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的地皮，便宜的工人，昂貴的打點——我在新義州的第一年

#2026洞察時局#

2014年春天，我又過鴨綠江了。

說起來也巧，在丹東吃飯的時候認識個朋友，他在那邊倒騰食品機械，說朝鮮人愛吃甜的，餅干、糖果、點心，只要有糖，什么都好賣。他說你有人脈，有經驗，不如試試食品加工。

我想了想，也對。假睫毛是給別人代工，掙個辛苦錢。食品不一樣，做出來就能賣，朝鮮人自己也買，中國人也收，路子寬。

就這么著，我又去了新義州。

這回的廠子選在郊區(qū)，離之前那個地方二十來里地。朝方派來的合作方換了一家，姓黃，四十多歲，人民裝，徽章擦得锃亮。他帶我看了塊地，靠路邊，水電都通，就是空著，長滿了荒草。

“這地皮，”翻譯小崔說，“黃廠長說了，不要錢。你們用就行。”

我愣了一下：“不要錢？”

“不要。算合作條件。”小崔說，“你們出設備、出原料、出技術，他們出地皮、出工人、出廠房。掙了錢，按比例分。”

我心里算了一筆賬。新義州這邊，租一塊地一年怎么也得幾萬塊。不要地皮錢，省下的全是利潤。

“廠房呢？”

黃廠長指了指遠處一排平房：“正在修。下個月就能用。”

我看著那排平房，墻皮脫落，窗戶漏風，屋頂?shù)耐咂绷撕脦讐K。這能叫“修”？

可我沒吭聲。地皮不要錢，廠房將就著用，工人便宜——一個月四五十塊錢，跟五年前一個價。這種條件，擱哪兒找去？

五月份，設備到了。

三臺餅干生產線，從丹東拉過來的，舊的，但還能用。安裝的時候，我雇了十幾個朝鮮工人，全是女的。招工那天來了二百多人，我挑了些年輕、手巧的，平均年齡二十五六，最小的十九。

開工前，我給她們培訓。教怎么看溫度，怎么調面糊，怎么控制烘烤時間。她們學得很認真，拿著小本子記，一筆一劃，像小學生描紅。

可有一件事讓我納悶：培訓的時候，我讓食堂蒸了白面饅頭，一人兩個，管夠。她們接過去，咬了一口，然后就不吃了。我問怎么了，小崔問完回來跟我說：“她們說，太甜了。沒吃過這么甜的饅頭，舍不得吃。”

我這才知道，食堂里用的面是中國的精白面，糖是中國的白砂糖。在朝鮮，這些都得憑票供應，普通人一年也吃不上幾回。

“那怎么辦？”

“她們說，”小崔看著我，“想帶回去給家里嘗嘗。”

那天中午，幾十個饅頭，全被她們用塑料袋包好，塞進隨身帶的布包里。

六月份，開始試生產。

第一批餅干出爐的時候，滿車間都是香味。黃廠長來了，嘗了一塊，眼睛亮了，說好吃，比朝鮮本地的好吃。他當場訂了一百箱，說要送給上面的人嘗嘗。

我聽了，心里咯噔一下。

“上面的人”，是誰？我沒問。可我知道，在朝鮮，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要打點了。

果然，從六月底開始，檢查就來了。

先是防疫站的。來了三個人，穿著白大褂，拿著儀器，在車間里轉了一圈，說衛(wèi)生條件不合格，地面有積水，墻角有灰塵。我趕緊讓工人打掃，又塞了條煙，才算過關。

過了三天，消防的來了。說滅火器過期，電線老化，要整改。我買了新的滅火器，重新布線，又請吃了一頓飯。

又過了五天，稅務的來了。說賬目不清楚，要查賬。查了兩天，說有些票據(jù)不規(guī)范，要罰款。罰了兩千塊，人民幣。

七月份，勞動部門的來了。說用工合同不規(guī)范，要重簽。重簽了一百份合同，每份都要蓋章，蓋一個章五塊錢。

八月份，質檢的來了。說餅干包裝上沒印朝鮮文，要重新印。我找印刷廠，印了一萬張新包裝，花了三千塊。

九月份，物價部門的來了。說定價太高，擾亂市場秩序。我解釋說這是出口的，不是內銷的。他們說出口的也要報備，補手續(xù)，又花了一千。

黃廠長每次來，都說：“廠長，這是正常檢查，別往心里去。”

我往心里去了。可我沒辦法。

十月份，賬本翻出來了。

三個多月，生產了二十噸餅干，賣了十五噸。除去成本、工資、原料，賬上第一次有了利潤——不多，八萬塊錢。

我站在車間里，看著那些機器轟隆隆地轉，看著那些女工低著頭干活，心里說不出的滋味。三個月，地皮不要錢，工人四五十塊一個月，可檢查來了十幾波，打點花了快兩萬。剩下的六萬，還得跟朝方分。

