資收益合理償還農民的歷史貢獻，又以專項稅拓寬穩定資金來源”等方式，從2026年到2030年，逐步將中國農民的養老金，提高至每人月均1000元的水平。

張學武建議國家從土地、煙草、互聯網、金融等行業提取資金，實現中國農民每人月均1000元的養老目標。

兩會上還有不少這類提案與建議，可以說比照往年，呼吁提高農民養老待遇的聲量明顯增高了。

這無疑將有助于推進相關決策出臺的進程。

曾幾何時，中國農民種地須以交公糧的形式，繳納農業稅。直至農村改革實行包產到戶后才“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而農業稅是無門檻的，收成多少都得交。農民朋友即使欠收餓著肚子，也要先把最好的糧食交給國家。

除了這些，農民的貢獻還有很多。出義務工修路、修橋、修水庫等等，不但沒報酬，還要自帶干糧，帶被子，真的做到了大公無私。還有后來的城市化，大量農民進城務工，為城市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城市建好了，他們只能繼續回到農村，城市的任何福利都享受不到。

中國農民是一個偉大的群體，現在國家越來越好了，不該把他們忘記，理應讓他們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給他們漲點養老金，不是恩賜，而是補歷史欠賬。

當前社會討論的焦點，其實已經從提高的“必要性”轉向了“充分性”。指向都是同一個訴求，即提高的速度能不能再快一些，步子是否可以邁得更大一些？

之所以需要加快提高農民養老金，首先源于一種無法回避的制度公平壓力。根據相關統計，加上地方財政補貼，2024年全國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月人均養老金待遇約為246元。而同期企業職工退休金平均水平則在3000元以上，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達6000元以上。也就是說，獲取主體為農民的城鄉居民養老金與職工養老金之間，存在著十余倍的鴻溝。

這就引出一個現實問題，那就是即便每年保持相同的上調比例，城鄉居民與職工之間的絕對待遇差距，實際上仍在擴大，由此就可能形成新的“剪刀差”，在制度層面持續拉大不同群體之間的老年生活質量差距。

不難想象，當一部分人的退休金足以支撐休閑旅游，而另一部分人卻仍在為每月多買幾斤肉、幾盒藥而精打細算，這種差距，不僅是數字上的問題，更關乎國民基本的公平與尊嚴。

與此同時，當前中國已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而農村的老齡化程度遠超城市。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農村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高達23.81%，遠高于城市的15.82%。

可以說，農村是養老問題的“主戰場”，也是最薄弱的環節。

越是如此，越應加緊補短板、縮差距，

這是社會最底層的呼喚，更是時代和諧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