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丁欣雨
界面新聞編輯 | 李欣媛
“八小時的班坐立不安,八小時的麻將穩如泰山。”在過去不久的新春假期,牌桌上麻將相互撞擊發出的清脆聲響,與飯桌上的觥籌交錯一樣熱鬧。一反以往提到麻將產生“游手好閑”的負面聯想,現如今誰能在節慶里張羅的競技中勝出,往往意味著得到了好運的眷顧。
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上桌”,玩麻將的方寸之地多了些規則外的小趣味:ta們不再把面前的麻將牌規規矩矩碼作一長列,而是按類別豎直摞起來“排兵布陣”,方便琢磨,或者擺成半弧狀,美其名曰“防偷窺”;網感也影響了牌面的詮釋,打出紅中時一定要用河南口音報牌,而南風牌被諧音梗“統治”,“我太南了”、“南上加南”的麻將表情包一度相當流行;還有人在陪長輩打麻將的漫長過程中悟出哲理,從開局輸多了就自認“不擅長”的消極心態,到全神貫注地判斷和決策,通過一次次上場而不是輕言放棄來建立自信,ta們紛紛上網感嘆:打麻將“像極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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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小紅書 @香香小豬騎士
關于麻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解,只不過直到起源一百多年后的當下,麻將依然保持著全民娛樂的地位,在天南地北、男女老少間風靡,這不禁令人思考:麻將這般經久不衰的原因是什么?
01 被想象的中國“國粹”
固定的圖案陰刻在方塊形狀的麻將上,老手甚至能在抓牌時靠拇指感觸凹槽識別出牌面,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這些花色設計的起源。圓形方孔銅錢是“筒”的原型,用繩子串起的貫錢演化成“條”,麻將的花色設計最初來自古代的錢幣單位。這并非麻將的獨創,早些時候的民間紙牌就已經承用了營商靈感來繪制花樣,直到清朝中葉以后,這些圖案與立體的竹骨形制相融,發展出麻將的雛形。
相傳在明清帝國最富庶的地區之一長江三角洲,麻將的玩法于浙江寧波一帶定型,陸續四散至周邊地區。到了20世紀10年代,麻將已經在上海社會的各個階層、北京紫禁城、香港的賭徒群體和西南市井文化中傳播開來。
由于上海特殊的轄區設置,國際化的公共租界為外國社群了解和接受麻將提供了天然土壤。1922年,包括麻將在內的“雜項”類別海外出口價值相比前一年激增33倍,其中,美國市場的龐大交易額讓其他國家地區相形見絀。這一風潮在美國的先行爆發,離不開麻將的早期推廣者約瑟夫·帕克·巴布科克。他通過標準石油公司派駐蘇州的銷售代表身份接觸到麻將后,簡化了計分規則,印刷了英文版手冊,迅速在美國創立起自己的麻將帝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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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老“媽”將 (Pa and Ma Jongg)》,《生活》雜志 (LIFE) 封面 (1924.04.24)
美國社會突如其來的青睞反向刺激了麻將在中國的傳播,美籍華人作家劉裔昌在他的家族傳記《虎父虎子》中解釋說,“全美都在熱衷于這一風尚,也給麻將游戲披上了受人尊敬的光環”。1927年旅美途中的文人胡適也注意到了麻將在西洋的時髦:“誰也夢想不到東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鋒隊,卻是一百三十六個麻將軍! ”
適逢一股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運動正在進行,看見麻將象征著中國智慧走出國門席卷全球,中國知識分子自然而然接受了麻將的“國粹”之稱,并圍繞麻將這一象征展開了如何界定“中國”和“中國人”身份的激烈辯論。
由于麻將極強的群眾感染性,一種做法是借麻將來診斷時代的集體心態或國民性格。1934年半月刊《人間世》里有篇文章叫《談麻將》,作者宣稱打麻將是“勇于私斗”的表現,想借此解釋當前民族深陷困境的因由:“四人上桌,一開始總是客氣,但牌一到手,不是‘扼下家’便是‘和三番’,造就了中國人講究‘個人的實際主義的思想’。”主編林語堂在按語中評價,西洋“國寶”皆是強調團隊合作精神的足球網球和橋牌,反思中國,卻是“人自為戰之國,絕端個人主義之國”。
