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香河《五湖八蕩》與里下河的精神原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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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中國作家網，作者李風宇

劉香河《五湖八蕩》

與里下河的精神原鄉

□ 李風宇

《五湖八蕩》

劉香河 著

作家出版社

認識劉仁前，屈指算來已有十余載。我在《雨花》雜志主編任上也曾編發過他的稿子。說起來，彼此算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唯一讓我有些不解的是，后來他陸續出版了五六部書，有長篇，有合集，卻都署上了“劉香河”這個陌生的名字。我私下忖度過：劉仁前這個名字，在文壇不是已經叫響了么？何苦又要另起爐灶？況且也沒見開會征得我們這幫老友的批準。當然，這只是玩笑話，筆名終究是他的自由，旁人無權置喙。 劉仁前，或者說劉香河，對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崇拜得很，算得上是一位地道的“汪迷”。曾經聽一位作家說，汪老是學不來的。這話我大體贊同，但私下以為，至少在里下河這片土地上，劉香河的文學風格與筆法，是離汪增祺最近的。這種“近”，不是刻意的模仿，而是一種精神氣質的暗合，是對同一片水土深情的不同表達。為此，我又重讀了他的長篇小說《香河》。

近讀他六十歲后出版的散文集《五湖八蕩》，這種感受愈發強烈。他將里下河的湖蕩、水鳥、餛飩、炒米、菱角一一歸攏筆下，恪守著三十多年前的創作理念：用筆告訴世人家鄉的一切。老家興化已成為他文學創作不竭的動力源與最核心的版圖。

“五湖八蕩”并非虛指。大縱湖、得勝湖、烏巾蕩、旗桿蕩……這些地圖上或許不起眼的水洼，在劉香河筆下卻構成遼闊的精神世界。他在《湖蕩》中開篇便道：“蘇北里下河流域，是一個湖蕩縱橫的所在……所謂‘五湖八蕩’，安頓了我的鄉愁。”此句堪稱全書題眼。

集中三篇直接寫水：《湖蕩》《水食》和《水路》。有評論家將其視為整體，稱之為“水的空間與時間”，判斷極為精準。水在劉香河筆下不僅是流動的，更是復數的、增殖的，承載著歷史記憶、生物繁衍與世代傳承的漁獵方式。當讀者跟隨文字觸摸河水的清涼，嗅到炊煙氣息，仿佛也置身于那條大河湯湯的水路上，發現并非作家引導我們尋找鄉愁，而是鄉愁主動找到了我們。

這種書寫，是劉香河以當事人身份回到生養他的地方。他筆下的風物，不是商品時代冷冰冰的“物”，而是水鄉世界觀和生命觀的聚合，是浸潤著生命喜悅的有情之物，正如《文心雕龍》所言“窮物之情，盡物之態”。他寫烏巾蕩蘆葦碧綠鋪向天邊，闊葉在微風里沙沙作響；寫水浮蓮、水花生翠綠密布水面，紅蜻蜓飛來歇腳；寫野鴨撲棱翅膀劃水而翔，留下長長波痕。這些描寫信手拈來，飽含著對故土萬物的深切體認。

值得注意的是，劉香河并未回避歲月的艱辛。他在《水路》中寫到孩提時渡河的體驗：“西北風刮出刀子來，鵝毛大雪飛出針尖尖，此時渡河，拽拉渡繩的手，被冰冷的河水咬得生疼。”這種清苦印記，過來人才能理解。然而他思念的恰恰是這種清苦卻溫情的鄉土生活，是能被善意包圍的一切，是遠去的親人，是穩定的文化傳統。正如他在《風俗》中所寫：“那條鄉路，在夏季便蜿蜒在綠茵茵的秧田里。蛙鼓陣陣，田野小徑上，穿黑色布衣的外婆，拄著拐杖，挎著竹籃，蹣跚而行，神態很是安詳。”天、地、人構成永恒安穩的整體，這種完整秩序正是作家內心最深處的追尋。

