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學者談政府工作報告：在穩中求進中探索中國發展新路徑

石田隆至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研究員

新年伊始，美國接連無視國際法，發動一系列侵略行徑。在這樣的背景下，3月5日開幕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中國提出的發展愿景格外引人關注。李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以“2025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開篇。讀到這句話時，我感到其中凝聚著復雜而深沉的情感。

為什么報告會作出這樣的判斷？報告中提到，“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陡然升級，市場預期受到頻繁擾動”，這無疑反映出美國關稅政策給經濟和貿易帶來的壓力。與此同時，國內經濟增速也在放緩。報告指出，“國內經濟深刻轉型，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問題持續顯現，消費、投資增長動力不足”。日本媒體尤其抓住這一點，試圖借2026年增長目標下調之機，強化中國“經濟減速”的印象。

但如果通讀整份報告，得到的感受將完全不同。面對復雜的內外部挑戰，報告內容并沒有流露出混亂和焦慮：一方面總結和匯報發展成就，另一方面圍繞“十五五”規劃提出了內容充實的政策安排。報告如同在冷靜地指明一條克服困難的路徑，透露出從容與信心。李強總理在報告中也明確表示：“一年來，我國經濟頂壓前行、展現強大韌性。”并指出政府工作的總基調是“穩中求進”。

我在中國生活中的切身感受也與此判斷一致。的確，部分民眾會說“經濟形勢不太好”，李強總理在報告中也談到要“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著力穩定經濟運行”。但實際上，我感受到的更多是在物質生活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部分民眾還有國外媒體面對這種變化，恐怕還沒有找到合適的理解框架。李強總理所說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我想指的正是這一層含義。

隨著耐用消費品在居民生活中日益普及，以往依靠大規模生產和大規模消費推動增長的模式已難以為繼。這一點，其實與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走過的道路頗為相似。在實現高速增長之后，如何轉向持續、穩定的發展模式，成為中國面臨的新課題。

中國是進入2020年后開始面對這一課題的。與中國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是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中推進向穩定增長模式轉型的。上世紀70年代，人們就已經意識到環境保護的必要性，但發達國家長期以來仍將經濟增長置于優先位置。少子老齡化、金融經濟膨脹、全球化、傳染病等問題大多是在90年代后期以后才成為突出課題。更重要的是，它們在推進自身發展時，并沒有遭遇濫用關稅、干涉內政等阻礙發展的局面。

而今天的中國，作為一個仍處于發展階段的大國，卻幾乎同時背負著上述所有壓力，并在試圖解決這些問題的同時將其轉化為新的發展動力。中國并不打算以犧牲生態環境、人民福祉或多邊主義為代價來換取增長。環境技術的發展正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國正通過加快創新，優化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努力探索一條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路徑。雖然外部環境復雜嚴峻，中國依然展現出強大的韌性。盡管某些國家的政府不斷制造對立，但特斯拉、豐田這樣的企業若離開與中國創新體系的協同合作，也很難維持其業務發展。因此，與其說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不如說中國在根據結構變動的現實需要，設定一個更加穩健的增長目標。

當然，面臨構建新發展模式這一課題的并不只有中國。我想報告同樣想傳遞這樣一種信息：中國愿意把自身在這一過程中取得的成果和積累的經驗，同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分享，并呼吁各方攜手走出當前困局。讀到“藍圖已經繪就”這句話時，我感到了一種希望——人們正告別那種采用非法行徑、以犧牲全球南方和國內弱勢群體為代價的“發展”模式。

編譯：李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