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全砸里頭，錢匯不回來，她們卻說：廠長，我們跟你干

#2026洞察時局#

2016年，是我在新義州最難的一年。

開春的時候，形勢就不對勁了。

1月6號，朝鮮搞了第四次核試驗。新聞上說，那是個氫彈試驗。我不懂什么是氫彈，我只知道，從那之后，丹東那邊的銀行就開始不對勁了。

錢回不去了

2月，我去丹東結款。

以前都是這樣：貨從新義州發過來，買家把錢打到工行丹東分行的賬戶上，我再把錢轉回廠里買原料、發工資。簡單，順暢，干了三年了。

那天我去銀行，柜臺的小姑娘看了我一眼，說：“先生，您這筆款暫時辦不了。”

“什么意思？”

“跨境業務……有調整。”她說話吞吞吐吐的，“您得等通知。”

我等了一個星期，又去，還是不行。

托人打聽，才知道出事了。2月下旬，韓媒開始報道“中國銀行凍結對朝業務”的消息，說工行丹東分行從去年12月起就中斷了對朝外匯存款和轉賬業務 。新聞上說，這是對朝鮮核試驗的制裁，是聯合國的新決議 。

可我的廠還在朝鮮，我的工人還在等我發工資。

我打電話給樸干部，問能不能從朝鮮那邊想辦法。他說想不了，現在所有通過銀行匯款的渠道都被封了，只能走別的路子。

“什么路子？”

他沉默了一會兒：“現金。帶過來。”

3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第2270號決議，對朝鮮實施新一輪制裁 。新聞上說得清清楚楚：通過銀行向北韓匯款的渠道被徹底封鎖。各大中國銀行都終止了與朝鮮的外匯交易 。

丹東那邊，我認識的對朝貿易老板，一個接一個撤了。

有個老哥臨走前請我喝酒，說：“兄弟，撤吧。這行情，撐不住的。錢回不來，貨出不去，檢查還多，你圖什么？”

我沒說話。

我想起那些女工，想起她們蹲在門廊底下等天亮的樣子，想起她們把肉包起來帶回家的樣子，想起她們說“廠長，廠里真暖和”時臉上的表情。

我圖什么？我不知道。

可我知道，我不能走。

檢查多起來了

3月下旬，檢查開始多了。

先是消防的。來了三個人，在廠里轉了一圈，說消防通道不合格，滅火器過期，電線老化，要整改。整改完還得等復查，復查之前不能生產。

停了一個星期。

然后是稅務的。說賬目有問題，要查賬。查了五天，說有些票據不規范，要罰款。罰了三千塊，人民幣。

接著是勞工部門的。說用工比例不合規，朝鮮工人太多了，管理干部太少，要整改。樸干部去協調，請吃飯，送煙，折騰了半個月，才算過去。

那段時間，我三天兩頭往平壤跑，找人，托關系，請客送禮。以前在丹東攢的那點錢，流水一樣往外花。

4月，新義州特區規劃又出了新聞。韓媒報道說，朝鮮計劃在新義州建一個可供35萬人居住的經濟特區 。新聞上寫得熱鬧，可落到我們這些小廠頭上，只有無窮無盡的檢查、審批、報告。

樸干部私下跟我說：“廠長，你堅持住。現在形勢不好，等過去了就好了。”

我說，我堅持得住。

可我心里清楚，賬上快沒錢了。

貨款全砸里頭了

5月，出了大事。

一批貨發到丹東，買家把錢打過來了。可錢進不了我的賬戶——銀行說，涉及對朝業務，所有資金都要凍結審查。什么時候解凍？不知道。

那是二十萬。我的全部流動資金。

我打電話給買家，買家說錢已經打出去了，他們也沒辦法。我找銀行，銀行說這是規定，他們也沒辦法。我找朝鮮那邊，朝鮮說這是你們中國的事，他們更沒辦法。

二十萬，就這么卡在中間，誰都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出來。

6月，又一批貨發了，同樣的結果。

賬上的錢，只夠發一個月工資了。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把賬本翻來覆去算了三遍。

借的錢，八十萬。貨款，四十萬卡在丹東。原料款，還欠丹東那邊十五萬。下個月工資，四萬五。

我趴在桌子上，第一次覺得自己撐不住了。

正發愁，有人敲門。開門，是崔姑娘，還有幾個女工代表。

她們站在門口，手里捧著個東西。打開，是一沓錢——皺巴巴的朝鮮元，有整有零，加起來大概幾千塊。

“廠長，”崔姑娘說，小樸在旁邊翻譯，“我們湊的。不多，給廠里用。”

我愣住了。

“你們哪來的錢？”

她們不說話。小樸低聲說：“攢的。省吃儉用攢的。她們說，廠長對我們好，不能讓廠長一個人扛。”

我看著那沓錢，看著那些裂著口子的手，喉嚨像被什么東西堵住了。

“拿回去，”我說，“給家里用。廠里的事，我想辦法。”

她們不走。崔姑娘把那沓錢放在桌上，說了一句話。

小樸翻譯：“她說，廠長，你給我們蓋宿舍，給我們吃肉，讓我們住暖和的屋。你是好人。好人不能倒。”

