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九州為綱到政區為綱——清代“大一統”觀念對“六通”疆域書寫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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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乾隆時期，中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格局得以確立。清朝統治者在經營邊疆的同時，也有意識地利用史書編纂彰顯“大一統”的盛世局面。受此影響，清代三通館所修“續三通”與“清三通”在疆域書寫中逐漸摒棄了“三通”以九州為綱的體系，改以當朝區劃為綱，以彰顯盛世幅員之廣闊，顯示出在“大一統”觀念的影響下，“六通”疆域書寫不僅具有考察地理沿革的學術價值，更有著彰顯國家認同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大一統，“六通”，“續三通”，“清三通”，疆域書寫

清朝作為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權之一，其統治者特別重視對邊疆地區的經營。經過清初幾代帝王的努力，“到了乾隆年間，基本形成了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中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世界大國的格局最終確定”。完成邊疆統一大業是清朝統治者“大一統”意識的體現。同時，為了配合對邊疆的經營，清朝統治者還通過編撰史書彰顯一統局面，強化一統觀念。除《大清一統志》《皇輿全覽圖》等專書外，乾隆朝三通館所修“六通”在地理疆域部分的書寫上也反映出清朝“大一統”觀念，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逐漸放棄了“三通”地理部分以九州為綱的體例。其中《續文獻通考》（以下簡稱《續通考》）在表層尚保持了古九州的大綱，在具體記述中采用各代區劃為目，《續通典》等則徑改以朝代為綱。在“清三通”中，為了“昭大一統之盛”，完全摒棄了九州體系，徹底轉向以當朝行政區劃為綱的類目體系，以彰顯清朝“撫有寰瀛，幅員之廣遠”“非禹跡所能限”的盛世局面。

一、“以山川定經界”：

“三通”疆域書寫中的九州體系

杜佑、鄭樵、馬端臨之“三通”均包涵了地理疆域方面的內容，其中《通典》稱“州郡”，《通志》稱“地理略”，《文獻通考》（以下簡稱《通考》）稱“輿地考”，名目雖有變化，所述對象大略相同，且在綱目體例上顯示出相近的特點。

《通典·州郡》共14卷，開篇有《序目》上、下兩卷，上卷綜述堯舜以來至隋朝各代之畛域與區劃；下卷先述唐初至天寶時諸道、都督府、節度使之沿革，隨后簡述《禹貢》九州與唐代當時區劃之關系、《漢書》所載十三國分野、秦朝所置40郡與唐代當時區劃之關系。此后11卷即《古雍州》《古梁州》等九州。最末1卷則為《古南越》，分別詳敘各處歷代區劃沿革及風俗。具體來說，即是“以九州為綱，以其時之州郡為目，由唐而上逆溯之，以合于唐虞”。如《古雍州》，先以序言敘《禹貢》《周禮·職方》之記載、天文分野之所在及歷代在該地總體的設置沿革，次則詳細開列了唐代當時所設置的京兆府、華陰郡、馮翊郡等府、郡。府、郡名稱之下均先用小字注明四至道里，再用正文敘其歷代沿革，其后則一一開列所領各縣，縣名下亦均用小字注明歷代沿革。區劃之后則總論雍州之風俗。杜佑在《州郡典》總序中謂：“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區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風土。”可見風土習俗與區域因革同屬杜佑認為所應重視的內容。

鄭樵《地理略》之體系略有不同。《通志·地理略》共1卷，小序之外分3部分，其一為《四瀆》，其二為《歷代封畛》，其三為《開元十道圖》。其中以水為主是鄭樵創見，小序云：“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經界······今之地里，以水為主。水者，地之脈絡也。郡縣棋布，州道瓜分，皆由水以別焉。中國之水，則江、河、淮、濟為四瀆，諸水所歸。茍明乎此，則天下可運于掌。”鄭樵所言山川與州縣之優劣在地理研究上固為有理，但《禹貢》以山川定經界，是同時注重山脈與河流的，而鄭樵一意欲凌跨前人，雖仿《禹貢》之意但要別出心裁，故以水為主，標新立異，實未必優于《禹貢》山川并重之思路。至于《歷代封畛》，則全用杜佑《州郡·序目》舊文（涵《序目》上卷之全文及下卷之泰半），《開元十道圖》則自云錄自《唐六典》，僅略具校勘價值。《通志》又有《都邑略》1卷，列舉各朝定都及遷都之所在，兼及四夷之都，體例新穎而與地理無太大關系。

