紳商為啥愛行善？解鎖清代地方善舉的底層邏輯

在傳統中國的鄉土深處，存在著一種常被歷史敘述所忽略的民間力量——地方善舉。它不僅是物質層面的“行善”，更是聯結社會、重塑秩序、維系人心的文化實踐與權力場域。

新書《不負桑梓》通過系統考察清代紳商在賑災、興學、水利等方面的具體實踐，揭示了“善”背后復雜的社會邏輯：地方精英如何通過財富、聲望與文化領導權，在國家與地方互動中編織出一張既承載儒家倫理、又呼應現實利益的民間網絡。

作者不僅關注善舉的“如何做”，更追問其“為何如此”，從“福”“命”“報”的本土觀念，到“份”“義行”的制度實踐，再到“象征支配”與“二重生產方式”的理論提煉，本書以歷史人類學視角深挖傳統中國福利實踐的深層邏輯，為我們理解中國傳統社會的運行機制提供了一份具體的分析框架。

地方善舉的歷史本體論

文 | 張佩國

在村落家族社區的層面，圍繞村廟形成的神明祭祀禮儀及廟首們的文化領導權，將鄉村社會未經分化的社學、社倉、廟會等諸福利設置整合起來，形成了一種“社區整體福利模式”。

主張中國農村基層社區單位是市場共同體的施堅雅，通過在成都平原高店子的田野調查也發現，“各種各樣的自發組成的團體和其他正式組織—復合宗族、秘密會社分會、廟會的董事會、宗教祈禱會社—都把基層市場社區作為組織單位”。顯而易見，基層市場不僅是交易空間，更是關系網絡和權力運作的社會空間，也許諸種組織的領導者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重疊。村落社會通過民間宗教而形成的社會一體化程度，與市場社區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邁倫·科恩（Mylon L. Cohen，人類學界一般譯為孔邁隆）在臺南美濃鎮的田野經驗顯示：“以宗教來命名的合伙會所反映出其宗教作用的某個方面，是其要從總體方面管理社會的體現。宗教突出地反映出了這個客家社區的組織、它的歷史以及它與中國社會總體的聯系。”大眾宗教中地域神明崇拜所具有的象征意義及所對應的民間會社的實踐活動，都滲透在村民的社會生活中，從節慶禮俗、人生禮儀到修橋鋪路、辦學賑災等，莫不如是。大眾宗教也就是楊慶堃所說的分散性宗教中民間的那一部分，分散性宗教的制度性結構體現在“宗教的元素滲透進所有主要的社會制度，以及中國每一個社區的組織生活中”。鄭振滿關于福建莆田江口平原的歷史民族志研究，為此提供了進一步的例證，“在這里，神廟祭典為社區組織提供了必要的框架，因而也就成為社區發展的普遍模式”。

這樣的村落和村際社區整體福利模式，借助于正統化的象征體系和鄉紳、商人、官府的力量，又在更大的社會體系中形成一種基本的社會聯結模式。

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由在臺灣山街的田野經驗，即抽象出這樣的社會基本聯結，“將廟宇和宗族的管理者和領導者與地方上的商人、學者以及地主甚至是帝國統治的官員聯結起來的這一網絡，確實將各種相互都有一個中心的等級關系梳理得很清楚。這是一個基本的聯結，其維持著行政等級并對此至關重要”。社會基本聯結，僅僅靠村落社區層級的觀察，無法得到理想的解釋。社會史研究中的“市民社會論”和“公共領域論”對此做過有益的探索。

羅威廉（William T. Rowe）將晚明以降諸如社倉、普濟堂、育嬰堂、清節堂等地方公共機構，視作外在于官僚體制的社團組織，其在晚清時期的興盛，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中國社會的自治，他將此稱為“市民社會”。瑪麗·蘭金（Mary Backus Rankin，又譯為冉枚爍）將這些公共機構納入公共管理的范疇，雖然她也承認地方精英們的這些活動并沒有現代式的分類，廟宇、神祠、慶典是其基本要素，但她傾向將其概括為“公共領域”bh。“市民社會論”和“公共領域論”較為強調民間慈善公益活動相對獨立于國家的權利、責任意識。

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Jr.）就不同意這兩位學者的觀點，認為他們忽視了晚清國家權力擴張所帶來的依附性面向。

而黃宗智提出了“第三領域”概念，以此解釋晚清時期國家聯合社會進行超出官僚機構能力的公共活動的性質：既不完全是國家強制，亦非走向社會自主性，而是更具協商性的權力關系的發源地。

盡管“第三領域”概念試圖超越市民社會論和公共領域論的國家—社會關系的二元論解釋模式，在中國社會歷史情境中發現其實踐性邏輯，但仍沒有從根本上突破這一框架，因為“第三領域”仍然是以“國家”“社會”的假設為前提的。

延續第三領域的概念，黃宗智還提出了“簡約治理”的概念，意指清代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機制為主的“半正式基層行政”。所有這些以近代西方社會為參照系的概念，基本是在社會聯結模式及相應的權力運作機制層面進行解釋的。這樣的解釋，并沒有指涉明清中國社會的整體實踐形態。

如前文所論，傳統中國的地方善舉實踐，并不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領域，而是在社區福利模式和社會基本聯結上都呈現了一種整體性實踐趨向。但筆者一開始所說的“社會邏輯”，還有更深層的社會本體論意義，這需要拓展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生產方式理論。