那天晚上，我攥著那沓錢，坐了很久。

她們來了

7月，丹東那邊傳來消息，說又有兩家朝鮮餐廳關門了——松濤園、玉流館，都是開了好多年的老店。新聞上說，是因為制裁，也是因為員工集體叛逃 。

我心里咯噔一下。餐廳都關了，下一個會不會是工廠？

8月，原料漲價了。因為制裁，從中國運原料過去，成本翻了一倍。從朝鮮東海岸運海鮮過來，運費也漲了。

9月，又一批貨被卡在海關。說是要檢查，檢查了一個星期，放出來的時候，貨已經壞了。

那段時間，我整夜整夜睡不著。頭發一把一把地掉。

可就是在最難的時候，她們來了。

那天是9月下旬，來了一批原料——五十噸凍魷魚，從朝鮮東海岸運過來的。車停在大門口，要卸貨。

以前卸貨都是雇人干的，一噸多少錢，給現金。可那天我去找人，人家說要加錢，因為現在形勢不好，干這活有風險。

我正發愁，崔姑娘從車間里走出來，站在我面前。

“廠長，”她說，“我們來卸。”

我愣了一下：“你們？不行，這是男人干的活。”

她已經轉身走了。過了一會兒，車間里出來一群人——三四十個女工，穿著工服，卷著袖子，走到那輛大車前面。

崔姑娘第一個爬上去，把一箱凍魷魚扛在肩上。五十斤一箱，她扛著，慢慢走下來，放進倉庫里。然后轉身，又爬上去，又扛一箱。

其他人也跟著上了。有的兩個人抬一箱，有的一個人扛一箱。她們不說話，就是干活。扛下來，走進去，放好，再出來。

我站在那兒，看著她們。太陽曬著，她們臉上都是汗，可沒人停下來。

李翻譯走過來，小聲說：“廠長，她們說了。廠里缺錢，能省一點是一點。她們力氣有的是，不怕累。”

我扭頭看她，說不出話。

那五十噸貨，她們卸了一下午。卸完的時候，天快黑了。崔姑娘最后一個從車上跳下來，拍拍身上的灰，走到我面前。

“廠長，”她說，“明天還有貨嗎？我們還來。”

從那天起，廠里所有的裝卸活，都是她們干的。

原料來了，她們卸。貨發走了，她們裝。以前雇人干的活，現在全是她們自己干。沒人叫苦，沒人喊累，沒人伸手要錢。

有一次，我實在過意不去，說給你們加點工資。

崔姑娘搖頭：“廠長，我們不要工資。我們只要廠子在。”

我問她為什么。

她想了想，說了一句話。小樸翻譯了很久，才翻譯出來：

“她說，廠子在，我們就是人。廠子不在，我們就是……就是那些蹲在門廊底下等天亮的人。”

我站在那兒，半天沒動。

冬天又來了

10月，天開始冷了。

我去宿舍看她們。炕燒得熱，被子是新換的，屋里暖烘烘的。崔姑娘坐在炕沿上，手里拿著毛線，在織襪子。

“給誰織的？”

她抬起頭，笑了：“給廠長。”

她把那雙襪子遞給我。灰色的，針腳比上次還細，疊得整整齊齊。

“廠長，”她說，“你穿上，冬天就不冷了。”

我接過來，攥在手里。

屋里暖和，可我的眼眶熱了。

11月，丹東那邊傳來消息，說凍結的那筆錢，可能一時半會兒解不出來了。有專家在新聞上說，這次制裁是史上最嚴的，什么時候解除，誰也不知道 。

我把賬本翻開，算了又算。借的錢，欠的債，卡住的貨款，每個月的開銷。算完，合上，點了根煙。

窗外的天，灰蒙蒙的。

有人敲門。是崔姑娘，還有一群女工。她們站在門口，手里都捧著東西——有的是一雙襪子，有的是一包雞蛋，有的是一袋干明太魚。最前面那個，手里捧著那個熟悉的賬本。

是恩珠。

她長高了，穿著那件紅棉襖，領口的繡花有點褪色了。她走到我面前，把賬本翻開，給我看。

最后一頁上，歪歪扭扭寫著幾行字：

“2016年11月，來看李廠長。廠里可忙了，阿姨們都在卸貨。大娘說，廠長廠里遇到難事了，讓我來幫忙。”

下面還有一行：

“我媽說過，李廠長是好人。好人不能倒。”

我把賬本合上，看著她們。

崔姑娘站在最前面，手里攥著一雙剛織好的襪子。她身后，是那些女工，那些裂著口子的手，那些瘦削的肩膀，那些眼睛里沒有抱怨、只有“我們跟你一起扛”的認真。

“廠長，”小樸翻譯崔姑娘的話，“我們聽說廠里難。我們沒什么本事，就會干活。活我們干，工資先不拿。等廠里好了，再給我們。”

我張了張嘴，說不出話。

她們站了一會兒，然后一個接一個，放下手里的東西，走了。恩珠最后一個走，走到門口，回頭看了我一眼。

“李廠長，”她說，“明年我還來。”

門關上了。

我站在那間辦公室里，看著桌上堆著的那些襪子、雞蛋、干明太魚，還有那個賬本。窗外的天已經黑了，可我覺得，屋里有什么東西在發光。

那天晚上，我給老婆打了個電話。

“廠里還能撐嗎？”她問。

我說：“能。”

“錢呢？”

“會有的。”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然后她說：“你別硬撐。”

我說：“不是我一個人撐。是一百個人在幫我撐。”

她們那么薄的身體，扛著那么重的家。她們自己吃不上肉，可把省下來的錢湊給我。她們干了一天的活，可還要去卸那五十噸的貨。她們自己的手凍得裂口子，可還在給我織襪子。

新聞上天天說制裁、核試驗、聯合國決議。可我只記得，那天晚上，她們站在我面前，說“廠子在，我們就是人”。

朝鮮那地方，苦是真苦。可那些人，好也是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