馬端臨《文獻通考·輿地考》共9卷，幾乎全承杜書之體例，先列總敘1卷，綜述堯舜以來至南宋嘉定之畛域，其中唐天寶以前事用杜佑原文，其后則仿杜氏之意續至嘉定。正文后節錄鄭樵《通志·地理略》序言“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云云，末附馬氏案語。此下8卷名目亦同《通典》，以《古冀州》《古兗州》等九州及《古南越》為綱（九州次第較杜佑不同，杜以當時國都在古雍州，故先列雍州，馬則依《禹貢》原文次第），分敘各地沿革。不過具體來說與杜書又略有不同，《通典》以古九州及古南越為綱，而以唐代區劃為目，溯其歷代沿革；《通考》亦以古九州及古南越為綱，而以宋代區劃為目。所不同者，在具體敘宋代區劃之前，《通考》則每多1篇《歷代沿革之圖》。例如《古冀州》內，先作序言，敘《禹貢》《周禮》之記載、天文分野之所在及歷代在該地總體的設置沿革，末則敘一州之風俗，皆與《通典》相似；此后則為《古冀州歷代沿革之圖》。其雖以“圖”為名，實則只是條列由春秋至宋朝歷代在古冀州之地所設置之州縣名目（唐、宋二朝不列縣名，因詳于后文）。畢后復以宋代區劃為具體細目，詳列真定府、相州等府、州名，一一述其歷代沿革及所領各縣，縣名下小字簡要述其沿革，各州皆如是，而《通典》各州最末所論之風俗在《通考》中則移于各州序文之末。清代三通館臣認為杜、馬之異在綱下之目，謂：“杜書以九州為綱，以其時之州郡為目，由唐而上逆溯之，以合于唐虞。馬書以九州為綱，以朝代為目，由唐虞以降順推之，以逮于宋，此其所以異也。”此言頗非。杜、馬二書同以九州為綱殆無異議，而綱下之目要皆為當時之區劃，《通典》是以唐時區劃為目詳敘歷代沿革，《通考》則是以宋時區劃為目詳敘歷代沿革。《通考》在細目前所多出的《歷代沿革圖》，僅為提挈之用，并不是正文主體內容，觀其以“圖”為名即可知其絕非如館臣所言“以朝代為目”也。館臣此言實則另有用意，待下文闡述。

綜上可知，杜、馬之書于地理沿革均以《禹貢》之九州為綱，鄭樵雖別出心裁以水道為綱，實亦承《禹貢》以山川定經界之意。因此可以說，“三通”敘地理的思路均是以九州山川為綱要，可稱為九州體系。之所以采用這一體系，除了尊六經之義外，更出于實際敘述的需要。杜佑云：“今辨《禹貢》九州并南越之地，歷代郡國，析于其中。”可知以《州郡》為名，正因歷代郡國皆析于九州（及南越）之中。鄭樵所言更為明晰：“······經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是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后之史家主于州縣，州縣移易，其書遂廢。”馬端臨在總敘引鄭樵此言，也表明贊同鄭說，馬氏并云：“禹九州之后，虞分為十二州，周《職方》之九州，又與禹異。兩漢為十三州，置刺史以統郡，歷代因之。其后置郡益多，而土宇益狹，且所隸之州，隋與晉異，晉與漢殊，于是禹跡之九州，益不可復考矣。是以斷代為書，不可聯屬，夾漈所謂‘州縣移易，其書遂廢’者是也。獨杜氏《通典》，以歷代郡國析于禹九州之中，條理明備，今從之。”杜、鄭、馬三書均歷敘多朝，旨在一“通”字，而各朝區劃沿革不同，各依其區劃所敘則將如馬氏所云“不可聯屬”，唯有以山川為綱要，系各朝區劃變遷于不變之山川形勢中，方不致紛然迷亂，這是考察地理沿革時顯而易見的道理。

