館藏石刻 講活薛仁貴的東征史

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藏“薛仁貴征東”刻石 “薛仁貴征東”刻石背面民間唱詞拓片

◎閆霞

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一方清早期嵌墻刻石，以刀為墨、以石為紙，鐫刻唐代名將薛仁貴與坐騎雪花驄的沙場傳奇，詮釋出一段“名馬伴名將”的千古佳話。此刻石為五幅屏式組合形制，通寬210厘米、高149.5厘米、厚8厘米。每屏皆分四欄，以規整的欄格構畫敘事，屏面上方欄域鐫八仙群像與福祿壽三星紋樣，中間兩欄則依序鋪展薛仁貴白袍闖陣、淤泥河救主的經典橋段，底欄雕有姿態各異的獅子滾繡球圖案，屏框下沿飾以繁復雅致的寶相花卉，整幅刻石章法井然，匠心獨具。刻石背側鐫有兩首兼具韻律與敘事性的民間唱詞，字體為清早期典型的館閣體，循楷法立形、端整雅正，承明入清的書風特征鮮明；“薛禮白袍大立功”“九天玄女來保駕”等經典意象躍然石上，將這口耳相傳的英雄傳奇凝刻為永恒。

征高句麗：

隋唐經略東北亞的戰略抉擇

這方石刻圍繞“薛仁貴征東”的故事展開，其歷史原型是隋唐歷時數十年的征討高句麗之役。

高句麗源起東北濊貊部族，由夫余王族建立政權。回溯歷史，遼東與朝鮮半島北部很早就被納入中原治理體系。武王滅商，紂王叔父箕子率部族在朝鮮半島建立箕子朝鮮。戰國時，燕國大將秦開在遼東辟地千里，使燕從一個邊陲小國一躍成為七雄之一。秦末大亂，燕人衛滿推翻箕子朝鮮，建立衛氏朝鮮。漢武帝征伐四方，滅衛氏朝鮮后設立玄菟、樂浪等漢四郡，將遼東與朝鮮半島北部納入郡縣版圖，這一格局延續數百年。

魏晉亂世，中原無暇北顧，高句麗趁機控制遼河以東，占據中原東北門戶。隋王朝結束南北分裂后，文帝、煬帝均將收復遼東故郡列為核心國策。隋煬帝更是舉傾國之力三征高句麗，甚至為轉運糧草、調發兵卒加急開鑿永濟渠，卻因急功近利、濫用民力，引發天下騷動。他在《賜守宮女》詩中以“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輕描淡寫戰事，既流露對江南享樂的眷戀，也彰顯對戰爭后果的漠視，這與民間《不向遼東浪死歌》中“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的悲愴形成尖銳對比，也成為隋朝由盛轉衰的縮影。

唐朝建立于隋末農民起義的廢墟之上，唐太宗深諳隋亡教訓，卻仍執意征伐高句麗，核心原因在于其地緣威脅已迫在眉睫：高句麗鼎盛時期擁兵數十萬，構筑嚴密的山城防御體系，北滅夫余、南控百濟與新羅，形成區域霸權；更多次聯合突厥、契丹等游牧部族，對中原形成南北夾擊之勢，扼守遼西走廊、威脅北方重鎮，若放任其擴張，中原東北邊疆將永無寧日。

此外，高句麗表面接受中原冊封，實則阻撓新羅、百濟遣使朝貢，妄圖獨霸朝鮮半島。642年，高句麗權臣泉蓋蘇文弒君擅政、囚禁唐朝使節，又聯合百濟攻打新羅，徹底撕破藩屬外衣，成為大唐出兵的直接導火索。

高句麗防御堅固、民風強悍，堪稱東北亞勁旅。即便有“自古用兵無出李世民之右者”之稱的唐太宗，兩次征伐也未實現戰略目標，但貞觀十九年（645年）親征取得戰術大勝，成功收復遼東故土、重創高句麗軍力，為后續勝利奠定基礎。唐高宗時期，唐軍調整戰略，聯合新羅水陸并進，于總章元年（668年）攻克平壤、滅亡高句麗，隨即設置安東都護府管轄其故地，薛仁貴首任都護鎮守一方。

這場戰爭清除了東北亞割據勢力，確立了以大唐為核心的藩屬秩序，中原文化深度輻射朝鮮半島，深刻重塑了東北亞民族格局。至唐玄宗時期，唐與新羅以大同江為界，東北亞疆域格局最終定型。

這段歷史也留下諸多實物印記：貞觀十九年，唐太宗為祭奠征遼陣亡將士，在幽州修建憫忠寺（今北京法源寺），安放遠征將士忠魂。同時，這場戰爭也為薛仁貴等唐代名將提供了施展才華的舞臺——這位出身寒門的士兵從行伍間嶄露頭角，在遼東烽火中立下赫赫戰功，逐步成長為邊塞名將，其傳奇經歷被刻入青石、演繹為戲曲小說，與石刻、碑文共同構成這段歷史的鮮活記憶。

薛仁貴：

白袍名將的鐵血功績與傳奇演繹

薛仁貴的成名與建功，起始于高句麗之役，憑借過人勇武與謀略，躋身大唐名將之列，征戰足跡遍布東北、北方、西北邊疆，事跡載入《舊唐書》《新唐書》等正史。小說、戲曲等民間文學創作，是薛仁貴故事廣為流傳的重要推手。其妻苦守寒窯十九載的堅貞，其子薛丁山與兒媳樊梨花的沙場情緣，為這位名將的形象注入了鮮活的故事性和傳奇色彩。

