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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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節奏的今天,“一生只做一件事”成為一種罕見的堅守。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專職副主席高淵的訪談錄新作《擇一事,終一生》,是他作為資深記者深耕10年人物訪談的心血結晶。全書通過對施蟄存、胡煥庸、錢鍾書、鄧稼先等10余位近現代中國各領域翹楚的親友、弟子的深度訪談,還原了大師們在學術深耕、人生抉擇與家國擔當上的真實軌跡。它沒有試圖給出標準答案,而是通過真實的情感呈現,讓讀者自行感悟大師們的治學之道、做人之本與傳承之責。書中沒有刻意拔高的頌詞,也無空洞的贊美,而是以平實的筆觸,串聯起一個個關于堅守、執著、通透與傳承的故事,既展現了“擇一事,終一生”的工匠精神,也傳遞了跨越時代的人文情懷與思想力量,為讀者鋪就了一條走近大師、感悟經典的精神之路。
治學:深耕一隅的執著堅守
在這部訪談集中,“深耕”是貫穿多位大師學術生涯的關鍵詞。他們或以數十年光陰鉆研一個領域,或在困境中堅守治學初心,用行動詮釋了“術業有專攻”的真諦。
胡煥庸先生對人口地理學的執著,成就了跨越90余年仍具科學性的“胡煥庸線”。1935年,他在《中國人口之分布》一文中首次提出這一人口地理分界線時,或許并未想到它會成為中國綜合國情的頂級分界線。為了獲取可靠的人口數據,他搜集核算了全國各省、直轄市甚至租界的資料,彌補了當時數據殘缺的短板,實現了中國人口數據的第一次縣級統計單元完整拼合。此后的半個多世紀里,他始終關注這條線的穩定性,1989年與合作者利用最新人口普查數據,將其真實繪制在地圖上。即便面對“漠河—騰沖線”的調整提議,他也堅持學術本真,認為脫離歷史地理語境的改動毫無意義。這種對學術嚴謹性的堅守,讓“胡煥庸線”成為中國地理學史上的經典成果,其科學性與頑健性至今仍被學界認可。
譚其驤先生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的30年,更是深耕治學的生動寫照。這部耗時30余年、涵蓋8冊300余幅地圖的鴻篇巨制,源自毛澤東主席對讀史需配歷史地圖的需求。譚其驤先生摒棄了舊有地圖的訛誤與局限,帶領團隊重新設計方案,協調全國10多家單位的專家學者,考證7萬多個地名的歷史沿革。為了保證地圖的準確性,他堅持以歷史事實為依據,哪怕涉及敏感問題也絕不違背史實。這部地圖集最終以規模宏大、考證嚴謹聞名于世,成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里程碑,而譚其驤先生也將自己44歲后的學術黃金歲月,全部奉獻給了這項集體事業。
王淦昌先生的學術生涯,則在“開拓”與“堅守”中實現了雙重跨越。年輕時,他在柏林大學提出的中子發現設想,雖未親自驗證卻為后來者提供了思路;抗戰時期,他在浙江大學西遷途中,于湄潭的簡陋條件下提出中微子存在的實驗方案,發表于國際期刊。當國家需要時,54歲的他毅然化名“王京”,隱姓埋名17年投身核武器研制,成為中國原子彈、氫彈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晚年的他,又將目光投向核能和平利用與激光聚變研究,牽頭推動“863”計劃相關課題,直到生命最后時刻仍叮囑團隊“把激光聚變搞成功”。這種“擇一事”便全力以赴、遇使命便挺身而出的執著,正是大師治學精神的核心。
做人:歷經風雨的通透風骨
學術的高度,往往離不開人格的厚度。書中的大師們,不僅以學術成就立身,更以通透的人生智慧與堅定的風骨傳世,在風雨變遷中堅守本心,活出了真正的“人之為人”。
施蟄存先生的一生,堪稱“順天命、活下去,完成一個角色”的生動詮釋。年輕時,他作為新感覺派作家翹楚,主編《現代》雜志風生水起,卻因推薦青年讀《莊子》《昭明文選》被斥為“洋場惡少”,加之時局變化,早早轉向學術與教育。他歷經病痛與生活困頓,20世紀80年代初,他住在擁擠的亭子間,甚至需要坐在抽水馬桶上會客,卻始終豁達通透。80歲查出直腸癌,他平靜詢問醫生“一刀下去能活幾年”;被護士推輪椅時不小心摔倒滿臉是血,他先安慰哭泣的護士;95歲跌破頭,竟讓弟子拍照留念。他的“四窗”治學——東窗研古文、南窗寫小說、西窗做翻譯、北窗收碑帖,實則涵蓋了編輯、教書等多個領域,他在逆境中收縮,在壓力消減后舒展,最終活成了學貫中西的通才,也活出了文人的風骨與趣味。