二、“續三通”從山川體系

轉向政區體系及其原因

清修“續三通”上繼“三通”，各門的類目亦大體因襲，但非完全一致，有些類目變化的背后折射出不同時代下纂修者思想的變化，疆域部分則尤為突出。

“續三通”中纂修最早的是《續通考》，相較另兩部續書，《續通考》更多地繼承了《通考》的體例。《續文獻通考·輿地考》共8卷，從目錄看，各卷徑以《禹貢》古九州為綱，省去了《通考》及《通典》中單獨成卷的“總敘”和“古南越”，而以簡短的序文代替原來的“總敘”。每州起首另有序文，略敘歷代沿革及分野等，不過其后之細目，館臣則改變了《通考》及《通典》原有的體例。《續文獻通考·輿地考》序文稱：

馬敘千余年之輿地，故由秦漢以迄隋唐，但分列各代之州，系以所屬之縣，彼此不相聯屬。至于宋而后溯流而上，遞詳郡縣沿革所自，作一總匯，良以閱代多而積世久，其勢難悉數也。《續考》始自南宋之末，迄于明，時在五六百年之中，世數既近，則不得不援馬考宋以前之例，但分列郡縣名目，而于因廢增省一無所及也。

館臣稱《通考·輿地考》所敘存在宋以前（由秦漢以迄隋唐）和宋代兩種不同的體例，前者但列州縣名稱，后者詳其沿革所自；并說由于《續文獻通考》所述積世頗久，故不得不采用馬《通考》敘述宋以前之做法，但列郡縣名目，無暇述其因革。

實際上，這并非是《續文獻通考·輿地考》改變體例的真實原因。其真正的動機是出于一種顯而易見的政治上的考慮。如前所述，《通考》在九州的總綱之下，以當朝區劃為目，一一開列郡縣并述其歷代沿革，這是繼承了《通典》的體例。但《續通考》由于內容斷限不包含當朝，故無法繼承杜、馬二書以當朝區劃為目之體例，同時清人又勢必不會以明朝區劃為目，因此必須改變杜、馬的體例而另尋別途。為此館臣巧妙地找到了這樣的途徑，即將《通考·輿地考》中的內容區分為宋以前和宋以后兩種平行的體例，然后聲稱《續通考》繼承了其中宋以前的體例。實際上，《通考·輿地考》中并不存在地位平等的宋以前和宋代兩個體例，如前所述，《通考·輿地考》的核心部分仍然是以當朝（宋代）區劃為細目的沿革論述（也就是館臣所稱宋代部分），而馬氏所增的僅列郡縣名稱的《歷代沿革圖》（即館臣所謂宋以前的部分）僅作為一種補充體例，與宋代細目的核心地位不可同日而語。一個顯著的證明是，《歷代沿革圖》部分實際包括了從春秋到宋代的全部時段，而非館臣所稱的“由秦漢以迄隋唐”，也就是說，《通考·輿地考》中宋代內容既是《歷代沿革圖》的組成部分，更是細目的主體結構，這種重復顯示出《歷代沿革圖》對細目的輔助性質，而絕非平分秋色的兩種體例。但館臣出于政治的需要，巧妙地夸大了這一輔助體例的地位，并加以繼承和利用，從而避免了因無法以當朝區劃為目而可能出現的尷尬境地。

