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的？科威特飛行員超近距離擊落F-15E，美軍機徽都清清楚楚？

友軍誤傷被當作“低級失誤”，但是如果是實戰中發生的話，那么往往就會成為最昂貴的一次發射。科威特空軍擊落美軍三架F15E的爭議點并不是打錯了，而是靠近之后仍然開火。美軍F15E夜間在伊朗西南部活動，使得該地區的防空態勢在短時間內變得緊張。

科威特在遭受伊朗彈道導彈襲擊并造成重大人員傷亡之后，就開始了防空系統的加固和戰備工作的加強，戰斗機起降攔截無人機的任務也變得頻繁起來。此時整體狀態就變成了“空中出現可疑目標要先鎖定、先核對”，長期處在這樣的高壓環境下，很容易使判斷體系變成更加粗糙、更加依靠直覺的模式。

外界認為誤傷主要發生在夜晚或者能見度較低的情況下，識別錯誤也是可以被理解的。科威特的F/A-18C/D并不是在遠處進行一次“丟彈即走”的攻擊，而是在目標后面慢慢靠近，在大約3到5公里的距離上發射AIM-9近距格斗導彈把目標打下來。

距離本身就具有很強的目視確認的意義。近距格斗彈更像是一種貼身作戰的武器，它重視的是機動性、末段捕獲以及近距格斗，而不屬于幾十公里之外按一下按鈕就能進行中距攔截的武器。如果能夠完成前方接近、穩定咬尾并且進入AIM-9適用的發射包線，那么飛行員通常已經獲得了比較長的瞄準時間。

正是因為使用了AIM-9導彈，戰斗部裝藥量較小，所以給機組人員留下了生存的空間。使用AIM120這樣的中程導彈的話，戰斗部威力更大，攻擊手段也更加兇狠，結果也就大不相同了。實戰中很多悲劇的發生，往往就是由于武器型號以及交戰方式選擇不當造成的。

那么“接近之后依然開火”的情況一般有哪些解釋途徑？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種是飛行員主觀故意；第二種是高度緊張造成的失控式誤判；第三種是指揮協同、識別信息鏈路存在缺陷。前三者容易引起情緒化的聯想，但是最接近現實的是第三種，即體系性失效加個體誤判。

如果真的要實施惡意攻擊的話，從理論上講，會選擇信息更加雜亂、證據更難完整保存的遠距離窗口，而不會選擇距離只有3到5公里這樣的范圍，在這個距離上，雷達記錄、目視觀察、座艙錄像都有可能把整個過程記錄下來。戰場之上最危險的并不是沖動本身，而是在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做出的沖動。

“緊張失控”也可以形成一定的邏輯，在高壓之下，人更容易使用最省力的判斷規則，把“從后方接近、速度特征像慢目標、地面不斷提示空情風險”直接等同于“疑似無人機威脅”。但是如果是單純的恐懼型反應，常見表現更像是一種遠距離先打一槍來保證自己的安全，而不是耐心地靠近、穩定地跟蹤、最后才開槍。

科威特戰機當時的主要任務就是攔截無人機。無人機的目標一般速度都比較慢，戰斗機常用的方法是從后方相對安全的地方接近，為了應對“多批次、頻繁來襲”的情況，掛載方案上也可能會更傾向于近距武器，比如多攜帶AIM9。

對于飛行員而言就是整晚反復做“搜索慢速目標、接近確認、實施打擊”這樣高頻率的循環工作，時間一長就會使飛行員的識別注意力被任務模板固定住。此時若美軍F15E未開啟、未穩定使用應答機，或者雙方在戰時協同流程上沒有有效對接，就會出現一種很糟糕的情況：空中看到的目標“外形像友軍”，但是系統里對不上號。

飛行員要和地面指揮機構核實，比如確認該區域是否有己方穿越申請、能否建立有效聯系、空情圖綜合標注到底屬于哪一方。但是在高頻攔截的壓力之下，指揮鏈路很容易被壓滿，地面上忙著分配空情，空中忙著保持態勢，越忙亂，決策就越容易簡化為“快速判斷、快速處置”。

誤傷通常是由于識別規則更新不及時、頻率協調沒有完全捋順、友機穿越通報滯后、應答器管理不嚴格、預警引導不夠細致、授權邊界在執行層面上不夠明確等一串環節“都差一點”造成的，并非某個人“壞”或者“蠢”。單項問題不嚴重，但是積少成多就形成了典型的多米諾效應。

2020年伊朗防空部隊在高度緊張、授權不充分、鏈路不暢的情況下擊落民航客機，就是“壓力+經驗不足+信息鏈路失靈”組合的極端結果。科威特這一次更像是一次低強度的攻擊，系統并沒有完全癱瘓，但是在高壓環境之下暴露出了一些問題和缺陷。

軍事能力上的差距并不僅僅表現在裝備采購上，還體現在一個長久、高昂且需要不斷反復驗證的訓練體系當中。很多國家雖然能夠買得起飛機，但是很難長時間進行如此高強度的訓練以及流程磨合，所以裝備到了，但是流程以及肌肉記憶還不穩定。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不是反復爭論是否故意，而是現代戰爭節奏被導彈、無人機大幅加快之后，如果指揮、識別流程不及時升級，盟友之間也可能會因為鏈路縫隙而互相開火。節奏越快、信息越多、授權越含糊不清，誤傷的概率就會被推高。

戰爭不缺少英雄敘事，也不缺少這樣的“差一點更慘”的現實片段。友軍誤傷把討論拉回制度和執行：很多時候不是裝備有多強，而是高壓環境下各個環節能不能把該走的步驟走完、該停的秒數停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