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的始作俑者黎筍，死后越南人如何評價他？昔日路線被全面拋棄

1979年2月17日清晨，諒山方向的霧氣還未散盡，越軍前沿陣地廣播里傳出一句口號：“為了黎筍同志向前！”這場沖突把越南推入了十年消耗，直到1986年7月10日黎筍病逝，喊過口號的許多士兵已在后方排隊購糧券，半天只換回一小袋大米。時間在短短七年里完成了角色互換：前線熱血與后方饑餓同時指向同一個名字——黎筍。

回到更早的1940年代，黎筍還是一位在法屬印度支那監獄里銹鎖加身的囚徒。抗法、抗美的烽火成就了他的革命履歷。1969年胡志明逝世后，他順理成章執掌越共，成為名義上的“第二代核心”。統一戰爭進入沖刺階段，黎筍提出“南方打一拳，北方舉雙手”的戰略——北方傾力供給，南方浴血拼殺。1975年“四·三○”西貢政權倒臺，胡志明未竟的統一夙愿由他兌現，這一點在越南官方史書里始終占據濃墨重彩的位置。

勝利帶來的狂熱很快轉化為宏大藍圖。1976年河內的《人民報》刊登新國家規劃：十年內家家戶戶擁有電視機、電冰箱，稻田唱響收割之歌。理想看似近在咫尺，現實卻是另一番景象。南方原有的市場體系被全面國有化，無數華裔商人被貼上“資本主義尾巴”標簽，被迫離境，越南兩年內出現近百萬“船民”。南方工廠斷鏈，北方合作社缺肥料，糧食產量直線下墜。

黎筍提出“國防優先”。一個只有五千余萬人口的國家，卻驟然維持起逾百萬常備軍。1978年12月越軍揮師金邊，柬埔寨的戰火點燃了國際輿論怒火。聯合國連年通過決議要求撤軍，援助渠道幾乎被截斷，越南只剩莫斯科一根“輸血管”。同年越南與中國邊境摩擦升級，結果是對外貿易驟減，對內物價跳漲。1978至1984年，官方統計的通脹率年均50%，河內街頭一碗河粉價格能在一個月里翻兩番。

吃飯成了最現實的考題。1976年，每人每月配給十五公斤糧；兩年后，數字縮水至十公斤，且常常缺額。公共交通因油荒停擺，工人下班要步行十幾公里。法國記者皮埃爾·奧巴赫在《深陷泥沼的越南》里寫道：“商店貨架空空，唯一充盈的是抱怨的聲音。”一句話點中越南百姓當時的心事。

1982年3月召開的越共五大被外界視為轉折機會。黎筍作自我批評：“農業集體化過急，工業基數估算過高。”會后允許部份地區試行包產到戶，農民積極性回暖，糧田終于冒出綠色。然而戰略層面沒有松動——柬埔寨駐軍依舊，邊境炮聲未止。經濟小修小補難敵軍事巨額開支，財政缺口越拉越大。

國際孤立持續加劇。東盟六國聯合封鎖，華盛頓與歐洲設置貿易壁壘，連一貫同情河內的斯堪的納維亞援助組織都宣布項目凍結。蘇聯石油“優惠價”支援維系著越南的電廠和軍車，可到1985年油價暴跌，克里姆林宮自身難保，河內的日子愈發捉襟見肘。

1986年7月黎筍病逝。國葬規格高于部長、低于胡志明，電視臺全天滾動播報，街頭卻顯得平靜。西方記者在會安一家縫紉車間采訪，一名女工快節奏踩著腳踏板，頭也不抬地說：“只想下一位能讓我們吃飽。”冷漠的溫度與1975年凱旋時的歡呼形成刺眼對比。

黎筍去世后，長征繼任總書記，同年12月越共六大提出“革新開放”（??i m?i）。最先調整的就是黎筍留下的“三大件”——計劃經濟、軍事冒進、外交對抗。越軍1989年撤出柬埔寨，1991年與中國簽署關系正常化公報。昔日“大炮優于大米”的口號被寫進黨內文件作為反面教材。經濟領域，承包制在全國推廣，私營企業取得合法身份，外資陸續進入胡志明市和峴港港區。短短數年，饑荒逐漸緩解，稻谷年出口量重新攀上百萬噸臺階。

如今在越南學界，對黎筍的爭論大致分兩派：重功者強調其抗法、抗美、完成統一；重過者指出他將國家拖入雙重戰爭，使越南失去寶貴的和平建設窗口期。一位河內大學的青年講師評價：“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越南，黎筍寫下了最激昂也最沉重的一章。”在官方紀念館里，黎筍的肖像與胡志明并列，卻不再有長篇頌詞。墻角立著一行小字——“歷史終將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