因此，《續文獻通考》的具體體例是九州之下即斷代為書。如《古冀州》內先以序文略敘古冀州界劃、分野及自宋至明的總體沿革，隨后即列宋代，分河北西路、河北東路等七路，河北西路下有4府、9州、5軍、63縣，其下分別開列府、州、軍所領各縣。復次則為古冀州在遼、金、元、明各代之情況。各代均用《通考》中《歷代沿革圖》的體例，僅據各代區劃開列郡縣名稱，而無詳細的沿革追溯。不過《續通考》也并非全無沿革，館臣謂：“今于各州郡提綱下各舉唐宋沿革，大凡其地之顛末已載前《考》者不更贅述。至所屬縣鎮廢置改并、隨時遷變，雖以馬氏之精核，未能無誤。今合采前《考》及宋、遼、金、元、明五朝正史，旁及圖表志乘，匯集成注。諸書或有異同、重復、偏漏之處，并詳按語。”也就是說，對于府、州、郡一級的區劃，《續通考》只是簡略敘述唐宋沿革，而不像《通考》追溯久遠。如《古冀州》宋代河北西路真定府下小字注云：“唐鎮州常山郡，五代唐置鎮定府，宋因之，又為常山郡。”相比于《通考》真定府下歷敘其從春秋直到北宋的沿革情況，《續通考》顯然簡單許多。而對于縣級區劃，館臣指出《通考》“未能無誤”，故《續通考》的注主要在補正《通考》。如真定府之井陘縣，《通考》注云“漢縣。燕趙謂山脊曰陘······熙寧中······”等等，記述了該縣始置的朝代、得名由來和在宋代的沿革，而《續通考》則注云：“漢縣。北齊廢，隋復，熙寧八年置天威軍，治此。”其中關于宋代的沿革不及《通考》詳細，但補充了《通考》所無的在北齊和隋代的情況。此外，《續文獻通考·輿地考》還有館臣按語，按語的作用是考辨相關各書中記載之不確。如《古冀州》宋代河北西路懷州領河內、武德、修武、武陟、獲嘉共5縣，末加按語云：“按《宋志》無武德、獲嘉。蓋志于武德自河內還隸之事未之深考也；獲嘉則于天圣四年改隸衛州，故不載。馬《考》失注。”這則按語中館臣首先解釋了《宋史·地理志》所記缺兩縣的原因。按《宋史·地理志》懷州領縣有3，為河內、修武、武陟。其中河內縣下云：“熙寧六年省武德縣為鎮，入焉。”修武縣下云：“熙寧六年省為鎮，入武陟，元祐元年復。”表明修武、武德兩縣均在熙寧六年（1073）省為鎮，但修武縣于元祐元年（1086）復置為縣，而武德則沒有復置的記載。館臣指出，武德后也曾自河內縣還隸，因此當和修武縣一并開列，《宋志》未列武德縣，館臣認為是未深考而致的失誤；但館臣未明言其所據，今考《宋會要輯稿》亦同《宋史》，無武德復置的記載。對于獲嘉縣，因天圣四年（1026）獲嘉縣自懷州改隸衛州，故《宋志》列在衛州下，館臣認為這在《宋志》是可以的，但指出對于這種改隸的情況，《通考》沒有在原隸處加小字注明，是《通考》體例的不完善之處。總體來說，《續文獻通考·輿地考》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文獻通考·輿地考》的類目體系、以九州為綱，但改變了以當朝區劃為細目詳述沿革的體例，而是分列各代，系以所屬郡縣，并用小注與按語加以簡要說明或考辨。

此后三通館所修的《續通典·州郡》在體例上則對《通典·州郡》進行了較大的改易。《續通典·州郡》共26卷，相較于《續通考》繼承綱而改易目的辦法，《續通典·州郡》將《通典·州郡》的綱目一并改易，不僅不以當朝為細目，連以九州為綱的體例也放棄了，徑以朝代為綱。對此館臣在《續通典·州郡》序言中解釋道：