那天晚上，黃廠長來了。他拿了條煙，坐下跟我聊天。

“廠長，”他說，“廠子干得不錯。上面很滿意。”

我說謝謝。

他抽了口煙，又說：“上面說了，明年可以擴大。多招人，多生產。”

我看著他，沒說話。

他頓了頓，又說：“不過，上面的意思是，合作方式可以調整一下。現(xiàn)在是你出設備，我們出地皮、工人，五五分。明年嘛……”

“明年怎么了？”

他笑了笑：“明年可以考慮，由我們統(tǒng)一管理。你負責技術和銷售，生產的事，我們來。”

我腦子里嗡的一聲。

“統(tǒng)一管理”，是什么意思？小崔后來告訴我，在朝鮮，這叫“接管”。廠子干好了，利潤多了，就會有人盯上。他們會找各種理由，說管理不規(guī)范，說用工不合法，說賬目不清楚。然后，就會有人來“協(xié)助管理”。再然后，就變成“統(tǒng)一管理”了。

我坐在那兒，半天沒動。

那天晚上，我睡不著，一個人在廠區(qū)里轉。

走到車間門口，看見里面亮著燈。推門進去，是幾個女工，蹲在地上，用抹布一點一點擦地。已經是晚上十一點多了。

“怎么還不回家？”

她們看見我，站起來，有點慌。小崔也在，她小聲說：“她們說，明天檢查的又來。怕不合格，影響廠子。”

我心里一熱。

崔姑娘——那個十九歲的——走過來，說了一句話。小崔翻譯：“她說，廠長，我們知道廠里難。我們多干點活，少出點錯，檢查的就少找麻煩。”

我看著她，看著那幾個蹲在地上擦地的姑娘，喉嚨發(fā)緊。

“你們吃飯了嗎？”

她們互相看看，沒說話。

我去食堂，把剩下的饅頭熱了熱，又煮了幾個雞蛋。她們接過去，還是老規(guī)矩——咬一口，然后就不吃了，用塑料袋包好，塞進兜里。

“廠長，”崔姑娘說，“這饅頭甜。帶回去給弟弟嘗嘗。”

我站在那兒，看著她們把那幾個饅頭小心地收好，心里說不出是什么滋味。

十一月份，又來了三波檢查。

有一回，是幾個人穿著便裝來的。他們沒穿制服，可黃廠長見了，臉都變了。他把他們請進辦公室，讓我別進去。他們在里面待了一個多小時，出來的時候，黃廠長臉色發(fā)白。

“什么人？”我問。

他沒回答。只說：“廠長，廠子先停幾天。等通知。”

停了一個星期。再開工的時候，賬上又少了五千塊。

小崔后來偷偷告訴我，那是“上面的人”。至于是哪個“上面”，她沒說。

十二月底，我回了趟丹東。

在江邊抽煙的時候，碰見一個熟人——老劉，在朝鮮干了七八年，什么買賣都做過。他聽我說完，嘆了口氣。

“兄弟，你太天真了。”他說，“地皮不要錢？那是鉤子。用工便宜？那是餌。等你養(yǎng)肥了，就有人來宰了。”

我說我知道，已經來了十幾波檢查了。

他搖頭：“檢查算什么？那是小打小鬧。等你真掙了錢，就不是檢查了，是接管。你信不信，再過半年，這廠子就不姓李了。”

我沒說話。

他拍拍我肩膀：“撤吧。趁還沒陷太深。”

那天晚上，我躺在丹東的旅館里，翻來覆去睡不著。腦子里想的，是那幾臺機器，那幾十個女工，那些蹲在地上擦地的姑娘，那些咬一口就包起來的饅頭，還有那句“帶回去給弟弟嘗嘗”。

撤？她們怎么辦？

2015年1月，我回了新義州。

廠里還在生產。餅干一箱一箱裝上車，拉走。女工們還在低頭干活，手一刻不停。

崔姑娘看見我，跑過來，從兜里掏出個東西——是一雙襪子，灰色的，針腳細細密密，疊得整整齊齊。

“廠長，”小崔翻譯，“她說，過年了，給廠長織的。”

我接過來，攥在手里。

“你弟弟呢？”

“在家。”她說，“等肉吃。過年就有肉了。”

我想起賬上那八萬塊錢，想起黃廠長那句“統(tǒng)一管理”，想起老劉說的“撤吧”。

那天晚上，我把賬本翻開，算了很久。

地皮不要錢。用工低價。剛盈利。檢查十三波。打點兩萬多。賬上還剩六萬。明年會怎么樣？不知道。

可我知道，那些女工蹲在地上擦地的時候，想的是“怕不合格，影響廠子”。她們把饅頭咬一口就包起來的時候，想的是“帶回去給弟弟嘗嘗”。她們給我織襪子的時候，用的是裂著口子的手，和半夜不睡覺的時間。

朝鮮那地方，地皮可以不要錢，工人可以給低價。可人心，是拿錢買不來的。

那雙襪子，我放進了行李箱。

和之前那些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