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5日拂曉,兩水洞谷地霧氣翻騰,南朝鮮軍的列隊在谷底懈怠停步,正煮狗肉充饑。隱伏在東北側高地的志愿軍40軍118師官兵屏住呼吸,師長鄧岳低聲嘟囔:“等后面那股也鉆進來。”就在旁邊,軍長溫玉成用望遠鏡掃過谷地,放下鏡子,那雙被硝煙熏黑的眼睛只淡淡說了四個字:“可以收網。”隨后伏擊信號彈劃破低空,40軍首戰拉開序幕。短短數小時,全殲敵四百余人,繳獲山炮、迫擊炮和輕重機槍若干。10月25日由此成為抗美援朝紀念日,而“首戰即決戰”的口號,也伴隨溫玉成整整三十年。
時間往前推回到1929年春,小小興國縣一條坑洼山路上,14歲的溫玉成挑著籮筐給鄰家送菜。挑子一歪,菜葉散落一地,路邊井岡山宣傳隊的號角聲卻把他吸過去。第二天,他悄悄在團部名單后面寫下自己的名字。寫字的毛筆仍帶著泥土味,少年卻覺得那是自己的第一桿槍。從此,跟隨紅軍轉戰贛南、高臺、西征青海……血戰中與戰友并肩抱炸藥沖碉堡,也曾在蘭州獄墻下扒土逃生。別人問他怕不怕死,他總說:“命是組織給的,用在刀口上算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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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爆發后,他在新四軍六師十八旅拉出來一支硬隊伍。1941年9月沙洲反“清鄉”,不到兩百人硬是在封鎖線縫隙里殺出血路。橫套河木橋被敵軍拆毀,一根綁腿繩、一隊會水的戰士、幾聲“快渡河!”就救下大半人馬。曹德輝等十八名戰士犧牲于激流,溫玉成咬碎牙根,仍把幸存骨干帶回江南,根據地一年半恢復生機。
1945年到延安參加七大,返程途中接到“立即北上”密電,東北正缺能帶兵的干部。冰天雪地里,他又一次“重新創業”,把一個架子團擴展成獨立二師。第一次見林彪是在哈爾濱雙城的車廂里。林彪直接問:“手里有多少人?”“三個團,五千二百。”林彪點頭:“抽一千五去補七旅。”溫玉成回答:“沒意見。”一句“沒意見”后來被林彪逢人就夸,說這是“黨性強的典型”。
1948年遼沈戰役中,12縱34師強攻錦西環城碉堡,打開兩百米缺口后孤軍入城,硬是頂住敵火六小時。傷亡四百余,卻完成主攻預定目標。勝利電文里,羅榮桓寫:“此役,旋風部隊名副其實。”旋風部隊便成了40軍的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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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和平年代,40軍軍長溫玉成依舊忙:西南平叛、華南整訓,然后1958年調任廣州軍區參謀長。十年里無論是哪支部隊,只要提“溫副司令”,就先想到“硬朗”“守紀律”兩個詞。
1968年3月24日凌晨兩點半,北京下著小雨。人民大會堂118號辦公室門前走廊燈光昏黃,溫玉成快步前行,鞋底濺起細小水珠。拐角處,一縷煙霧先飄出來,隨后便見主席緩步而來。溫玉成立正敬禮:“主席好!”毛澤東彈掉煙灰,似笑非笑:“你一個人去?單槍匹馬去?”溫玉成愣住:“去哪里喲?”主席揮手:“衛戍區,京畿重地,沒人通知你?”溫玉成答:“未接命令,但聽主席指示。”一句“聽主席指示”,與當年“沒意見”別無二致。就這樣,他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肩負首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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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清明,北京天空依舊陰沉。天安門廣場執勤的武裝警衛偶爾能看到那位步履微跛的副總長深夜巡視。有人小聲說:“這老首長打了一輩子仗,連走路都還是軍姿。”值勤軍官笑答:“當兵的骨頭都硬。”
1983年離休后,他謝絕市區高級干休所,自選南京城南一處老屋,種桂花,看長江。老戰友登門,他常泡壺茶自嘲:“打仗時吼一嗓子敢死,現在跟花草說話。”1989年夏天查出肝癌,醫生建議化療,他擺擺手:“槍林彈雨沒死成,化療就不折騰了。”10月29日,晨風微涼,他在自家藤椅上閉上眼睛。骨灰送往井岡山烈士陵園,恰似少年舉筆那一天,再度歸隊。
有人統計過,溫玉成從14歲參軍到74歲故去,共在一線指揮大小戰斗三百余次,帶兵最多時近兩萬人,自己卻始終保持“堅決服從”四個字。或許,這正是毛澤東那句“單槍匹馬去?”背后的深意:對這位將軍而言,哪里有命令,哪里就是根據地,單槍也罷,匹馬也罷,都能打出一條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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