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jiān)聽蔣介石十二年的上校回憶：老蔣最厭惡的就是白崇禧和女接線員

全國政協(xié)回憶錄專刊《縱橫》1992年第三、四、五期連載了“上校監(jiān)聽員”王正元的《為蔣介石專線接話十二年》，該文開頭就是編者對王正元的簡介：“王正元，在1937年至1949年的12年中歷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侍從室電話監(jiān)聽員，‘陸總’、‘總統(tǒng)府’軍務局上校電話監(jiān)察官等職，專門負責蔣介石及國民黨軍政機關的電話接轉、監(jiān)聽等工作。現(xiàn)為民革成員、江蘇省文史研究館員。本文是作者的親身經(jīng)歷。”

因為是王正元的親身經(jīng)歷，所以那篇文章不但翔實可信，而且妙趣橫生，從王正元的回憶中，我們還能看到蔣介石鮮為人知的另一面：即使權勢熏天如老蔣，在電話接線員和接聽員耳朵里，也根本就沒有秘密可言。

王正元講了很多老蔣打電話的趣事和糗事，他不會用撥號電話可以理解，因為那在當年也屬于“新鮮事物”，但他為什么討厭女接線員，這里面就有點說道兒了。

我們在很多電視劇和電影里，都能看到演老蔣的那個人拿起電話撥號，這顯然是不符合史實的——老蔣那個時代雖然有了撥號電話，但老蔣確實不會用，而且他親自撥號，不但“麻煩”，而且顯不出他的“威嚴”。

提起手搖電話，絕大多數(shù)讀者可能只在影視劇中見過，筆者小時候倒是見過，但沒有敢去動那個“搖把子”，后來“搖把子”取消了，拿起電話敲打幾下扣電話的那個凸起彈簧片（筆者想不起它叫什么），電話那頭接線員就會問“你要哪里”。

筆者上班之后，家里裝的電話先是轉盤撥號，后是按鍵，別說有了點年紀的老蔣，就是筆者年輕的時候，撥動轉盤也經(jīng)常出錯，有時候不得不扣上電話再拿起來重撥一次。

據(jù)王正元回憶，老蔣剛用撥號電話的時候，經(jīng)常“打不通”：“據(jù)侍從室的蔣孝鎮(zhèn)說，蔣介石一拿起話筒就撥號碼，可總是打不通。本來，使用自動電話說明上清楚地說，先要聽一下有無‘蟬鳴聲’，如果有，說明線路沒空，那就得等一等再撥。那時，蔣介石住在武昌，凡打到漢口的電話，必須通過過江的‘中繼線’，如果只撥一個數(shù)字就有‘拉’聲，就說明過江的中繼線不空。蔣介石根本就不管這些，連續(xù)撥不通時，就暴跳如雷。”

看起來當年的撥號電話也不是很方便，那么多說道兒，可能現(xiàn)在的年輕人也未必有耐心研究明白，就更別說性格暴躁的老蔣了。

老蔣電話“打不通”，手下可忙壞了，他命令隨身副官蔣孝鎮(zhèn)把武漢電話局局長黃如祖叫來“查故障”，結果湖北電政管理局局長朱一成和黃如祖親自出馬，還從王正元那里拿到了老蔣的撥號記錄，查了半天才發(fā)現(xiàn)不是線路問題，而是老蔣操作失誤，但當年誰敢說老蔣弄錯了？于是交通大學電機系畢業(yè)的電話專家黃如祖直接為蔣介石的自動電話升級，直接給他弄了一條專線，這樣就不會受“電路擁塞”限制。

沒有了“占線”之憂，老蔣的自動電話還是有問題：“武漢電話是五位制，蔣介石往往只撥了四位，就不撥了，比較大的數(shù)字，如9、8，他還沒有撥到位就放手了。這樣打，當然不是打不通就是打錯了；還有遇到對方正在通話，他只要連續(xù)幾次撥不通，就氣惱地把聽筒使勁一摜。據(jù)蔣孝鎮(zhèn)說，蔣介石從沒有一次順順當當把自動電話打通的。后來，蔣介石索性下令把辦公桌上的自動電話拆除了事。”