《五湖八蕩》中，美食占據相當篇幅。《食事》《味道》《水食》《菜地》諸篇從不同角度書寫水鄉興化的吃食：沙溝魚圓、米甜酒、豆腐干、莧菜馉、薺菜、胡蘿卜、山芋、芋頭、米餅油條、炒米、春卷、煮干絲……一道道美食在作家回望中被喚醒，以其特有味道留存在味蕾深處。

劉香河寫食物從不故作高深。寫菱角，先寫菱蓬在夏季河面鋪展，擠擠簇簇開著四瓣小白花，隨微波一漾一漾起伏不定，菱角才閃亮登場，有“麻雀菱”“鳳菱”“野猴子菱”等生動名字，讀來仿佛親口嘗到那脆甜透鮮的菱角。寫螃蟹，從兒時上學路上的漕溝寫起，手摸鉤掏捉拿張螯舞爪的螃蟹，用麻繩扣扎成疊羅漢造型，進課堂后拴在課桌腿內側，那微弱的蟹吐沫聲“對聽課效果影響不大”。這種帶著頑皮狡黠的回憶，讀來莞爾，也讓人羨慕那個年代孩子與自然的親近。寫炒米，引用鄭板橋家書佐證其“暖老溫貧之具”，增加了散文的文化內涵。

有評論者言，劉香河寫食物，是要把鄉村的生命體驗重新提取出來，成為鮮活的存在。那隱藏于鮮美水食之中的清苦，咀嚼莧菜馉固然滋生美好，細細想來依然是日常匱乏的縮影。這似水流年中的美意，唯有經歷過的人方能理解。食物在這里不僅是生存所需，更是辨別人群的樸素民間符號。無論處境如何，鄉民們在轟炒米、吃醉蟹、翻菱、做糯米藕中，獲得了歸宿感與滿足感。

劉香河在《風俗》中寫道：“風俗是一面鏡子，它照見的是一個迷人的世界。”他對風俗的書寫占據重要篇幅。溱潼會船、都天廟會、水上婚禮……這些古老儀式在他的筆下煥發出新的光彩。他寫大縱湖的水上婚禮，出門見水、無船不行的鄉民以水道代巷道，以花船代花轎。講究排場的人家出動三艘船：最前“樂船”艙里盡是吹鼓手；居中“轎子船”艙里擺花轎；最后“嫁妝船”裝滿嫁妝。轎子船在水上必須走上風，若碰上其他船只，大家都曉得新郎官的轎子船為大為上，會識相地走下口。但若碰上不講理的潑皮，或同為迎親的轎子船，那就非“搶上風”不可，據說搶了上風的新郎官會一輩子風光。這種習俗寄托著鄉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寫溱潼會船，需選船、試水、鋪船、赴會、賽船、酒會、送頭篙、演戲，熱鬧不輸春節。寫都天廟會，在興化眾多廟會中聲勢最為浩大，讓蔣莊村聲名遠播。這些風俗書寫不僅記錄了儀式本身，更記錄了背后的人情冷暖、鄉鄰情誼。在劉香河看來，風俗與四季相連，亦與人的一生緊密相連，是連接個體與群體的紐帶，是維系文化認同的根基。他以文字還鄉時，不是以啟蒙者姿態去審視這些風俗，而是作為故鄉一分子，懷著最切身的情感去擁抱它們。這種肯定式寫作，肯定了里下河人的生存方式與內在精神世界。

熟悉劉香河的人都知道他是鐵桿“汪迷”。《五湖八蕩》中處處可見汪曾祺的影子。寫到“季花”魚、蠶豆、端午節風俗時，他常引用汪老的話。這樣的引用與聯想俯拾皆是，與劉香河筆下的文字相互印證。但他高明之處在于，不是簡單模仿，而是將對汪老的崇敬內化為創作理念，在里下河這片共同的文化土壤上，生長出自己的果實。