還有一些人盡量把麻將與現代化的中國相提并論,麻將“花”牌雕刻的不再是菊花,而是諸如電線桿和荷槍實彈士兵的進步場景,宣揚“文明世界”和“統一國土”的自決呼聲。論文《從馬吊到馬將——小玩意與大傳統交織的一項歷史因緣》指出,麻將忽然變成譬喻時事的熱門題材,主要原因是麻將在西方一時“暴得大名”,“他們恐怕無意革除麻將,或者改革麻將來逐行改造國民性的目的,麻將不過是他們借題發揮的一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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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申報》上海版就刊登過一文《改造麻將片之我見》,意圖融合軍隊三三制進行推廣(圖源:愛如生數據庫)
相比之下,西渡至美國的麻將卻被打造成一副全然不同的東方主義模樣。美國歷史學者安妮莉絲·海因茨在著作《麻將:從東方到西方》中回顧了麻將的在美接受史,與中國的動蕩同步,20年代的美國也在被一場變革重塑。美國人開始自覺一致地用“現代人”談論自己,然而緊隨現代性而來的官僚作風盛行和都市匿名性引發的疏離感又讓美國人深覺矛盾,他們渴望與古老的“正宗”建立聯系。
海因茨分析,符合所謂“正宗”標準的文化既需要有穩定綿長的起源,還應處在已經消失停滯的狀態。這樣的“正宗”與更加神秘自然的、在現代工業世界無法再找到的過去相關,一方面令人向往,另一方面,“正宗”又因必須被放在白人文明的反面來理解,披上了野蠻專制、不夠開明的外衣。
建立在這種悖論之上,麻將正是被美國投射了“正宗”迷思的舶來品。如海因茨所言,麻將幫助構建一種現代身份,這種身份的特點是全球性的世俗化和階級種族層面的排斥。“美國人將麻將視作一種象征,目的不是抵制現代性,而是實現現代美國的文化變革:使其變成全球大國的同時保留一絲正宗和原始;使其變成先進資本主義大城市的同時被賦予一點特權和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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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將:從東方到西方》
[美] 安妮莉絲·海因茨 著 馬奏旦 譯
上海大學出版社 2025-6
在美國看來,中國最“正宗”的并非當代政治實驗和知識型辯論,而是不變的傳統。美國在營銷麻將時極盡強調這一點,海因茨甚至在歷史資料里翻到一張“孔子打麻將”的廣告圖:長城橫亙在前,幾座寶塔在后,孔夫子打扮成宮廷官員模樣,穿著蟒袍,佩戴朝珠。諷刺的是,在麻將工廠里悉心滿足手工制造要求的真實勞工群體,卻因其形象跟清潔、安全與效率的承諾相違背,完全不予呈現。
憑借無數次相似廣告元素的排列組合、復制粘貼,麻將被抬高成與數千年文脈相連,歷史更加悠久,而且只有精英屬性才能獨占享受的“東方”象征,與此同時,美國幾乎人人都能夠通過消費擁有它。
02 “玩出花”的麻將哲學
各路玩家的解讀不盡相同,麻將的文化內涵也在被不斷制造。在美華人目睹了麻將在美國名聲大噪的全過程,也開始利用這一跨越太平洋的消費品,幫助族群凝聚歸屬意識。
1989年出版的美國暢銷小說《喜福會》,其名“喜福會”就是個麻將會的名稱,由日本侵略之際逃到桂林的女性商議成立,她們定期聚會、輪流坐莊,用和牌的快樂來暫時忘卻戰期楚痛。在其中一位女性輾轉到達舊金山后,喜福會傳襲原來的傳統,還把她們在美國長大的女兒也吸納進來,渴望在牌局中緩和因文化沖突而緊繃的代際關系,“用無形的謀略穿透女兒,設法教會她中國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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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喜福會》電影截圖(圖源:豆瓣)
繼《喜福會》改編成好萊塢電影,又一部全亞裔班底主演的《摘金奇緣》時隔25年上映。麻將場景被安排在一個重中之重的時刻:和新加坡富二代戀愛的美籍華裔女生瑞秋不受男友母親待見,她邀請楊紫瓊飾演的伯母來到一個多是工薪階層光顧的露天麻將館見面。
楊紫瓊開場就氣勢洶洶地碰了瑞秋的棄牌,直言自己不喜歡瑞秋的“亞裔美國人”身份——雖然外表像亞洲人,骨子里卻并非“gau-gi-lang”(閩南語里的“自己人”)。但她后來才明白,瑞秋給自己碰牌是有意之舉,甚至瑞秋是主動把二人和牌同樣需要的唯一一張“八條”送出來,幫助自己獲勝。瑞秋一手運作出牌局“贏”面并拱手相讓,和現實中她拒絕男友求婚,愿意把他的家庭置于自己未來之上的做法形成互文,這也最終使她通過了是否諳熟“自己人”處事哲學的測試,得到楊紫瓊的回心轉意。
麻將規定刻子能靠“碰”,順子能靠“吃”,和牌能靠“點炮”,意味著牌桌甚至能繞過語言和文化門檻,提供社交互動的機會,其中敵友身份是流動的,隨時發生變化。麻將局的你來我往隱喻著人際關系的經營,有時,這里是締結合作的場合,有時,這里就會變成博弈較量的戰場。