拆了自動電話，那就只能恢復到用手搖電話機，但那時候的手搖電話，已經(jīng)跟傳統(tǒng)的不一樣了，老蔣這邊一手搖，王正元等人在控制臺就能看到信號燈亮起，馬上拿起電話問他要哪里，這邊替老蔣要通、老蔣要找的人拿起電話之后，這才通知老蔣“某某來了”：“他無論打給任何人的電話，長途也好，市內電話也好，都是別人先拿著聽筒等他。以后，蔣介石不論市內、長途都使用這條長途專線和這部機子，確實方便多了。在這條專線上，大家都十分小心謹慎，好多年從來未發(fā)生過差錯。”

老蔣是方便了，但王正元等人卻要二十四小時值班，而且我們從王正元的“職務”中，還能看出他有“監(jiān)聽”之責，王正元在回憶文章中，也確實透露了很多秘密。

王正元的“監(jiān)聽”是完全的職務行為，老蔣應該也知道自己打電話的時候還有第三人或第四人旁聽，因為這事林蔚親自安排的：“茲派王正元、白堉、徐士元等為本會（軍事委員會）辦公廳電話監(jiān)聽員。”

老蔣兩次給王正元發(fā)獎金（一次一百五十元，一次五十元），那是因為王正元對他來說相當重要，王正元回憶：“凡是蔣介石早晨的散步時間、做禱告的時間、午睡時間，以及偕同宋美齡出游的時間，我們都掌握了，甚至他正在會客，或者馬上要換住郊區(qū)官邸，出發(fā)前的時間，我們也掌握了。這樣一來，我們就主動多了，凡是每次隨蔣出巡外地，只有我一人隨往，這幾位副官也照樣隨時和我聯(lián)系。”

影視劇中宋美齡不管身邊有沒有人，都管老蔣叫“達令”，那顯然不符合史實，因為在大庭廣眾之下叫“親愛的”，不符合這對夫妻的身份地位，小宋管老蔣叫什么，王正元最清楚：“蔣介石對接話人的稱呼蔣介石對接話人的稱呼，是因人而異，就是視其親信與否而有所區(qū)別。蔣介石對宋美齡是用‘Mrs’（夫人）來稱呼的。宋美齡對蔣介石是用‘介兄’來稱呼的。蔣介石在電話中的自稱，一般都說‘我是委員長’，對李濟深、程潛、孔祥熙等極少數(shù)人，他就自稱：‘我是介石啊！’如蔣介石兩次和程潛通長途電話時，因程潛有重聽毛病，蔣介石就在電話中使勁地叫：‘我是介石啊，我是介石啊！’”

老蔣畢竟也是留過學、看過《曾文正公集》的，在起碼的禮儀上，還是說得過去的，他陳誠、薛岳、張治中、林蔚等人，是直呼其字，如辭修、伯陵、文白、蔚文，對孔祥熙時稱“庸兄”（孔祥熙字庸之），孔祥熙稱呼蔣介石為“介弟”。對何應欽、李宗仁、張群、商震等人，則在字的后面加一“兄”字，如敬之兄、德鄰兄、岳軍兄、啟予兄，對李濟深、程潛等人，則在字的后面加“先生”二字，如任潮先生、頌云先生。

據(jù)王正元回憶，老蔣對高級將領的態(tài)度都比較客氣，有時候還有意套近乎，但對白崇禧是個例外，既不稱其為健生兄，也直呼其名，而是直接叫官職，如白副總長、白部長、白司令，那意思很明顯：我跟你只是工作關系，私下里是半點友情都沒有的。

