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民工到全國人大代表：我為新就業群體說話｜李豐代表手記

這是我第九年參加全國兩會。今年，當聽到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出臺支持靈活就業人員、新就業形態人員參加職工保險的政策，堅決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時，我內心很興奮。這句話，與我今年帶來的建議高度契合。

為什么我如此關注平臺外包用工的權益保障？因為我就是從他們中間走出來的。

雖然現在的身份是采購經理，但我的起點是一名農民工。2000年，我從外地到上海讀大專，畢業后開過卡車，做過線切割工，再逐步走上采購崗位。2015年，我當選上海市優秀農民工先進個人，2018年又光榮當選全國人大代表。我深知自己是幸運的，也很清楚這份幸運背后的責任——我代表的是農民工群體，我必須把他們的呼聲傳遞出來。

關注這個議題，源于一次偶然的剮蹭。我的私家車被一輛外賣電動車撞了。那個外賣小哥很誠懇地想賠償，但他說：“這個月工資還沒發，能不能等我發了工資再給你？”我加了他的微信，了解到他是一名外包公司的外賣員。從那以后，我開始更加深入關注這個群體的權益保障狀況。

調研中我發現，一些外包公司規模小、資質差，為了中標不惜低價競爭，中標后只能壓縮人力成本，最終受損的還是勞動者。更嚴重的是，一旦發生勞動糾紛，勞動者常常找不到責任主體——簽合同的是一家公司，交罰款的是另一家，處理問題的又是另一方。勞動者維權時，連該告誰都搞不清楚。

針對這些問題，我今年提了幾點建議。

首先是強化合同源頭治理。建議由人社部門牽頭，聯合工會、司法等部門，制定并推廣《人力資源服務外包標準合同范本》。合同必須清晰界定發包單位、外包單位與勞動者三方的權利義務，明確社保繳納的主體和責任。同時，要明確發包方對外包單位負有監督義務，不能一包了之。

其次是建立社保維權綠色通道。針對新業態勞動者，建議提供一站式咨詢、投訴、仲裁服務，推行舉證責任倒置。很多外賣小哥簽完電子合同就交回去了，手里沒有任何憑證，讓他們自己去舉證勞動關系幾乎不可能。由企業來舉證，能大大降低勞動者的維權成本。

上海現在在新就業群體的保障方面做得不錯，但在很多地區問題還是很大。而且這個問題不只存在于外賣行業，網約車司機、代駕等群體的處境同樣堪憂。

提出建議、批評和意見，是人大代表的法定權利。我們可以暢所欲言，可以指出政府工作的不足，但也要看到問題的復雜性。

有一次，我接到一些網約車司機的反映，覺得某個地方的管理不合理。我就幫他們發聲，后來和管理方詳細溝通以后，我才了解到當前為什么要這么管理。很多問題不能只聽一方的訴求，需要多方判斷，全盤考慮。

還有一次，一位員工找我投訴，說新員工工資比老員工還高，覺得不合理，讓我一定要往上反映。我聽后判斷，每年的招工薪酬隨行就市，老員工和新員工的工資倒掛，更多是市場調節的結果。

但另一位老工人反映的問題，我覺得是個問題。這位資深電工臨近退休，他的操作證正好60歲到期。按規定，證書過了60歲就無法復審。我進一步調研發現，焊工、運輸等特種作業行業，都存在同樣問題。隨著延遲退休政策推行，這個矛盾更加突出：職業資格證書因年齡失效，延遲的這幾年，勞動者該怎么辦？去年我把這個問題寫成建議。相關部委很快給我打來電話，說這個問題國家已經在考慮了。后來我得知，我們的建議也助推了相關政策更快出臺。

現在我準備建議前，都會多找幾位行業內的人士，多方核實，避免以偏概全。基層代表的視野可能相對有限，但正是通過這種溝通、協商，才能逐步達成共識。只要大家心往一處使，問題一定會越辯越清晰，政策也一定會越來越完善。

原標題：《從農民工到全國人大代表：我為新就業群體說話｜李豐代表手記》

欄目主編：張駿

文字編輯：張駿

本文作者：李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