錢鍾書先生則在“神化”與“低估”之間,堅守著學者的本真。世人津津樂道于他的博學,傳言他“橫掃清華圖書館”,卻鮮有人知他平生不藏書,僅靠博聞強記與深耕細作成就學問。《管錐編》以文言文寫作,夾雜多國外文,看似晦澀難懂,實則是他在“文革”特殊情境下的心靈自救,既隱藏著對中國古典詩學的現代闡釋,也構建了知識者安全言說的倫理學。他一生淡泊名利,卻對學問精益求精,22歲便思考“不滅”與“不朽”,最終以著作的“不滅”追求思想的“不朽”,以通透的心態與執著的精神,成為橫跨文學與學術的大師。
鄧稼先先生的風骨,則體現在“家國為重”的無私奉獻中。1950年,他在美國普渡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后第九天便毅然回國,放棄了優越的科研條件。1958年,34歲的他接到研制原子彈的秘密任務,從此隱姓埋名28年。這28年里,他并非與家人徹底斷絕聯系,而是在工作間隙盡力維系親情——料理父母后事、輔導子女高考、探望在生產建設兵團的女兒。但在國家利益面前,他始終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20世紀70年代末的核試驗事故中,他不顧輻射危險,獨自沖進戈壁灘尋找核彈碎片,遭受嚴重輻射;晚年身患癌癥,仍在病床上起草建議書,為中國核武器發展規劃十年目標。他的“福將”之名,并非源于運氣,而是源于對事業的赤誠、對國家的擔當,以及“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的風骨。
傳承:跨越時空的精神回響
大師的價值,不僅在于自身的成就,更在于其精神與事業的傳承。這部訪談集通過親友、弟子的口述,展現了大師精神如何跨越時空,影響一代又一代人,成為照亮后來者的精神燈塔。
學術傳承是最直接的延續。譚其驤先生的弟子葛劍雄、周振鶴,即便并非歷史地理科班出身,仍被先生不拘一格招入門下。先生采用啟發式教育,鼓勵學生超越自己,“我當然要超過錢大昕、王國維,你們更應該超過我”,這種開放的治學態度,讓弟子們在學術上快速成長,成為新中國首批文科博士之一,后來均成為歷史地理領域的領軍人物。施蟄存先生的弟子王興康、張文江,在先生的言傳身教中,不僅學到了扎實的學術基本功,更承襲了豁達通透的治學心態——先生考研究生出50道名詞解釋題,不考死記硬背而重基礎;生病后仍平靜面對,讓弟子們領悟到“不死就是勝利”的人生智慧。這種“傳道授業解惑”的傳承,讓大師的學術生命得以延續。
精神傳承則具有更深遠的力量。鄧稼先先生的妻侄許進,通過整理姑姑許鹿希的回憶與自身經歷,還原了鄧稼先“隱姓埋名”背后的家國情懷與親情溫度,讓“兩彈元勛”的形象更加立體可感,更化作了穿透時空的精神力量。錢學森先生提出的“大成智慧教育”理念,如今通過全國數十所學校設立的“錢學森班”落地生根,致力于培養融會貫通的復合型人才;蓋叫天先生的曾外孫張帆,接過蓋派武生的接力棒,成為上海京劇院院長,讓“江南活武松”的藝術精神得以延續。大師們“擇一事,終一生”的執著、“家國為重”的擔當、“通透豁達”的心態,通過親友的講述、事業的延續,融入了時代的精神血脈,成為激勵后人前行的精神養分。
文化傳承同樣讓大師的成果惠及更多人。施蟄存先生的《唐詩百話》出版30余年仍銷量可觀,被耶魯大學譯為英文作為教材;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成為研究中國歷史地理的必備工具書;錢鍾書先生的《圍城》《管錐編》,至今仍引發讀者的深度思考。近年來,《施蟄存著作全集》《施蟄存譯文全集》的推進,《中國歷史地圖集》的修訂再版,讓大師們的學術成果得以系統保存與傳播。而這些成果背后的治學精神、做人風骨,也通過書籍的流傳,成為滋養后人的文化養分。
這部訪談集既是一部近現代大師的群像實錄,也是一部關于堅守與傳承的精神讀本。他們用一生踐行“擇一事,終一生”的信念,這種信念不僅成就了自身的學術與人生,更成為跨越時代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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