要論老蔣打心底討厭的高級將領，白崇禧自認第二，估計就沒有人能認第一了，熟悉那段歷史的人，或者用過手搖電話的人，對老蔣討厭白崇禧和不喜歡撥號電話可能會表示理解，但老蔣還討厭女接線員，這就有意思了：“蔣介石打電話，最反對女性為他接續(xù)，在‘八一三’滬戰(zhàn)時，因女性話務員聽不清他的寧波官話，因而總要向他多問幾句，再加上屢有錯接和拖延，蔣介石十分惱火。以后凡在電話中聽到有女話務員為之接話時，他立即一句話不說，即把電話掛斷，還命副官打電話查詢原因。”

老蔣的親信們都知道他這個怪脾氣，卻不知道為什么，只有王正元知道內情，有兩次他有事離開接線、監(jiān)聽臺，每次都是讓女話務班長頂替一下，但好巧不巧或王正元合該倒霉：王正元兩次離開，老蔣兩次往外打電話，那位女班長是重慶姑娘，重慶人開口說話的口頭禪就是“啥子嗎？”：“蔣介石聽到這一句就光火。電話掛斷后，蔣孝鎮(zhèn)打電話來叫我立即到官邸去……以后，我們三個男子漢輪流值班，片刻也不離開。這幾次以后，我們就和蔣的隨從副官蔣孝鎮(zhèn)、蔣恒祥以及幾個侍衛(wèi)官約好，凡蔣介石離開辦公室時，就隨時通知我們。”

老蔣與女接線員“結怨”，是在1935年，當時“首都電話局總工程師”汪啟堃招了一批十六七歲的高小、初中畢業(yè)的女性來替換所有男話務員，經(jīng)過短時間訓練就全部替換掉了男接線員。

汪啟堃有啥愛好，男接線員下崗后去哪里，這都跟本文無關，重要的是老蔣開始頭痛了：老蔣命名有專線，但新上崗的接線姑娘還是按常規(guī)詢問老蔣姓甚名誰，電話要打給誰，這已經(jīng)夠讓老蔣窩火了，更重要的是這些接線員都是從南京本地招募的，根本就聽不懂老蔣的“寧波官話”。

要是和平時期，這些有點后臺的南京姑娘傲嬌一點沒什么，但戰(zhàn)爭年代，那可就是要命的事情了，接線員聽不懂老蔣的話，反復重復詢問后還多次接錯，最后終于出了大事：“在戰(zhàn)爭最激烈之時，電話局長途臺的女話務員們，并未因戰(zhàn)爭而減免手續(xù)，依然照章辦事。即使是蔣介石叫接電話，話務員照例是不厭其煩地問：‘你要普通還是加急？’有一天晚9時許，蔣介石對長途臺話務員說：‘要顧總司令（即顧祝同）電話。’接通時，卻是朱總司令（即朱紹良）。蔣質問：‘我要蘇州顧總司令，怎么……’‘你講沒講蘇州？’”

從王正元的回憶中，我們似乎能看到小接線眼牙尖嘴利，也能看到老蔣被氣得抓狂，后來以為一位姓施的侍從對王正元說了這件事的經(jīng)過：“這次委員長有一項重要軍令沒有及時下達給顧祝同，氣得把聽筒砸壞，躺在長藤椅上，咆哮著呼喚侍衛(wèi)官：‘請錢主任。’”

事后那個女接線員有沒有受到處罰，王正元沒有寫，但當時可把時任交通部長俞飛鵬的嚇壞了，他馬上召見“電政司幫辦”陶鳳山、首都電話局局長朱一成，研究決定選派干練電務人員專管，于是白堉、徐士元、王正元就開始了一天二十四小時三人輪流值班，至于累次得獎、晉升的王正元究竟掌握了老蔣多少秘密，那估計只有他本人知道了，筆者只有一點比較奇怪：王正元是“上校監(jiān)聽員”，肯定不是普通電話局官員，那么他究竟是屬于軍統(tǒng)，還是屬于中統(tǒng)？或者哪“統(tǒng)”都管不著他，他直接對老蔣的“侍從室”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