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蕓：“一定不要丟掉對理論的興趣”——懷念陸林先生對我的教誨

我大約只見過陸林先生一面，卻常常感念他給我的教誨。甚至，我記不清那次的地點。似乎是2006年中山大學的戲曲會議，也有可能是浙江大學的明代文學會議？

陸林先生

先生安坐著，端詳、沉靜樣子，卻清晰地浮在眼前。他是分會場的主持人，語氣和緩，評議精煉。我來旁聽，那個年齡的“青椒”，是很難控制浮躁心氣的，幾個師長、前輩有了爭論，我也插嘴了幾句。于是，茶歇時，就斗膽呈上了名片。

之所以說“斗膽”，是因為此前，我常從吳書蔭老師那里，聽到他對陸林先生的稱贊：讀書之廣博，治學之沉潛，論文之嚴謹，是文學史界一流的中間力量。

吳書蔭老師是我博士論文的評閱人，我回武大工作后，每年都會去一兩次北京，必定要拜訪吳老師的，既閑聊學界八卦，也請教某些文獻、材料的問題。吳老師對陸先生的多次盛贊，讓我產生一個判斷：陸林先生是文學史研究“實證派”的“絕對權威”。

而實證，恰恰是我的短處，也是我那時候想突破的瓶頸。當時，我正胡亂翻書、找書，想要系統地考察一批晚明清初曲家的生平，明知非己所長，武漢的圖書資料條件也有限，卻偏偏想有所表現，面對“絕對權威”時，心里深處藏著的膽怯，肯定會露在臉上的。

那年年底，我的博士論文經修改、充實，終于在中華書局問世了。同樣，那個年齡的青椒，也掩飾不住他略有所得，就恨不能天下皆知的憧憬，于是，給一些學界前輩郵寄過去。很快，我收到了陸林先生回贈的《知非集》，也是2006年出版的新著，應該還附有短箋。

《知非集：元明清文學與文獻論稿》

2007年7月9日，我給陸林先生發了第一封郵件。大意是：近年發現一些明清戲曲家的資料，或可對前輩學者的研究拾遺補缺。為準備8月底武夷山的明代文學年會，就資料相對較集中的三人，草成一篇。因有可能無法參會，故提前呈送先生，希望得到先生的指教。

郵件提到的文章，題名《晚明清初曲家補考（三則）》，考證了“南山逸史”、“張陸舟”和“王恒”的一些生平、創作細節，原稿8000余字。

很快，7月11日，我收到陸林先生的回函，這也是他給我的第一封郵件，既有對拙文的評價，也有具體的修改建議。

我想，無緣與先生交往的學界后輩，藉此或也可想見陸先生為人、為學的風采，故移錄原信全文如下。

程蕓兄：

您好！所賜大作已經拜讀，寫得很好，閱書繁富，學風嚴謹（凡征引前人處皆一一出注），考證細密。考慮到文章的形式，建議修改后投《文獻》。

另有兩個小建議：一、開篇語將“陸林”刪去，本人在戲曲家的考證方面成績甚微，不足與前賢并列；二、姜埰《坐張荀仲陸舟閣卻贈》理解為坐張荀仲之“陸舟閣”可能更符合古人習慣，一般古人不將某人“字號并舉”，此外此人可能號陸舟、室號陸舟閣。另“舊史?齋黃文煥”，問號可不必標。謹供參考。再次謝謝您的抬舉，將這么有分量的文章讓我能在發表前就有緣拜讀。

祝好！

陸林敬上

《存真集：紀念陸林先生》

我不記得這篇文章的原稿，是否發送給了武夷山明代文學年會，但也并沒有遵照陸林先生的建議，投往《文獻》雜志，而是又陸續補充材料，重新行文，拆分成了三個短篇，分別投了出去。

那個年代，《文藝研究》《文學遺產》等刊物似乎每期都有專門篇幅，發表一些類乎札記、筆記的實證性文章，常有名家、大家的新見，我很喜歡讀，也就有了追模的念頭。

我的姓名就這樣輕易地出現于“頂刊”，可謂是“吃上了時代紅利”，但顯然，也因為有吳書蔭老師、陸林先生等人在我嘗試曲家考證這個工作時的鼓勵、引導和支持。或者，更準確地說，那個時候，他們所確立、拓展的研究方向，還依然受到刊物和學界的重視，而我那些微不足道的“補證”，其實是站在他們的學術延長線上。

這以后，我與陸林先生就以郵件的形式，繼續著學術上的往來，我查了郵箱，收到他的郵件有10多封，大抵都是我求教，他賜示。

2008年年初，我將一篇考證晚明戲曲《李丹記》作者“劉還初”的文章，發給了陸林先生。該文此前曾請王兆鵬教授、吳書蔭老師和鄭志良兄看過，他們都認為有價值，鼓勵我投出去，但我一直在猶豫，因為沒有找到“鐵證”，只是根據一些外圍材料去推考。

為穩妥，我在投稿之前，想到還是應該呈請陸林先生過目。先生很快就回函，有云“寫得很好，已很成熟。如果能從其名與字之間找到文獻或意義的關聯，就可謂鐵證如山了。個別小意見，見大作的旁注，謹供參考”，雖只有寥寥幾語，卻最終讓我下定了投稿的決心。

《元明清戲曲考論》

這篇文章，后來被《文獻》雜志刊用，依然主要是“旁證”，卻有兩位更年輕的學者根據我的“推考”，繼續做了更深入也更切實的補正，“劉歡初”即“劉志遠”之說，今已無疑義。