汪曾祺對故鄉風物的描寫，常以回憶視角展開，飽含對故土、親人、少年歲月的熱愛，著力營造“和諧”之境，抒發其“人間送小溫”的審美理想。劉香河在《五湖八蕩》中的書寫，同樣達到了這種境界。他所寫的雖是里下河的湖蕩與水鳥、興化的餛飩與炒米，但文字背后，是對人類共通情感的追索，是對精神家園的永恒守望。

有評論家將劉香河的創作與沈從文相提并論，認為“香河三部曲”被譽為里下河版的《邊城》。這種評價并非過譽。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汪曾祺筆下的高郵，劉香河筆下的興化，都是中國文學版圖上獨特而珍貴的坐標。他們用文字為故鄉立傳，讓可能被時代浪潮淹沒的風物人情，得以在紙上永存。

劉香河在《后記》中寫道，這是一本關于家鄉的書，是六十歲后唱給家鄉的歌。他將花甲之年后的創作與之前作“切分”，啟用“劉香河”這個新筆名，既有對祖上“劉香”的認祖歸宗，又與長篇小說《香河》相關，更與他真正的老家——“劉香”這個血地緊密相連。

這種“切分”不僅是筆名更替，更是創作姿態的轉變。六十歲后人步入老年，開始習慣回望。孔子說“六十而耳順”，到了耳順之年，對世間萬物的理解更加通透。劉香河在回望中看到了自己走過的路，獲得新的體悟。他放慢腳步，讓肉身等一等疲憊不堪的靈魂。這種放慢，不僅是生命節奏的調整，也是文學創作的重新定位。他寫道：“我今后的創作將少有那些‘急就章’，少有那些‘碎片化’，杜絕那些‘粉飾’與‘矯情’，遠離‘遵命’，回歸‘自然’，回歸‘生態’。”這種對自然、生態的回歸，正是《五湖八蕩》最可貴的品質。

有位作家說過，一個作家寫來寫去，最后寫的是自己。劉香河深以為然。他為“劉香河”規劃的創作方向，就是寫自己的切身感受與深切思考，而這一切的載體就是他的家鄉。2022年第8期《人民文學》刊發他的長篇散文《湖蕩》，就是這一理念的實踐。其中有他的生命體驗、童年記憶，故鄉的歷史人文、風俗風情、自然生態，有回憶的美好與溫馨，有滄桑變化中的不忍與傷痛。他的筆調徐緩，視野開闊，姿態“民間”，文章風貌“自然”。

讀完《五湖八蕩》，掩卷沉思，我忽然理解了他為何在花甲之年啟用新筆名。這不只是對祖上的致敬，更是一種文學姿態的宣告：從今往后，他要以一個全新的身份，以一顆更加沉靜的心，繼續書寫那片生養他的土地。

劉香河的家鄉興化有著兩千多年歷史，是施耐庵、宗臣、劉熙載、鄭板橋的故鄉。這片文化沃土滋養了一代代文人墨客。劉香河生長于此，浸潤于此，最終以自己的文字回報于此。當千垛菜花成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當李中水上森林迎來八方游客，劉香河用文字記錄下的那些湖畔微風、水鳥鳴叫、美味小食、童年故事，將成為解讀這片土地最生動的注腳。

或許正如他在《后記》中所引用的木心詩句：“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劉香河用大半生的時間，只做了一件事：用手中的筆告訴世人家鄉的一切。這份執著與深情，足以讓每個閱讀《五湖八蕩》的人，在字里行間找到屬于自己的鄉愁，找到那個能夠讓心靈安放的故園。

2026年2月 于金陵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獲第五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原國家圖書獎)、第五屆“紫金山”文學獎，江蘇省“五個一工程”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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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湖八蕩》

劉香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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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中國作家網

作者：李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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