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我問她們為什么不吃，崔姑娘說：家里還有人沒嘗過

2016年7月底，丹東那邊來了電話。

是老劉打的。他嗓門大，隔著電話都能聽出興奮勁兒：“兄弟，你那筆錢有信兒了！”

“什么信兒？”

“我托人問了。你那批貨款，審查完了，能解凍一部分。下個月去銀行辦手續。”

我攥著電話，半天沒說話。

掛了電話，我站在窗前，看著車間里那些埋頭干活的背影。崔姑娘坐在第三排，手一刻不停。恩珠上次來的時候說她胖了點，我看著，好像是胖了那么一點點。

八月初，我去丹東辦了手續。十萬塊，解凍了。雖然還剩十萬卡著，可這十萬，夠發三個月工資，夠買半年原料。

回新義州那天，我把小崔叫來：“從今天起，食堂加菜。中午兩葷兩素，晚上兩葷一素。肉，管夠。”

小崔愣了一下：“廠長，這得多少錢？”

我說：“錢回來了。該花的，得花。”

打點

說起來，還得謝老劉那個主意。

六月底他來新義州看我，在廠里轉了一圈，說：“兄弟，你得學會打點。不是小打小鬧的煙酒，是大錢。”

“多大？”

他伸出三根手指：“從上到下，關鍵的人，一個一個喂。喂熟了，他們就是你的門神。”

我咬牙拿了三萬塊。托黃廠長約了幾個關鍵人物吃飯。酒桌上，我什么都沒說，就是敬酒，就是喝，臨走塞了紅包。

效果立竿見影。

七月份開始，檢查突然少了。以前一個月四五波，現在一個月來不了一回。消防的人來，轉了一圈，說挺好。連去年那個最麻煩的“上面的人”，都沒再出現過。

黃廠長有天晚上來找我喝酒，喝到一半，他說：“廠長，你開竅了。”

我說是。

他拍拍我肩膀：“這就對了。在哪兒都一樣，有人護著，才有人活著。”

升級

八月中旬，我讓施工隊進了廠。

先改宿舍。原來那十三間房，再加蓋五間，能住八十個人了。炕換成新的，地磚鋪上，墻刷白。每個屋加個爐子，燒煤的，晚上燒得熱熱的。被子全換新的，厚的，軍綠色的，一人兩條。

然后是食堂。原來就那幾個灶，現在又加了兩個，買了蒸箱、和面機。廚師從丹東請的，一個月三千塊，專門做菜。

我跟廚師說：以后每天三頓飯，早中晚，管飽。午飯和晚飯必須有肉，最少兩個肉菜。紅燒肉、燉排骨、炒肉片、肉末茄子，輪著來。

廚師算了算賬：“廠長，這一個月光肉錢就得兩萬。”

我說：“花。”

八月二十號，新食堂開張那天，我讓廚師做了十個菜。紅燒肉、糖醋排骨、木須肉、肉末豆腐、雞蛋炒西紅柿、炒土豆絲、白菜燉粉條、紫菜蛋花湯、大米飯、饅頭。

女工們站在食堂門口，看著那滿滿一桌子菜，沒人動。

“吃啊，”我說，“今天是開張，隨便吃。”

崔姑娘第一個走進去，拿起碗，盛了半碗米飯，夾了一筷子土豆絲，坐在角落里，低頭吃。

其他人也跟著動。可我發現，她們都只夾素菜，肉菜沒人動。

我走到崔姑娘跟前：“怎么不吃肉？”

她抬頭看我，有點慌。然后站起來，夾了一小塊紅燒肉，放進碗里，拌著米飯吃了。吃完，沖我笑笑，又低下頭。

我看了一圈——每個人碗里都是素菜居多，肉就一兩塊，有的干脆一塊沒有。

我發現的事

那天之后，我開始注意她們的吃法。

每天早上，食堂供應粥、饅頭、咸菜。她們吃得很急，十五分鐘就吃完，然后去車間。可我發現，有人往兜里塞饅頭——掰一半，用塑料袋包好，揣進懷里。動作很快，很自然，像做了千百遍。

中午和晚上也一樣。肉菜上來，她們夾一兩塊，吃了，然后就只吃素菜和米飯。可每個人身邊都放著個塑料袋，或者飯盒。等吃得差不多了，她們會把剩下的肉菜——那些沒動過的、完整的肉塊——夾出來，裝進塑料袋，塞進兜里。

一開始我以為她們是吃不完浪費。后來發現不是。她們是特意省下來的。

八月底的一天，我讓小崔幫我問問。

小崔跟幾個女工聊完，回來跟我說：“廠長，她們把肉帶回家。”

“帶回家？”

