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大師風骨與時代精神

（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在快節奏的今天，“一生只做一件事”成為一種罕見的堅守。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專職副主席高淵的訪談錄新作《擇一事，終一生》，是他作為資深記者深耕10年人物訪談的心血結晶。全書通過對施蟄存、胡煥庸、錢鍾書、鄧稼先等10余位近現代中國各領域翹楚的親友、弟子的深度訪談，還原了大師們在學術深耕、人生抉擇與家國擔當上的真實軌跡。它沒有試圖給出標準答案，而是通過真實的情感呈現，讓讀者自行感悟大師們的治學之道、做人之本與傳承之責。書中沒有刻意拔高的頌詞，也無空洞的贊美，而是以平實的筆觸，串聯起一個個關于堅守、執著、通透與傳承的故事，既展現了“擇一事，終一生”的工匠精神，也傳遞了跨越時代的人文情懷與思想力量，為讀者鋪就了一條走近大師、感悟經典的精神之路。

　　治學：深耕一隅的執著堅守

　　在這部訪談集中，“深耕”是貫穿多位大師學術生涯的關鍵詞。他們或以數十年光陰鉆研一個領域，或在困境中堅守治學初心，用行動詮釋了“術業有專攻”的真諦。

　　胡煥庸先生對人口地理學的執著，成就了跨越90余年仍具科學性的“胡煥庸線”。1935年，他在《中國人口之分布》一文中首次提出這一人口地理分界線時，或許并未想到它會成為中國綜合國情的頂級分界線。為了獲取可靠的人口數據，他搜集核算了全國各省、直轄市甚至租界的資料，彌補了當時數據殘缺的短板，實現了中國人口數據的第一次縣級統計單元完整拼合。此后的半個多世紀里，他始終關注這條線的穩定性，1989年與合作者利用最新人口普查數據，將其真實繪制在地圖上。即便面對“漠河—騰沖線”的調整提議，他也堅持學術本真，認為脫離歷史地理語境的改動毫無意義。這種對學術嚴謹性的堅守，讓“胡煥庸線”成為中國地理學史上的經典成果，其科學性與頑健性至今仍被學界認可。

　　譚其驤先生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的30年，更是深耕治學的生動寫照。這部耗時30余年、涵蓋8冊300余幅地圖的鴻篇巨制，源自毛澤東主席對讀史需配歷史地圖的需求。譚其驤先生摒棄了舊有地圖的訛誤與局限，帶領團隊重新設計方案，協調全國10多家單位的專家學者，考證7萬多個地名的歷史沿革。為了保證地圖的準確性，他堅持以歷史事實為依據，哪怕涉及敏感問題也絕不違背史實。這部地圖集最終以規模宏大、考證嚴謹聞名于世，成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里程碑，而譚其驤先生也將自己44歲后的學術黃金歲月，全部奉獻給了這項集體事業。

　　王淦昌先生的學術生涯，則在“開拓”與“堅守”中實現了雙重跨越。年輕時，他在柏林大學提出的中子發現設想，雖未親自驗證卻為后來者提供了思路；抗戰時期，他在浙江大學西遷途中，于湄潭的簡陋條件下提出中微子存在的實驗方案，發表于國際期刊。當國家需要時，54歲的他毅然化名“王京”，隱姓埋名17年投身核武器研制，成為中國原子彈、氫彈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晚年的他，又將目光投向核能和平利用與激光聚變研究，牽頭推動“863”計劃相關課題，直到生命最后時刻仍叮囑團隊“把激光聚變搞成功”。這種“擇一事”便全力以赴、遇使命便挺身而出的執著，正是大師治學精神的核心。

　　做人：歷經風雨的通透風骨

　　學術的高度，往往離不開人格的厚度。書中的大師們，不僅以學術成就立身，更以通透的人生智慧與堅定的風骨傳世，在風雨變遷中堅守本心，活出了真正的“人之為人”。

　　施蟄存先生的一生，堪稱“順天命、活下去，完成一個角色”的生動詮釋。年輕時，他作為新感覺派作家翹楚，主編《現代》雜志風生水起，卻因推薦青年讀《莊子》《昭明文選》被斥為“洋場惡少”，加之時局變化，早早轉向學術與教育。他歷經病痛與生活困頓，20世紀80年代初，他住在擁擠的亭子間，甚至需要坐在抽水馬桶上會客，卻始終豁達通透。80歲查出直腸癌，他平靜詢問醫生“一刀下去能活幾年”；被護士推輪椅時不小心摔倒滿臉是血，他先安慰哭泣的護士；95歲跌破頭，竟讓弟子拍照留念。他的“四窗”治學——東窗研古文、南窗寫小說、西窗做翻譯、北窗收碑帖，實則涵蓋了編輯、教書等多個領域，他在逆境中收縮，在壓力消減后舒展，最終活成了學貫中西的通才，也活出了文人的風骨與趣味。