李安在拍攝《色,戒》時,坦言開場幾個太太打麻將是他拍過最有挑戰的一個場景,他想“用方城之戰表達一種肅殺的氣氛,用扭曲的人性來表現諜報片中疑神疑鬼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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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色,戒》電影截圖(圖源:豆瓣)
相比其他情境,麻將在大約二十分鐘結束一局后,重新碼牌的過程能創造比洗一副撲克牌更長的小憩時間,人們還能在輪流出牌中間歇性地聊天,這為交流提供了氣口。海因茨也指出,在麻將發展歷史中,麻將逐漸從坊間走進上流家庭,女主人替代男性成了麻將休閑的主要參與者。婦女在牌桌上引領社會風尚,也假借娛樂進行信息交換和權術操弄。看似私密的家庭,實則向政商世界敞開,甚至成為其延伸。
四人圍坐一桌的環境固然親密,但牌面并不示人,頗有種各自關起門來,藏著一些心事的意味。李安在一次采訪中說,太太的身份地位各不同,影響了誰給誰喂牌,喂的什么牌;彼此掌握的秘密不互通,影響了誰話中帶刺,又在給誰暗示。張愛玲的原作給麻將更添一層門道:“牌桌上的確是戒指展覽會”,借著出牌,牌友在彼此眼前暴露著指尖鉆石的價值和人與人之間的虛榮。
“七、八層意思在里面攪和”,這要求李安的劇本和調度要做好詳盡規劃。最后,《色,戒》的麻將顧問花了一個半月,把這套包含著“這輩子愛恨情仇”的牌排出來,取用的麻將片段則拍攝了整整兩個禮拜,一天將近16個小時。
不只是緊張的戰時,麻將這一喻體也適用于新秩序尚未建立、資本主義就急速涌來的迷茫年代。楊德昌的新臺北三部曲之一《麻將》全程未見麻將,卻處處反映著被“麻將觀”滲進肌理的社會圖景。剛成年的小伙組成詐騙集團,奉行“動腦筋,不要動感情”的生存法則,所有和他人的際遇都視作大干一場、榨取利益的機會,正應了社會學者潘光旦在一篇評說麻將的文章中提到的:“凡是玩麻雀的人,玩時一定要假設其余三人無一不是他的敵人......他無刻不在想占便宜,或至少教別人也占不到便宜。”
然而,這是一場怎樣也胡不了的麻將局。在浮華臺北闖蕩的人們,最缺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不斷放棄初衷,輕易更改目標,隨時置換自己所聽的牌,令“重新定義”的動作落得機械性的重復,找不到生活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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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麻將》電影截圖(圖源:豆瓣)
美國著名演員朱莉婭·羅伯茨曾在接受采訪時說她平時喜愛打幾手麻將,尤其因隨機抓牌后,須把手中麻將從混沌慢慢整理成有序的特定過程而深感啟發。在這個層面上,楊德昌借《麻將》一片,提出的卻是關于“存在”的質疑——究竟是否還有人有余裕自問:“這真的是我想要的嗎?”
在打麻將時,和技巧、策略一樣重要的是手氣。想要求個好彩,也是麻將能在一年一度的春節期間遍布不同世代各個家庭的原因。香港拍攝過不少有關麻將的賀歲片,其中與賭片類型有些許不同的一部是在2002年上映的《嚦咕嚦咕新年財》,它重復了一則“玩麻將就是品人格”的經典定理。運氣好、機會巧,誰都能夠一路順風,關鍵是能否不滿不傲,反而豁達;而當手風不順時,“愈爛嘅牌愈要俾心機打 (越爛的牌越要用心打)”,不怨不棄,安住逆境才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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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嚦咕嚦咕新年財》電影截圖(圖源:豆瓣)
參考材料:
《從馬吊到馬將——小玩意與大傳統交織的一項歷史因緣》https://toaj.stpi.niar.org.tw/index/journal/volume/article/4b1141f98a6b0a42018a72b85c5b02e6
《解讀譚恩美〈喜福會〉中的中國麻將》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iMwhGHIyCLYcJRH4H1R0BUdFwsGRc2eNMpAzrKAzjKT46TEiePviVMWeXzRzN6DtNG2LymN0K_qabo2GVMYb1sqd7Ejcm4RTxWJln7JDJTjKUSonICvbcTfvLpujKGfoODrnme2qVs8qnuKV9jAl3ZIEWns9HLnOTPPORhJXeKRlTSmBgeyKs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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