杜佑作《州郡典》，以后世郡國推而上之，附于古之九州，因以考歷代郡縣沿革之故，誠可為稽古之助。宋馬端臨撰《輿地考》亦仿此例。惟杜書以九州為綱，以其時之州郡為目，由唐而上逆溯之，以合于唐虞；馬書以九州為綱，以朝代為目，由唐虞以降順推之，以逮于宋，此其所以異也。本館續修二書，止于明代，其《輿地考》自可依例序輯，若此書標目竟用有明州郡，實義無所取。又九州之名，始三代以前分合可考······晉魏以下，更置彌繁，愈分愈離，殊難牽合。杜氏限于體例，遂致一郡之地，析載數州，而歷代土疆轉難詳核。至如蟠木、交阯，古登圖籍，而杜氏以州無所屬，別為化外，揆之大一統之義，亦未允協。今稍變其體例，以代相屬，自五代迄明，謹為續輯云。

總結館臣之言，其提出的改易之理由有三條。第一是由于杜佑《通典》“以其時之州郡為目”，如仿此體例，則續書“止于明代”，難免要以明代州郡為目，這是清廷所不能允許的。其實《文獻通考·輿地考》也是“以其時之州郡為目”，館臣作《續通考》時也面臨同樣的困境，只不過館臣巧妙地找到了《通考》中《歷代沿革圖》的補充體例加以擴大和利用，從而避免了使用明代區劃作細目的麻煩；并且，既然使用的是《通考》本身就有的體例，因此也就無須額外提及這一政治上的考慮。然而《通典》中沒有類似的體例可供借用，館臣于是不得不明言初衷，由此亦可佐證前文所論《續通考》改動體例的真實原因。第二是古九州之疆域與現今“殊難牽合”，現今一府、郡在追溯時可能要析為數州（如明代西安府之地分屬古梁州和古雍州）。其實這正是地理研究中核心所在的沿革情況，對杜、馬來說正是要以現今之地追溯沿革，原不成為問題，但在館臣來說，由于第一個理由事實上已經存在，即無法以一朝區劃為細目追溯沿革，則在杜、馬書中不成問題的分合變遷轉而在此成為困境。相較而言，館臣所言第三個理由更值得注意，即指出杜佑原書的體例在古九州外立“古南越”一門，不在九州之屬，館臣認為這是將該處土地人民“別為化外”，不符合“大一統”的含義。因此，出于以上三個原因（尤其是第一和第三兩點），《續通典·州郡》不僅如《續通考》一般改易了前作以一朝州郡為細目的做法，更是連《通典》中以九州為綱的設置也一并放棄了，轉而“以代相屬”，徑以各代為綱，分別開列各代區劃，避免了繼承《通典》條例可能產生的與當朝“大一統”觀念不相契合的情況。

《續通志·地理略》情況又有不同。如前所述，《通志·地理略》體例本身即較另兩“通”為特殊，其主體為《四瀆》《歷代封畛》和《開元十道圖》三部分，《四瀆》為鄭樵自出心裁的水道體系，此外皆抄錄《通典》與《唐六典》。《續通志·地理略》共7卷，第1卷為水道，后6卷則五代、宋、遼、金、元、明代各1卷，簡敘各代之畛域。其中水道改變了鄭樵以四瀆為綱的做法，“一本《禹貢》之九州為序，而以《水經注》所載各水加案附識”，并且由于黃河、大江、濟水曾經皇帝考訂，故這些內容被載入館臣編的《清通志》中而不收于《續通志》。此下各卷則是將鄭樵《歷代畛域》的體例按朝代擴展，可見《續通志·地理略》繼承了鄭樵《四瀆》和《歷代封畛》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水道卷模仿鄭樵《四瀆》的形式，而以《禹貢》為次序，一定程度上繼承了以山川定經界的思路，但從篇幅看整個《續通志·地理略》所重顯然在歷代畛域部分，而敘歷代畛域時則各依當時之區劃，跳出了《禹貢》的影響，這一方面繼承并擴大了《通志》中已有的體例，一方面也和《續通考》《續通典》以各代為目的做法保持了一致。