有外國學者將馬克思的社會本體論視為一種關于社會實在之本質的形而上學理論，這樣一種理論“將給出關于社會存在（例如，人和制度）的基本實體和結構，以及社會交往和社會交換的基本本質的系統性說明”。以往斯大林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只是把生產方式當作物質資料生產層面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作用的特定方式，而把意識形態、政治法律制度等視為被決定的上層建筑，并未將生產方式賦予社會本體論的意義。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從現實的個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出發，分析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同物質資料生產的聯系，“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

馬克思、恩格斯不是“經濟決定論”者，他們的生產方式概念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社會本體論，因為從現實的人出發，所理解的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阿爾都塞所說的“矛盾的多元決定”，就是“歸根到底由經濟所起的決定作用在真實的歷史中恰恰是通過經濟、政治、理論等交替起第一位作用而實現的”。也正是在社會本體論意義上，生產方式不是單一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而是由人的實踐活動所統攝的經濟、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復合體。

在地方善舉的再生產中，像修橋鋪路、山林管理、水利建設這一類具有明顯物質生產實踐意義的活動，既借助于義渡會、橋會、宗祠、神廟等民間組織得以進行，又以祖先崇拜、風水觀念、地域信仰等大眾宗教為象征體系，甚或可以說，象征體系作為聯結人們實踐活動的介質，更具生產性力量。

社學、社倉更是被賦予教與養的正統意識形態內涵；善堂、善會、施賑等慈善活動中，士紳化、徭役化的權力運作機制和福報觀念、入住權等疊加在一起，構成一種身份等級再界定的階層文化的再生產。

作為社會本體論意義上的福利實踐，可以對其從生產方式的層面進一步加以解釋。農民的生產剩余，以地租和貢賦的形式，而不是以稅收的形式被轉移給統治群體，這是一種貢賦制的生產方式。

按照薩米爾·阿明的觀點，由于一個社會形態是包括若干生產方式的有組織綜合體，“其標志是一個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其周圍聯結著從屬于它的錯綜復雜的一組生產方式”。受其啟發，葛希芝將帝制中國晚期的生產方式概括為“二重生產方式”，即“貢賦式生產方式和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是通過親屬關系，通過階層之間的人際關系，通過把貢賦生產方式的準則強加在私人關系上以及在公眾關系中摻入市場的準則的意識，還通過兩種生產方式在同一生產者范圍中的共同基礎，而聯結起來，并且時常處于矛盾著的狀態中”。

這一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釋紳商將商業經營所獲財富（還很難說是“利潤”范疇），部分地轉移到會館、宗祠、廟宇的修建及水利、辦學、賑濟等地方公益中，紳商的身份及其商業活動本來就是在貢賦制的框架內得以開展的，他們參與并主導地方公益、福利實踐中的徭役化，是帝制中國官僚體系過度盤剝并盡力減輕財政壓力的結果，這本身也可以說是一種“貢賦”；但同時，他們還有贏得文化領導權、獲取收入的積極性一面。如此矛盾的群體性格，完全可以從二重生產方式中得到合乎帝制中國晚期歷史情境的解釋。

從生產方式上，我們更應該看到傳統中國地方善舉的貢賦制性質，以往的“鄉族經濟論”和“鄉紳支配論”聯系到土地所有制和國家的性質，倒仍不失其解釋力。

傅衣凌就從傳統中國社會義田、義倉、族田、學田、公堂、義渡、義集、義井等一系列所謂經濟活動中，發現了“封建政權”之外的族權、神權、夫權等另一套統治權力，或以祠堂，或以神廟，或以某種會社為中心聯結成的一種特殊的社會力量，是中國地主經濟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他稱之為“鄉族經濟”。他在晚年更把傳統中國農村社會的所有實體性和非實體性的組織都視為“鄉族組織”。

我們剔除其革命編史學“批判的武器”的面向，從“鄉族經濟”概念對傳統中國農村社會超經濟強制的解釋，還是應該重新發掘其整體史的意義。同樣，日本學者重田德的“鄉紳支配論”，也試圖以土地所有制為核心，將明清時期的鄉紳支配理解為經濟、文化、政治統治的結合，鄉紳們武斷鄉曲與義行地方的矛盾行為，在其間也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以“福”“命”“報”等基本社會范疇為中心的一整套象征體系，則將土地權的超經濟強制、國家通過貢賦過度汲取農業剩余、鄉紳的支配（贏利型經紀和保護型經紀的統一）、以“份”為制度形態的諸種地方公共福利實踐，都整合為一種社會形態意義上的支配模式，即象征支配。

象征支配的福利再生產，其社會邏輯就是采取顛倒或自我否定的意識形態，比如“命”的等級觀、“福”的來世宇宙觀想象、“報”的身份依附觀念，通過“份”的制度實踐，而將貢賦制的過度剝削體制與以家族為核心的親屬關系融合起來。換言之，“福”“命”“報”的意識形態貫穿在地方善舉的實踐過程中，從而實現了其象征支配的社會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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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負桑梓：清代紳商與地方善舉》

張佩國 著

廣西師大出版社·大學問2026年1月

本書是一部深入考察清代紳商群體地方慈善活動的社會史、慈善史研究著作。作者以賑災、興學、育嬰等具體善舉為切入點，從嘉定縣的善堂到佛山鎮的祖廟，再到晚清海寧州的水利，生動勾勒出紳商階層在地方善舉中的實踐圖景，并探討其行為背后的儒家倫理、地域認同與現實利益。本書揭示出清代地方治理中官方與民間力量的互動與協商，闡明慈善不僅是道德實踐，更是社會權力運作與文化秩序建立的重要場域。全書既有具體案列，又有宏觀視角，為理解清代社會結構變遷提供了富有啟發的歷史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