貞觀十九年（645年），唐太宗親征高句麗，安市城之戰爆發。唐軍與20萬敵軍在此對峙，敵將高延壽、高惠貞依山固守，戰事陷入膠著。彼時還是普通士兵的薛仁貴，一身白袍似雪，手持長戟、腰挎雙弓，單騎策馬直沖敵陣，利刃所及之處，數名敵將接連倒地，敵陣亂作一團。太宗目睹此景，龍顏大悅，破格提拔他為游擊將軍。經此一戰，不僅讓薛仁貴開啟名將之路，更讓“薛禮白袍”的形象深入人心，成為后世藝術創作的經典符號。

唐高宗時期，薛仁貴成為征討高句麗的核心將領，屢立奇功。顯慶三年（658年），他率軍攻克赤烽鎮，極大提振唐軍士氣；次年，在橫山、石城等地身先士卒，生擒高句麗大將溫沙門。乾封元年（666年），泉蓋蘇文病逝，其子為爭權內訌，泉男生降唐求援。薛仁貴趁機率軍馳援，金山一戰斬殺高句麗兵5000余人，連克三城；隨后又以2000名精兵奇襲扶余城，斬敵1萬余，令高句麗40余城望風歸降。總章元年（668年），他作為副將參與攻克平壤，率先入城破敵，立下頭功。戰后，他出任檢校安東都護，在平壤安撫民眾、恢復農桑、整飭吏治，盡顯治理邊疆的才干。

“三箭定天山”是他一生最具傳奇色彩的戰功。龍朔元年（661年），突厥鐵勒九姓部落不滿唐朝征調，在漠北天山發動叛亂，擁立偽王對抗大唐。唐高宗命鄭仁泰為主將、薛仁貴為副將率軍平叛，鐵勒集結10余萬部眾，派出數十名勇士陣前挑戰。薛仁貴挺身而出，彎弓搭箭，三箭連發，敵將應聲倒地，余者紛紛下馬請降。“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唐軍歌謠定格了這一震撼瞬間。薛仁貴乘勝追擊，擒獲鐵勒偽葉護兄弟3人，大唐北方邊疆數十年無大戰事。

咸亨元年（670年）的大非川之役，成為薛仁貴軍事生涯的重大挫折。他率軍迎戰吐蕃時，因副將郭待封違抗軍令、糧草被劫，大軍陷入絕境而大敗，薛仁貴也因此被革職為民。隨后被重新起用，再度鎮守邊疆、擊敗突厥余部，但鋒芒已不及當年。弘道元年（683年），薛仁貴病逝于任上，結束了馳騁疆場的一生。

民間在薛仁貴真實功績基礎上，淡化其過失，加入九天玄女賜寶等神話情節，將他塑造成“應夢賢臣”。這份真實與演繹的交融，讓薛仁貴超越了歷史人物本身，成為民間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英雄符號。

神駿伴英雄：

大唐馬文化的多元印記

古往今來，詠馬詩句綿延不絕，名馬良駒從來都是英雄與文人筆下的靈魂載體。漢唐盛世，馬更是貫穿時代的精神符號，而雪花驄的民間傳奇與昭陵六駿的鐵血忠勇，勾勒出古代馬文化最動人的雙重模樣。

“雪花驄往養軍山，應夢臣救真命主”，刻石背面鐫刻的兩首詩文，既有民間唱詞的韻律感，還把薛仁貴征東的關鍵情節串起來，是當時老百姓愛聽的“流行故事”。雪花驄源于宋元話本的零星描摹，在明清《薛仁貴征東》中得以定型，傳說為西域進貢的千里良駒，不僅腳力驚人，更能洞察軍情、辨明善惡。安市城大捷，它載著薛仁貴沖破敵陣、所向披靡；三箭定天山，它伴主人疾馳傳令、穩定軍心，每一場硬仗都未曾退縮半步。它延續了赤兔配關羽、烏騅配項羽的審美傳統，讓鐵血英雄多了一份溫情羈絆，也讓馬文化化作百姓口中可講可傳的民間傳奇。

若說雪花驄是民間的浪漫想象，昭陵六駿便是鐫刻在青石上的真實史詩，更是大唐軍功馬文化的巔峰。貞觀十年，唐太宗為緬懷開國征戰時陪伴自己出生入死的六匹戰馬，特令閻立德、閻立本兄弟繪圖設計，以高浮雕形式刻于青石之上，立于昭陵北闕，每匹馬都配有太宗親撰、歐陽詢書丹的贊語，訴說著它們的赫赫戰功:特勤驃載太宗平定劉武周、收復河東；青騅在虎牢關之戰中身中五箭，仍疾馳向前助太宗擊敗竇建德；颯露紫護主時不幸中箭，丘行恭冒死為其拔箭的瞬間，被永久定格在石刻之上；拳毛騧在平定劉黑闥時身中九箭，戰死沙場，盡顯忠勇本色。石刻寫實傳神，連戰馬身上的箭傷、肌肉的線條都清晰可辨，既藏著戰馬的忠勇，更彰顯著大唐的強盛與開放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