綜上，面對“三通”疆域書寫中以九州為綱、以當時區劃為目的山川體系，“續三通”中纂修最早的《續文獻通考》只在表層繼承了以九州為綱的形式，在內部則改變了以當時區劃為目追溯沿革的做法，而是以各代為目，開列各代之區劃。這是由于杜、馬皆以其身所處之當代區劃為細目追溯沿革，而清修“續三通”體例所限、不含清代內容，因此無法以清代區劃為細目，如以所敘內容的最后時代（即明朝）為目，顯然又不可能被清廷所接受，因此只能改變以一朝區劃為細目追溯沿革的做法，采用平列各代的方式。此后修《續通典》時，則連以九州為綱也放棄了，完全轉向了開列各代區劃的政區體系。館臣給出的理由，除了不能以明代為細目外，還指出了另一層原因，即歷代疆域擴展，已非九州所能涵蓋，如依照杜佑之體例在九州外添“古南越”等名目，在以九州為華夏的思想背景下，頗有將此類地方“別為化外”的嫌疑。這背后隱含的是“大一統”觀念對疆域書寫的深刻影響。在《續文獻通考》中，這種影響表現為一種正統、名分的考慮，在《續通典》中則除了正統的考慮外，又凸顯了夷夏內外的考慮。同時，這也顯示出乾隆朝初期和中期以后清廷“大一統”觀念本身的變化脈絡。

三、“昭大一統之盛”：

“清三通”疆域書寫中

對九州體系的徹底摒棄

清代拓地萬里，對于納入直接統治下的新得疆域自然要在官修書籍中加以重點記錄，因此“清三通”中疆域部分必須安排天山南北路及蒙古等地，但如何安排則是一個重要問題。如前所述，“續三通”由于內容不含清代，在疆域書寫中遂有如何標示正統之考慮，而“清三通”只記清代內容，原無此顧慮，然則其書寫是繼承杜、馬體例，以九州為綱、以當朝為目，因此，將新得疆域安排進此體系之中，還是另起爐灶采用其他方式？這就不單純是一個編纂學上的問題，而有著更深的考量。考察文本可見，“清三通”的疆域書寫完全放棄了“三通”的九州體系，徹底轉向了直接以當朝行政區劃為綱的類目結構。這一體例上的去取改易，折射出的是在“大一統”觀念的影響下，史書編纂中通過書寫方式以昭示當朝版圖之廣大、并體現對夷夏一視同仁的政治意圖。

“清三通”中纂修最早的是《清文獻通考》（以下簡稱《清通考》）。《清文獻通考·輿地考》共24卷，相較于《續通考》對《通考·輿地考》的繼承，《清通考·輿地考》的類目設置摒棄了以九州為綱的做法，直接以各省區劃為綱。具體來說，首列京師，次為直隸省，又為盛京，再以下為地方各省，其中在甘肅省與四川省之間新添西域1綱，諸省之后添牧廠、察哈爾、內札薩克蒙古、喀爾喀、青海、西藏6綱，自京師至西藏凡27綱，綱下列當朝府縣區劃。各省開篇有序文，先述典籍舊文，次綜述歷代變遷，再詳敘本朝建置、改易、四至及距京師之道里。府下亦詳記本朝建置、改易、四至及距京師之道里，縣名下則只注出相對府治的方向與道里。于是，《清通考·輿地考》不僅在體系上放棄了以九州為綱，在具體府縣的記述上也基本放棄了沿革考、察。對于摒棄以九州為綱的原因，館臣在序言中作了解釋：

馬端臨《輿地考》以《禹貢》九州為綱······蓋本杜佑《通典》之例。顧其間分配疆域，有不盡足據者······言地理者，自當以今之郡邑為主，豈必多為之說，以求合于古哉······《五朝續通考》仍其舊例者，亦以事閱數朝，稱名互異，必仍用九州分配，而始歸畫一也。洪惟圣朝······昭大一統之盛，又何取拘牽前例······幅員之廣遠，本有非禹跡所能限者······若仍以九州為綱，則是嬴出之地，多于正數，轉失分綱之本意矣。茲編次輿地一門，悉謹遵本朝之制······彼自昔郡國地理之書，局于州部，限于方隅，烏足語于圣朝無外之治哉！