這樣一個枯燥、冷寂的問題，能得到包括陸林先生在內的若干師長們的鼓勵，又為“后浪們”所關注，我現在回想，應當是既出乎意外，又何嘗不在意料之中呢？考證對于文學史研究而言，往往是第一性的工作。

如果說，文學史研究界確有以陸林先生等人為代表的所謂“考證派”，那么，應該大聲地說一句，“饾饤之學，于道有補”。這個“道”，就是不回避、不放棄的學術對話態度和學術傳承精神。

2008年9月，為參加武漢大學的明代文學年會，我又寫了一篇《明傳奇作家四人初考》，考察《鳳求凰》作者陳玉蟾、《底豫記》作者鄭元禧、《汨羅記》作者徐應乾和《三節記》作者許以忠。按習慣，也發給了陸林先生。我這里依然要將這封回信，轉貼于此：

程老師：

您好！

所賜大作已拜讀，由于是在郵件狀態打開的，故所有以批注方式記錄的閱讀感受，一經保存后，再打開時則全部沒有保存（大概應下載到桌面后才可）。如果再寫一次，則完全沒有興致了，抱歉。只能談談總體感覺了：文章寫得不錯，保持了你的一貫特點，文心細密，閱讀廣泛。 意見有三點：一、有些推斷尚牽強（如兄弟是戲曲批評家），事實可能不錯，但推理不能成立；還有說祁彪佳對鄭某有一定了解。二、引文有些過長，尤其是許氏一節。考證文章，對原始資料，引多少、怎么引，甚需考究，總的原則是盡量少引。三、有些書沒看到，如不能什么都靠上國圖網，查善本首先要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不能什么都靠四庫系列，有些資料要查府、縣志，不能靠省志，山陰作者你查過縣志否，沒見交待。以上只是我個人意見，謹供參考。

祝好！

陸林上

《求是集：戲曲小說理論與文獻叢稿》

陸林先生的這次指教，不但直接針對我的具體研究，更提示了考證工作和考證文章寫作的一些關鍵性或技術性問題。我意識到，相比于此前的兩篇文章，這篇文章材料上的漏洞更多，方法和論證上的不足也更加明顯。

現在回想，之所以如此，既與所見文獻不夠有關，也折射了我當時浮躁、輕率的心態。那個時期，正是我論事輕率、做事急躁，以至于惹出人事風波的前后。

今日重讀陸林先生的這封回信，我猜想，陸林先生讀到我那些漏洞百出的論證時，肯定是頗不以為然的，甚至可能還有失望，只是他出于一貫的修養，沒有說得很尖銳。

這篇原稿，也有8000余字，后來我整個都放棄了，甚至，學術興趣一度遠離了明清戲曲家的考證，而轉向了域外漢籍、漢學的研讀。這種“小熊掰玉米”的治學取向，高明者不為，想來真是慚愧無已。

點檢陸林先生給我的郵件，他對我最多的教誨，是關于考證。我也曾長期把他視為“考證派”的“絕對權威”，但學界更普遍的評價是，陸林先生的學術研究既立足于精深扎實的文獻考證，如他的《金圣嘆史實研究》，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庫”，代表了最高學術水平，另一方面，他也有自覺的理論升華和理論體系的建構，如他早年的《元代戲劇學研究》，破除了通常文學批評史的線性模式，被認為具有范式性質的啟發意義。

《金圣嘆史實研究》

我在一封給陸林先生的郵件中，曾自述說，“我原來的興趣集中于思想、意義等等虛妄的闡釋性話題，往往信筆成文，在嘗試著做了幾次小考證后，才真正明了治學之不易。然愧我無學，只能就目力所及，勉強行文。”

這里所云，絕非曲意迎合的虛辭。我個人的學術成長和學術趣味，一向是更偏愛“義理”的。況且，那個時期古籍的數字化建設，甚至書目的電子檢索，都還沒有走上正規，明清文獻更浩如煙海，相比于北京、江浙的學者，在武漢作明清曲家的考證，其不便和被動，更為明顯。

就在隨后給我的回信中，陸林先生明確地告誡我說：“我想建議您的是：一定不要丟掉對理論的興趣，至少在四十歲以前！當然可以改變研究路數，即從文獻入手去闡釋理論，而非事前想個理論觀點或框架，用現成的材料去填充。”

這個建議，大大地觸動了我。我心目中“考證派”的“絕對權威”，在我沉酣于考證的苦與樂之時，既給我以具體的文獻、材料和方法、寫作等方面的指點，也用一個感嘆號（這是他的郵件中唯一的一次），向我強調了一種更為平衡、更為通透的學術理念。我一直記得他的這個告誡，以及這個感嘆號，它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中，讓我時常反省。

而這，也是我這篇回憶文章主要是談他對我的考證研究的教誨，卻要把這句話“一定不要丟掉對理論的興趣”作為標題的原因。

《元代戲劇學研究》

我是從陸林先生給我的郵件中，得知他罹患惡疾的。時為2010年7月27日，我在波士頓訪學，他詢問我是否會去美國國會圖書館，可否幫他代查金圣嘆編纂的一本文獻。又說，“我三月再次患癌開刀，化療尚未結束，學術處于停頓狀態。望兄多加保重，身體為上。”

我很吃驚，也深深震撼于先生視學術為生命的精神。后來，因一些具體的困難，我沒有能完成他的囑托。每念及此，就愧疚、無奈。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雖然只見過陸林先生一次，重新翻讀先生給我的郵件，回望先生給我的教誨，他的身影是那么高大，洋溢著一個純正學者的無限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