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平 | 為民造福是最大政績

什么是政績?這個問題問一千個干部，可能有一千個答案。

但政績為誰而樹，只有一個答案。

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參加他所在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認真組織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落實“立黨為公、為民造福、科學決策、真抓實干”總要求，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

政績為人民而創。“十五五”開局之年，廣大黨員干部當悟其理、行其道，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方能一往無前、行穩致遠。

一

“政績觀問題是一個根本性問題，關乎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習近平同志在《擺脫貧困》中提到了黃炎培先生和毛澤東同志關于“跳出歷代統治者從艱苦創業到脫離群眾的周期率”的一段對話。面對這個問題，毛澤東同志的回答是，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走群眾路線。

面對“政績為誰而樹”這個根本問題，習近平總書記給出的答案一脈相承——“為人民出政績”。從革命年代的“為人民解放而戰”到新時代的“打贏脫貧攻堅戰”，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到“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幾十年來，“為民造福”這條主線歷經風雨，從未改變。

可為什么還要反復講?因為總有人走著走著就偏了，干著干著就忘了。

有的干部把政績當作“個人的功勞簿”，熱衷于“壘大堆”“造盆景”，恨不得一夜之間高樓起;有的不顧實際“翻燒餅”，前任種樹后任砍，折騰來折騰去，百姓卻沒有獲得感;更有甚者，打著“發展”的旗號行“形象工程”之實，錢花了、地占了，留下的卻是群眾的罵聲和歷史的遺憾。凡此種種，根子都在政績觀的錯位上。

政績觀連著發展觀。“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于開局之時追問“政績為誰而樹”這個根本問題，絕非咬文嚼字的理論探討，而是刀刃向內的政治體檢，是重整行裝再出發的思想動員。它是要引導廣大干部將“國之大者”“民之盼者”轉化為務實舉措，推動干部把精力放在打基礎、利長遠上，為高質量發展筑牢根基。

二

“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性。”

政績觀問題，歸根結底不是認知問題、能力問題，而是黨性問題、立場問題。重點不在于“知”而在于“守”。

習近平同志在《擺脫貧困》中曾以古鑒今：“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諸葛亮，要求自己做到“不使內有余帛，外有贏財”。司馬光“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于物淡然無所好”，“惡衣菲食以終其身”。

可見，中國歷史上不缺能“守”的官。新時代的黨員干部，又該如何“守”?

那就要看，面對名利的誘惑、權力的考驗、晉升的壓力，能否堅決不突破那道叫“黨性”的防線?面對短期政績與長期效益的博弈、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的權衡，能否穩得住那個叫“立場”的定盤星?面對鮮花掌聲與寂寞耕耘的選擇、顯山露水與甘當人梯的取舍，能否不動搖那份叫“初心”的堅持?

“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堅守黨性，就是要堅守以人民為中心，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把柴米油鹽里的牽掛、三餐四季里的冷暖、萬家燈火里的期盼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唯有如此，方能在思想上、行動上校準“政績為誰而樹”的坐標，真正做到“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三

“為民造福是最大政績。”

習近平同志在《擺脫貧困》中有一段話發人深省：李白、杜甫官不過五品，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設計趙州橋的李春，也非大官，魯班、黃道婆等更是與官無緣。可見，青史留名與官階并無本質聯系，而是與做事相聯系。

他得出結論：當官，當共產黨的“官”，只有一個宗旨，就是造福于民。造福于民，最重要的是做人民公仆，為民辦實事。

現實中確實有一些干部，為民辦實事的工作熱情很高，但所辦的事倒不一定是群眾最需要、最歡迎、最能得實惠的。這就形成了“溫差”。

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同樣是在《擺脫貧困》中，習近平同志提到：黨的好干部焦裕祿經常深入農村，深入農戶，深入最窮最苦的地方。他帶領縣委委員到火車站看望逃荒的災民，在大雪封門的時候還要求縣委干部走出辦公室到農民家里去發現情況，解決問題。他一頭鉆進農民低矮的茅屋，坐在農民的床頭，自稱是農民的兒子。

這便是察民疾苦。想把事情辦到老百姓的心坎，得先走好群眾路線，弄明白老百姓的急難愁盼。

政績好不好，人民最有發言權。有些干部的政績，自己說起來眉飛色舞，老百姓無感。而焦裕祿、谷文昌這樣的干部，老百姓會將他的政績口口相傳，乃至代代相傳。

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于樂民。“十五五”新征程上，時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閱卷人。那些把根深深扎進人民的土壤，把豐碑默默立在百姓心頭的答題者，時代會記住他的姓名，人民會記住他的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