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實控人刑事風險防控系列（五）新型技術犯罪的“偽裝術”

引言：一個5000元工具引發的4.37億非法交易

2025年12月30日，北京市朝陽區檢察院發布金融檢察白皮書，披露了一起令人震驚的案件：不法分子通過價格僅5000元的分倉軟件，將一個正規期貨賬戶“復制”出15個獨立交易端口，在三個月內完成6013筆期貨交易，總交易額高達4.37億元。

2025年8月21日，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分別判處被告人王某、錢某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各并處罰金。

5000元的低廉成本，撬動4.37億的交易規模。這起案件，是新型技術犯罪的典型樣本，也為所有實控人敲響了警鐘：當金融工具被技術濫用，刑事風險可能以您意想不到的方式降臨。

一、技術如何“偽裝”犯罪？

（一）分倉軟件的“分身術”

王某自2009年進入期貨行業，憑借豐富的交易經驗收益頗豐。2019年，他開始創建自己的投資公司，并萌生了搭建交易團隊的想法。

他們購買了一款價格僅5000元的分倉軟件。這款軟件能夠將一個在正規期貨公司開設的實體母賬戶，在后臺拆分成多達15個獨立的交易端口。這些端口無需在期貨公司進行任何實名認證開戶，即可進行期貨交易。

從客戶角度看，在正規期貨公司開戶需經過全面的盡職調查，評估其身份、交易經驗和風險承受能力。而分倉軟件下的子賬戶交易，繞過了賬戶實名監管要求，使得不符合資質的客戶得以進入高杠桿、高風險的期貨市場。

（二）“操盤手”招聘的騙局

王某等人如何招攬客戶？他們不打廣告，而是以“招聘精英操盤手”的名義廣發“英雄帖”。

一份份《投資顧問選拔協議》承諾：“公司提供20萬、30萬、40萬、50萬、100萬資金量不等的實盤賬戶”，“盈利超過30%即可通過考核”，“盈利的90%每周結算給操盤手”。

然而，這并非單純的招聘。到案的操盤手李某證言：“我操作了某公司的一個期貨賬戶……部分操作的指令是王某下達給我的。”另一位操盤手任某則證實，業內都知道他們使用分倉軟件進行交易，所謂的“操盤手”，實質上就是招攬來的非法期貨交易客戶。

二、盈利模式的“雙軌設計”

王某等人設計了兩套將自身風險最小化的交易模式：

模式一：風險兜底模式

操盤手無需保證金，公司設立自動止損平倉機制，承擔單筆最高8%的虧損。當操盤手盈利豐厚時，公司分成比例降低，看似讓利，實則激勵操盤手為公司創造更大利潤。

模式二：風險轉嫁模式

操盤手需繳納高額保證金（1∶3至1∶5），產生虧損后從保證金中扣除直至強行平倉。若操盤手盈利，公司同樣可獲得分成。在此模式下，公司出借的本金得到充分保障，不再承擔市場波動風險。

無論哪種模式，王某、錢某的盈利點都清晰固定：無論操盤手交易盈虧，只要發生交易，公司就能在期貨公司標準手續費之上，穩定加收1.5倍的費用。交易頻次越高，這筆“過路費”收入就越豐厚。

三、法律定性：為何構成非法經營罪？

本案的核心爭議在于：王某等人的行為，究竟是合法的“配資業務”，還是非法的“期貨經紀業務”？

檢察機關緊密結合期貨業務本質特征，精準把握了新型金融犯罪的本質：一個不具備任何期貨經紀業務資質的團伙，卻完整行使了從開戶、指令下達、資金結算到風險控制的全套期貨經紀業務功能，其本質正是未經國家批準的非法期貨經紀業務。

檢察官說法：該行為不僅破壞了期貨市場公平交易環境，還可能導致大量資金違規進入期貨市場，在規避市場監管的同時可能致使監管數據失真，嚴重擾亂國家金融市場秩序。

四、技術中立與技術濫用的邊界

“我們只是用了一個軟件”——這是技術型犯罪常見的辯解。

但法律從不接受“技術中立”作為違法犯罪的擋箭牌。當一項技術被用于規避監管、突破準入限制、實施非法經營時，技術就從一個工具變成了犯罪手段。使用者的主觀意圖和客觀行為，才是定性的核心依據。

王某等人明知分倉軟件可用于規避賬戶實名監管，仍購買并使用；明知自己不具備期貨經紀業務資質，仍開展相關業務；明知操盤手本質上就是客戶，仍以“招聘”為名招攬——這些“明知”，構成了犯罪的主觀故意。

五、對實控人的延伸警示

本案雖然發生在期貨領域，但對所有實控人具有普遍的警示意義：

警示一：任何繞開監管的技術創新，都可能觸碰紅線。

無論您從事的是證券、期貨還是其他金融業務，任何試圖通過技術手段規避實名認證、突破準入限制、繞開信息披露的行為，都可能被定性為非法經營或更嚴重的犯罪。

警示二：“技術外包”不等于“責任外包”。

王某等人購買分倉軟件，是第三方提供的技術工具。但購買并使用這一工具實施非法行為，法律責任完全由使用者承擔。試圖將責任推給技術提供方，在法律上很難成立。

警示三：新型犯罪正在從“金額為王”轉向“行為定性”。

本案中，交易流水高達4.37億元，但檢察機關最終以實際入金金額105萬余元作為非法經營犯罪數額。這意味著，即便交易流水驚人，但只要實際入金、實際獲利不大，仍有從寬空間。反之，即便交易流水不大，只要行為本身嚴重擾亂市場秩序，同樣可能被嚴懲。

【團隊視角】新型技術犯罪的辯護與防控

新型技術犯罪的辯護，核心在于對“技術性質”和“主觀明知”的精準界定。

技術性質的辯護：論證所使用技術是否具有“中立性”。如果該技術本身有合法用途，當事人是基于合法目的使用，則可能不構成犯罪。

主觀明知的辯護：論證當事人對技術的違法性缺乏認識。如果技術提供方隱瞞了真實功能，或當事人合理信賴了專業意見，則可能阻卻犯罪故意。

我們團隊在辦理類似案件時，核心工作包括：

審查技術工具的真實功能和使用方式；

分析當事人的認知狀態和信賴基礎；

評估行為的實際危害程度。

但需要強調的是：在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任何“創新”都應在法律框架內進行。 當您考慮使用某項新技術時，不妨先問自己：這項技術，是否可能被用于規避監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請務必尋求專業法律意見。

王科棟律師團隊 ｜ 專注上市公司實控人、控股股東刑事風險防控
北京市康達律師事務所

本文作者王科棟律師，獲康達35周年“刑事辯護精英律師獎”，公益普法獲今日頭條“十佳金牌普法官”、網易“年度新銳創作者”等稱號。團隊核心成員均具有經濟與法律復合專業背景，長期與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高校刑法學者保持深度合作。

如您對新型技術犯罪的法律問題有進一步探討需求，歡迎通過康達律師事務所刑事專業委員會與我們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