　　錢鍾書先生則在“神化”與“低估”之間，堅守著學者的本真。世人津津樂道于他的博學，傳言他“橫掃清華圖書館”，卻鮮有人知他平生不藏書，僅靠博聞強記與深耕細作成就學問。《管錐編》以文言文寫作，夾雜多國外文，看似晦澀難懂，實則是他在“文革”特殊情境下的心靈自救，既隱藏著對中國古典詩學的現代闡釋，也構建了知識者安全言說的倫理學。他一生淡泊名利，卻對學問精益求精，22歲便思考“不滅”與“不朽”，最終以著作的“不滅”追求思想的“不朽”，以通透的心態與執著的精神，成為橫跨文學與學術的大師。

　　鄧稼先先生的風骨，則體現在“家國為重”的無私奉獻中。1950年，他在美國普渡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后第九天便毅然回國，放棄了優越的科研條件。1958年，34歲的他接到研制原子彈的秘密任務，從此隱姓埋名28年。這28年里，他并非與家人徹底斷絕聯系，而是在工作間隙盡力維系親情——料理父母后事、輔導子女高考、探望在生產建設兵團的女兒。但在國家利益面前，他始終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20世紀70年代末的核試驗事故中，他不顧輻射危險，獨自沖進戈壁灘尋找核彈碎片，遭受嚴重輻射；晚年身患癌癥，仍在病床上起草建議書，為中國核武器發展規劃十年目標。他的“福將”之名，并非源于運氣，而是源于對事業的赤誠、對國家的擔當，以及“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的風骨。

　　傳承：跨越時空的精神回響

　　大師的價值，不僅在于自身的成就，更在于其精神與事業的傳承。這部訪談集通過親友、弟子的口述，展現了大師精神如何跨越時空，影響一代又一代人，成為照亮后來者的精神燈塔。

　　學術傳承是最直接的延續。譚其驤先生的弟子葛劍雄、周振鶴，即便并非歷史地理科班出身，仍被先生不拘一格招入門下。先生采用啟發式教育，鼓勵學生超越自己，“我當然要超過錢大昕、王國維，你們更應該超過我”，這種開放的治學態度，讓弟子們在學術上快速成長，成為新中國首批文科博士之一，后來均成為歷史地理領域的領軍人物。施蟄存先生的弟子王興康、張文江，在先生的言傳身教中，不僅學到了扎實的學術基本功，更承襲了豁達通透的治學心態——先生考研究生出50道名詞解釋題，不考死記硬背而重基礎；生病后仍平靜面對，讓弟子們領悟到“不死就是勝利”的人生智慧。這種“傳道授業解惑”的傳承，讓大師的學術生命得以延續。

　　精神傳承則具有更深遠的力量。鄧稼先先生的妻侄許進，通過整理姑姑許鹿希的回憶與自身經歷，還原了鄧稼先“隱姓埋名”背后的家國情懷與親情溫度，讓“兩彈元勛”的形象更加立體可感，更化作了穿透時空的精神力量。錢學森先生提出的“大成智慧教育”理念，如今通過全國數十所學校設立的“錢學森班”落地生根，致力于培養融會貫通的復合型人才；蓋叫天先生的曾外孫張帆，接過蓋派武生的接力棒，成為上海京劇院院長，讓“江南活武松”的藝術精神得以延續。大師們“擇一事，終一生”的執著、“家國為重”的擔當、“通透豁達”的心態，通過親友的講述、事業的延續，融入了時代的精神血脈，成為激勵后人前行的精神養分。

　　文化傳承同樣讓大師的成果惠及更多人。施蟄存先生的《唐詩百話》出版30余年仍銷量可觀，被耶魯大學譯為英文作為教材；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成為研究中國歷史地理的必備工具書；錢鍾書先生的《圍城》《管錐編》，至今仍引發讀者的深度思考。近年來，《施蟄存著作全集》《施蟄存譯文全集》的推進，《中國歷史地圖集》的修訂再版，讓大師們的學術成果得以系統保存與傳播。而這些成果背后的治學精神、做人風骨，也通過書籍的流傳，成為滋養后人的文化養分。

　　這部訪談集既是一部近現代大師的群像實錄，也是一部關于堅守與傳承的精神讀本。他們用一生踐行“擇一事，終一生”的信念，這種信念不僅成就了自身的學術與人生，更成為跨越時代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