館臣指出的理由主要有兩點。第一是斷限與主旨的不同。因為《通考》和《續通考》的內容斷限包舉數代，故需用九州分配，而《清通考》只記當朝一代，而且主旨在“昭大一統之盛”，而非詳考沿革，因而不必拘牽前例。第二，從操作上講，當時疆域早非《禹貢》九州所能涵蓋，散入九州勢不可行，若仿杜、馬在九州外新添“古南越”的辦法，則新添之數將甚多，反而掩蓋了九州的本意。總之，以九州為綱的做法在操作上無法安排新增疆域，在旨趣上也無法體現“大一統”之盛，因而摒棄這一體系是《清通考》的必然選擇。序文的結語宣稱《清通考·輿地考》和古來郡國地理之書高下有別，這雖系常見溢美頌圣之語，但其隱含了第一條理由中的思想，值得注意。館臣的高下評判背后反映出的是這部《輿地考》主旨的改變，即與前代地理之書相比，它的主要任務已不在于考究沿革，而在于凸顯“圣朝無外之治”的全新版圖，這也解釋了府縣之下缺少沿革考察的原因。

《清通典·州郡》的情況與此類似。《清通典·州郡》共26卷，沒有繼承《通典》九州為綱的體系，而是延續了《續通典·州郡》中的做法，不同之處在于：《續通典·州郡》中以各代為綱，其下列各代區劃；《清通典·州郡》僅記一代，故直接以清代各省為綱，因而看起來與《清通考·輿地考》的類目十分相像，不過二者還是有一些差別的，《清通典·州郡》首列京師順天府，次為盛京與興京，再為直隸省等各省，最后以文字簡述了蒙古與西域的情況（而不似諸省詳列區劃）。《清通典·州郡》篇首的序言也與《清通考·輿地考》的序言大同小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句：“九州外境，代有展拓，必仍杜氏體例，則不得不于九州之外別為標目。同此王土王臣，而外之，于義亦未為妥協。”這里面對當時疆域拓展的現實，反駁了在九州之外別為標目的做法。這種做法也是前引《清通考·輿地考》序言中反對的，但兩處提出的反對之理由則有不同。在《清通考·輿地考》中的理由是“嬴出之地，多于正數，轉失分綱之本意”，在《清通典·州郡》中的理由則是“同此王土王臣，而外之，于義亦未為妥協”。兩處理由并不沖突，而反映出角度的不同。前者著眼于史書本身的體例是否和諧，后者則從夷夏關系的視角出發，指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王臣，本當一視同仁，而如果將此類疆域標在九州之外，則有重夏輕夷之嫌疑。滿族肇自東土，原不在《禹貢》古九州之中，而既入主中原，則力主“大一統”之說以消融夷夏之辨。故在《清通考·輿地考》和《清通典·州郡》中均摒棄九州體系，以當朝區劃為綱，彰一統之版圖。

《清通志·地理略》的情況亦類似。《清通志·地理略》共8卷，前4卷為“疆域”，首列京師，次為盛京、興京，又為直隸省等18省，再為蒙古內札薩克、察哈爾、蒙古喀爾喀、蒙古青海、西藏、新疆伊犁、回部，其下開列區劃，與《清通考·輿地考》綱目較相似。《清通志·地理略》后4卷為“水道”，繼承了《通志·地理略》的形式，敘全國之水道。首列京畿諸水，次為盛京及黑龍江諸水，次為河水及入河諸水，次為淮水及入淮諸水，次為大清河及入淮、入濟、自入海諸水，次為運河，次為大江及入江諸水，次為太湖及浙、閩、粵、滇諸水，末則為新疆伊犁諸水。可見《清通志·地理略》與《續通志·地理略》一樣只繼承了《通志·地理略》的“四瀆”和“畛域”部分，不同之處在于：一方面將鄭樵原有的“四瀆”在前、“畛域”在后的體例顛倒了過來，改為“疆域”在前、“水道”在后；另一方面，鄭樵敘“四瀆”本《禹貢》以山川定經界之義，而《清通志·地理略》敘“水道”則是據前4卷“疆域”的區劃次序列敘各地相應諸水。鄭樵以“四瀆”居“畛域”前，正是以山川定經界之義的具體表現，而《清通志·地理略》不僅將“水道”置于“疆域”之后，更依區劃敘水道，兩處改易都無法體現鄭樵依山川定經界的原意，而顯示出以水道歸從于疆域的色彩。因此，《清通志·地理略》雖然繼承了鄭樵敘水道的創見，但僅得其形，主旨仍在于凸顯疆域之“大一統”，這與《清通考·輿地考》和《清通典·州郡》是同樣的目的。