“給家里人吃。老人、孩子、男人。”小崔低著頭，“她們說，廠里天天有肉，她們吃飽了。家里一年吃不上幾回，帶回去，孩子就能吃上。”

我站在那兒，半天沒說話。

崔姑娘的秘密

那天晚上加班，我去食堂轉了一圈。

九點多了，食堂已經沒人。廚師正在收拾，看見我進來，說：“廠長，還有剩的，給您熱一碗？”

我說不用，就看看。

正轉身要走，聽見角落里有人說話。走過去一看，是崔姑娘。她蹲在墻邊，面前放著兩個飯盒。

一個飯盒里是紅燒肉，整整齊齊碼著七八塊。另一個飯盒里是饅頭，四個，白面的大饅頭。

她正把肉一塊一塊從塑料袋里拿出來，碼進飯盒里。碼得整整齊齊，像車間里碼貨一樣。

我蹲下來，在她對面坐下。

她抬頭看見我，有點慌，要站起來。我按住她：“沒事，你忙你的。”

她把肉碼完，蓋上蓋子，把兩個飯盒放進布包里，系好。然后看著我，不說話。

“你弟弟，”我問，“多大了？”

“八歲。”她比劃著。

“他喜歡吃肉嗎？”

她點點頭，笑了。那笑容，跟五年前一模一樣——五年前她第一次來廠里，問我“能帶回去嗎”的時候，也是這個笑。

我又問：“他吃過廠里的肉嗎？”

她點頭，把布包抱在懷里：“每周，都吃。弟弟說，廠里的肉，比家里的香。”

我看著她，看著她那雙裂著口子的手，看著那個抱得緊緊的布包，眼眶發熱。

“你自己呢？”我問，“你吃飽了嗎？”

她愣了一下，然后點點頭：“吃飽了。廠長，廠里肉多，我吃飽了。”

可我知道，她沒吃飽。她每天就吃那一兩塊肉，剩下的全留給弟弟。她每天就吃那半碗米飯，剩下的全帶回家。

她不是吃不飽。她是舍不得自己吃。

恩珠的賬本

九月初，恩珠來了。

她長高了，十四歲了，穿著件新棉襖——不是紫紅的，是綠的，領口繡著花。身后跟著金明子大娘，還是背著那個大布包。

“廠長，”恩珠跑過來，“我開學前來看看你。”

我蹲下來，看著她。臉上有肉了，眼睛亮亮的，頭發扎得整齊。十四歲的姑娘，看著比城里孩子還精神。

“大娘也來了？”

大娘走過來，握住我的手，說了半天話。恩珠翻譯：“大娘說，謝謝廠長。她聽說了，廠里肉多了，宿舍新了。村里人都說，能去廠長廠里干活，是福氣。”

我心里一熱。

那天晚上，我留她們吃飯。食堂里紅燒肉、燉排骨，滿滿一桌子。大娘看著那些菜，眼眶紅了。她夾了一塊肉，放進嘴里，嚼了嚼，然后就不吃了，用紙包好，放進布包里。

恩珠說：“大娘說，這個帶回去，給鄰居家孩子嘗嘗。那孩子爹媽都沒了，跟奶奶過，一年吃不上幾回肉。”

我讓廚師另外裝了一袋包子，讓大娘帶回去。

恩珠臨走前，給我看了她的賬本。還是那個作業本，邊角更卷了，封面上添了好多道褶子。翻開，一頁一頁記著：

“2016年7月，幫大娘干活，給3塊。攢著。”

“2016年8月，賣雞蛋賺4塊。攢著。”

“2016年9月，開學了，獎學金6塊。攢著。”

翻到最后一頁，上面寫著幾行新字：

“2016年9月，來廠里看李廠長。食堂好多肉，阿姨們都不吃，都帶回家。崔阿姨說，她弟弟八歲了，比去年胖了。她說，廠長廠里好了，她們就能一直有肉帶回去。”

下面還有一行，歪歪扭扭的：

“媽，你在那邊看見了嗎？廠長廠里越來越好了。恩珠也長大了。”

我把賬本合上，還給她。

“恩珠，”我說，“你現在攢多少錢了？”

她把本子翻到第一頁，指給我看。上面寫著：

“2016年9月，一共攢了63塊。”

六十三塊。一個十四歲的孩子，攢了一年，攢了六十三塊。

我摸了摸她的頭：“好好攢。等你考上大學，我供你。”

她抬起頭，眼睛亮亮的：“真的？”

“真的。”

那天下午

九月底的一天下午，我去車間轉悠。

陽光從窗戶斜著照進來，照在她們身上。崔姑娘坐在第三排，手一刻不停。旁邊坐著一個新來的姑娘，看著也就十八九歲，瘦，特別瘦。

中午吃飯的時候，我看見那個新來的姑娘端著盤子，盤子里一塊肉都沒有。她就著白菜湯，吃了半碗米飯，然后從兜里掏出塑料袋，把剩下的半碗米飯倒了進去。

我走過去，在她對面坐下。

“怎么不吃肉？”

