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女地下黨被槍斃前，突然提出：可以招，但必須見我哥哥一面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一日拂曉，薄霧在八寶山的松柏間游動。朱芳春拄著拐杖，步子比往日更慢，他懷里緊緊抱著一只木盒，盒蓋下垂著一角白綢。木盒里，是蕭明華的骨灰。距離她犧牲，整整過去了三十二年。那一排素白花圈旁，黑底金字的挽聯寫著三個字——“歸來兮”，再無多余介紹，仿佛所有語言在這三個字面前都顯得啰嗦。

回溯到一九四一年冬天，重慶青木關鎮的夜色常被防空警報劃破。二十歲的蕭明華住在師資訓練班簡陋的宿舍，她白天授課，晚上蜷在煤油燈下讀書，《聯共黨史》被她翻得卷邊。一次警報后，同寢女生問：“你就不怕嗎？”她只是抿嘴一笑：“怕有什么用呢？”那句輕飄飄的回答，后來成了同學們回憶她時最常提到的語氣。

更早些，嘉興的水鄉生活本該讓這個家中老五按部就班地當一名鄉村教師。抗戰將這條軌跡打碎。一九三九年，全家遷到開封，再到重慶，幾次輾轉，學籍差點斷掉，卻也磨出她身上那股干脆利落的勁。讀書、做飯、照料姐姐，她信手拈來，沒有一句抱怨。

一九四三年，她進入白沙女子師范。校內左翼思潮濃郁，謝冰瑩來校演講，贊她寫的雜文“筆鋒凌厲，毫不拖泥帶水”。受此鼓勵，她寫得更勤，還暗中參與抄印進步小冊子。剪報、謄寫、夜遞，瑣事一樁樁，她卻樂此不疲，因為“總比坐著空談痛快”。

抗日勝利后，她考進北平師范大學。初冬的未名湖邊，她第一次見到朱芳春。朱遞給她一本油印本《論聯合政府》，笑道：“看完聊聊？”自此，兩人每周都要在舊書攤后的小茶館碰面。朱觀察了半年，才在一張蠟紙上寫下“歡迎加入”四個字。蕭明華看完，起身行了一個極莊重的禮——“愿意把全部交給黨。”

一九四八年秋，受臺靜農邀請，組織批準她赴臺任教。新地名、新口音，讓不少同事摸不清這位女教師底細；而她利用課堂、沙龍、登山會，迅速結識軍政與文教界人士，暗線隨之鋪開。年底，為掩護身份，組織讓她與朱芳春（化名于非）假扮夫妻。宴會那天，臺灣同行起哄：“于先生真是好福氣。”朱只笑不語；蕭明華舉杯，目光卻在客座名單上飛快掠過，哪一張笑臉背后可能有用，她心里早記下。

金門戰役受挫，中央軍委急需島內兵力部署。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〇年一月，“臺工組”連續六次回送電報和縮微膠卷，其中兩份被定為“特密”。可就在第六次傳遞成功后的第三天，蔡孝乾叛變。線路被拉網式搜捕，暗號頻頻失去回應。

二月四日下午，臺北郊區的風特別冷。門板被擂得山響，蕭明華低聲說：“往后院走。”于非搖頭，她瞪他一眼：“非走不可。”于非最終翻墻而去，腳踝扭傷，踉蹌消失在甘蔗地。兩天后深夜，她被捕，連帶哥哥也被押走。

接下來的八個月，她在兩處看守所之間來回轉押，電刑、吊刑、老虎凳折磨得骨裂。審訊官拍桌恫嚇：“說不說？”她淡淡回一句：“廢話真多。”看守所里常有人聽見她斷斷續續哼《義勇軍進行曲》，聲音極低，卻在水泥墻間回蕩。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八日凌晨五點，行刑令下達。押解途中，她突然開口：“我可以招，但必須見我哥哥一面。”審訊官以為出現轉機，連夜把兄長押來。兄妹對面，一燈如豆。她借遞水的瞬間，把一只細玻璃瓶塞進哥哥掌心，嘴里只擠出一句：“照看好自己。”哥哥垂淚未及開口，人已被帶走。瓶里有七粒魚肝油丸和薄紙一張——“魚去”，暗示“于速去”，這是她能交出的最后情報。

清晨六點二十，她拒絕跪姿，被槍決于新店溪畔，年僅二十八歲。

于非按暗號成功脫逃，經澎湖輾轉舟山，險些命喪炮火，最終把那兩份絕密文件送到北平。李先念看完后沉默許久，只吩咐：“把名單再確認一遍，能救一個算一個。”

半個世紀后，那座背碑只刻“歸來兮”。有人質疑為何不列功績，朱芳春回答極輕：“她不愛排場。”說罷轉身，拐杖穩穩落地。旁觀者或許不懂，潛伏歲月里，最大的愿望只是“平安歸來”四字，如今實在無須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