四、結語

“大一統”觀念源于《公羊傳》對《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釋。《公羊傳》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經過董仲舒、何休等公羊家的闡發，“大一統”觀念形成了一套系統的理論，何休的“三科九旨”說是集大成者。“大一統”的內涵包括疆域一統，正朔、政教一統，正統之延續，用夏變夷等多個方面。其中夷夏方面，何休“三科九旨”中謂“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這并非以血統為區別的固定不變的夷夏之辨，而是一種以文化為標準的動態發展的觀點，即隨著時間和文化的發展，原先相對“其國”為“外”的諸夏可以成為“內”。照此邏輯，原先相對諸夏為“外”的夷狄隨著文化的發展也可以進而為“內”，“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此時則無內外之分，是為用夏變夷。作為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清廷，自然愿意大力倡導這種夷夏混同的“大一統”觀念，并著意在官修書籍中加以凸顯，清修“六通”就是一個例子。

清朝入關后至乾隆朝，一方面開疆拓土，一方面政局逐步穩定，因此，清廷希望通過“六通”特別是“清三通”的編纂，在典章制度的總結中彰揚當朝一新天下、重振綱常的偉業。“六通”在疆域書寫中貫徹“大一統”觀念，則反映了清廷凸顯“圣朝無外之治”“幅員之廣遠”的宏大氣象。

在“六通”以前，史家關注地理，著眼在山川形勢、古今沿革、建置變遷等方面，因而“三通”均采用了《禹貢》以山川定經界的思路。鄭樵謂“《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其實并非《禹貢》萬世不易，而是指其代表的以山川定經界的思路在地理研究中是萬世不易的。洎清修“六通”，本出于皇帝的文化政策，而非史家窮思之所得，故表面因襲規模，內里精神已有改易。在《續通考》中，館臣尚巧妙地尋求到一種《通考》原有的體例加以擴大和利用，以此維持表面上的九州體系；及至“清三通”，則完全摒棄了這種以山川定經界的思路，轉而采用了以當朝行政區劃為綱目的體系。其原因固然有實際操作上的考慮，即九州體系已無法涵蓋現有疆域，與其煩瑣地增補門類，不如全部另起爐灶；而更重要的是，清人修書之旨趣已與杜、馬不同。“六通”之疆域書寫，主要目的不在沿革考察，而在于借其彰顯一統之局面，故背后始終貫穿著“大一統”思想的種種影響。“續三通”中如以明朝區劃標目，則不合于清朝之正統；“清三通”中如用九州體系，則隱含著內華夏而外夷狄的意味，亦與清朝在夷夏關系上“無分內外、一視同仁”的導向相違，兩者均不利于維護清代統治，因此摒棄九州體系勢在必行。可見，無論是“續三通”中面臨的正統問題，還是“清三通”中面臨的夷夏問題，問題從提出到解決，整個思考邏輯都是在“大一統”的語境中發生和發展的，而不僅是純學術的考量。

要之，“六通”在疆域書寫中配合清代疆域的實際情況，突破了九州體系，將邊疆地區與中原地區一視同仁地納入國家版圖之中，不僅具有考察地理沿革的學術價值，更彰顯了清朝“大一統”觀念下華夷民族合一、內外疆域合一的國家認同的意義。

作者：劉駿勃

來源：《歷史教學（下半月刊）》

2021年第3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楊 琪

校對：宋柄燃

審訂：汪鴻琴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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