她抬頭看我，有點慌。旁邊的人說了句話，她低下頭，不敢看我。

小崔過來翻譯：“廠長，她是新來的。家里困難，弟弟妹妹四個。她說，肉帶回去，能讓弟弟妹妹都嘗一口。”

我看著她，看著那個瘦成一把骨頭的姑娘，看著那個裝著半碗米飯的塑料袋，喉嚨發緊。

“告訴她，”我說，“以后每天多領一份肉。專門帶回去的。食堂的飯，該吃吃，不許再省。”

小崔翻譯給她聽。她聽完，愣愣地看著我，眼眶紅了。然后站起來，給我鞠了一躬。

那一幕

十月初的一天，我永遠忘不了。

那天食堂做了紅燒排骨，一人一份。女工們排著隊打飯，打完了，坐在桌子前，開始吃。

我站在門口看。

崔姑娘夾了一塊排骨，放進嘴里，嚼了嚼，咽下去。然后她低頭，從兜里掏出塑料袋，把剩下的排骨一塊一塊夾進去。

旁邊的姑娘也這樣。對面的姑娘也這樣。整個食堂，一百個女工，一百份排骨，她們每人都吃了一兩塊，然后把剩下的裝進塑料袋。

動作整齊，自然，像排練過千百遍。

我走過去，站在食堂中間。

她們抬頭看我，有點愣。

我說：“你們，為什么不吃？”

沒人說話。

小崔走過來，小聲說：“廠長，她們……”

“我問她們。”我說，“為什么不吃？”

崔姑娘站起來，走到我面前。她手里攥著那個塑料袋，里面裝著五六塊排骨。

“廠長，”她說，用磕磕巴巴的漢語，“家里，有孩子。孩子，沒吃過。”

我看著她。

她又說：“廠里，天天有。孩子，不是天天有。帶回去，孩子就能吃到。”

她身后，那些女工都站起來，看著我。她們手里都攥著塑料袋，都裝著排骨。她們臉上沒有別的表情，就只有一種——那種“這事沒得商量”的認真。

跟我五年前第一次見崔姑娘時一模一樣。

我站在那兒，看著她們，看著那些塑料袋，看著那些裂著口子的手，看著那些瘦削的肩膀。

外面起風了，可食堂里很暖和。紅燒排骨的香味飄著，飄得滿屋子都是。

我張了張嘴，想說點什么，可什么都沒說出來。

最后，我只說了一句：“吃吧。吃完再裝一份帶回去。”

她們笑了。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抽了很久的煙。

抽屜里，那雙新襪子還沒穿。崔姑娘織的，灰色的，針腳細細密密，疊得整整齊齊。跟2012年那雙一模一樣。

五年了。從那個睡在紙板上的樸英淑，到這個把排骨省給弟弟的崔姑娘。從一年兩回肉，到每天都能帶肉回家。

可她們還是那個動作——用塑料袋包好，塞進兜里，帶回去給家里人。

她們自己吃一兩塊，剩下的全留給炕上那群人。她們自己吃半碗飯，省下的全塞給弟弟妹妹。

新聞上天天說制裁、核試驗、聯合國決議。可我只記得，那天下午，一百個女工站在食堂里，手里攥著塑料袋，看著我，說：“家里有孩子，孩子沒吃過。”

2016年10月，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還在生效，銀行的匯款渠道還在封鎖，可廠里的肉沒斷過。宿舍的炕燒得熱，食堂的排骨冒著熱氣，女工們每天下班，都拎著一個塑料袋回家。

她們那么薄的身體，扛著那么重的家。她們自己舍不得吃，可把肉省下來帶回去。她們自己的手凍得裂口子，可還在給我織襪子。

朝鮮那地方，苦是真苦。可那些人，好也是真好。

那雙襪子，我還是沒舍得穿。和之前那些放在一起——2012年的，2014年的，2015年的，2016年上半年的，2016年下半年的。

十六雙了。

五年，十六雙襪子。一百個女工，一百個家。

她們還是會把肉帶回家。還是會省下排骨給弟弟。還是會在我問“為什么不吃”的時候，說：“家里有孩子，孩子沒吃過。”

可她們吃飽了，有勁了，日子往前走了。

那天晚上，我給老婆打了個電話。

“廠里還好嗎？”她問。

我說：“好。”

“錢呢？”

“夠了。”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然后她說：“那就好。”

掛了電話，我站在窗前，看著那排亮著燈的宿舍。風吹過來，已經不冷了。

等著，還有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