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朗諾 陳毓賢｜和錢鍾書論東坡賦的沙撈越華人事務官

1935年，上海別發洋行（Kelly & Walsh）出版了蘇軾二十三篇賦的完整英譯本，題為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這本《東坡賦》附有很詳盡的注釋，而且導言中對蘇軾的藝術理念提出了相當精辟的見解。作者是四十一歲的英國外交官Cyril Drummond Le Gros Clark——勒格羅·克拉克是他的姓，在婆羅洲島上的沙撈越當華人事務官。當時半自治的沙撈越受英國保護，華人多來自福建。勒格羅·克拉克畢業于倫敦國王學院，曾以軍官身份參與印度及中東的多場戰役，到沙撈越上任前被派往廈門鼓浪嶼了解中國法律習俗及學習閩南語。他在1925至1928年間不但學會講閩南語，而且對中國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始英譯蘇軾的作品。

為該書寫序的是上海光華大學中英文學講師錢鍾書。面向對東坡賦一無所知的英文讀者，二十五歲的錢鍾書提起大號畫筆，快速地將東坡賦的文化背景勾勒出一個輪廓來，卻又忍不住在畫面上涂些炫目的顏色。序長達十頁，比他數十年后寫《宋詩選注》時用寥寥三頁介紹蘇詩要恣意得多：

宋代道學家總病態地內省，浸淫于自己的意識流中，不斷為自己的道德把脈。（xvi頁）

飄逸纖柔的中國詩到了宋人手中長出血肉來，并承載了思想，雖說比起西方的詩仍是輕盈的。但宋詩的輕盈是飛機在晴空中高翔的輕盈，不再是黃昏飛蛾撲動的輕盈。（xvi頁）

套用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二分法，相對于唐詩的“天真”(na?ve)，宋詩總的來說是“傷感”(sentimental)的。然而宋詩雖少了純真與抒情，卻多了感覺與觀察。陸游和楊萬里的詠物詩便擅長于表達由物所引發的感想。宋人對情感又比唐人分辨得更細致，尤其體現在備受推崇的宋詞中。宋代的詩人亦都是詩評家，因此賦詩填詞相當自覺。可惜他們總喜歡引經據典，就是中國讀者也只有少數能欣賞他們的作品。（xvi-xvii頁）

蘇東坡可貴之處在于他和他那時代不合拍卻渾然不覺。首先，他不如同代人那么愛挑剔。（xvii頁）

朱熹屢次貶斥東坡，能被朱熹貶斥未嘗不是一種很高的榮譽！（xviii頁）

東坡的藝術不是精心策劃成的：他創造好東西，然后漫不經心地讓其華麗流溢出來。（xix頁）

評論家往往用水的自然流動比擬蘇東坡的作品。他的弟弟子由說“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同時代的黃庭堅說蘇詩“吞五湖三江”，李耆卿形容蘇詩“如潮”，許顗說蘇詞“如長河大江，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鹢，皆隨流矣”。清初的錢謙益說蘇文“如萬斛水銀，隨地涌出”。四個世紀后勒格羅·克拉克自行達到同樣的結論。（xix-xx頁）

在各種藝術體裁中都享有盛譽的蘇東坡，賦體上尤其出類拔萃……他的賦是文學史上的一個驚喜。他重新發現并再造了一種幾乎被失傳了數世紀的文體……莊嚴肅穆變得平易近人，操兵的拍子變成舞動的節奏……軟化了其剛硬的風格，溶解了其尖銳的棱角……（xx-xxi頁）

勒格羅·克拉克在導言中寫道：

倘若蘇東坡感到詩詞的傳統束縛了他，那么他也許在賦中找到得以從格律與形式的限制逃脫的出口。我們感覺他在賦中發現一個可讓他靈感流露得最暢通的渠道，而這些靈感本身是自然涌現的。（31頁）

勒格羅·克拉克在前言上感謝錢鍾書替他仔細看稿，并說書中采納了他的許多批評和建言（xi頁）。錢鍾書則對作者盛贊有加：“勒格羅·克拉克先生選擇翻譯蘇東坡的賦作，表明他對中國文學有深刻的認識。他的譯文體現學者應有的嚴謹，以及一位真正愛蘇東坡的人才會有的同情想象力。他的注釋特別有用，比郎曄更詳盡更淵博，即使是能讀東坡賦原文的中國讀者看了也會受益。”（xxii頁）兩人似乎從未謀面，通過文稿往返而惺惺相惜。

1935年上海別發洋行出版的勒格羅·克拉克英譯《東坡賦》

長久以來，中外學者都很少關注《赤壁賦》和《后赤壁賦》以外的東坡賦。勒格羅·克拉克把二十三篇東坡賦放在一起，讓我們看到許多反復出現的模式，譬如：（1）東坡賦不依循賦體以華麗詞藻取勝的慣例，而把重心放在思想上；（2）他賦里的思路是復雜而曲折的，往往利用賦體悠久的問答傳統讓不同的觀點彼此質疑和辯證。

舉一篇很少被收入蘇軾選集的《黠鼠賦》為例：

蘇子夜坐，有鼠方嚙。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噫！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嚙也，而遽死也？向為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

蘇子嘆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于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嚙而嚙，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于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于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兔于處女，烏在其為智也？”

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為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嚙而為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于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

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賦開頭講夜里東坡還沒睡，聽到房間角落有個袋子發出聲音，好像是一只老鼠被困在袋子里，正試圖把布袋啃穿解困。家僮打開袋子看到的卻是一只死老鼠，便說：“真奇怪！剛才它還瘋狂地想逃出來，現在怎么就死了呢？”于是把袋子拿到外頭倒著晃，老鼠一落地就活蹦亂跳地逃走了。

第二段東坡氣憤地說：“我們總以為人是最聰明的生物，卻被一只卑微的老鼠騙了！我們聰明到哪里去了？”

第三段東坡打瞌睡時聽到一個聲音責備他道：你為什么要對一只老鼠發這么大的脾氣？

第三段說話的是誰？既不是虛構的人，更不是家僮，而是蘇軾的潛意識。他昏昏欲睡時，領悟到自己不經心的行為很荒謬，任由那只老鼠令他失去平和的心態，將他變成一位無法掌控情緒的人。他用十歲時就寫下的警言提醒自己：人能在砸碎貴重玉器時不動聲色，卻也會為打破一口鍋而失聲咒罵；敢與猛虎搏斗的人，看到蜂蝎時也會害怕變色。

此賦是東坡和自己的對話：沖動的我與超脫的我之間的對話，聰慧的自己糾正魯莽的自己。這是一場古代文學中罕見的自我解剖。

據葉夢得（1077-1148）說，賦中那狡猾的老鼠影射誹謗蘇軾的賈易。神宗逝世后，賈易誣告蘇軾對先君不敬，蘇軾措手不及，差點受害，事后寫下《黠鼠賦》（見《全宋筆記》葉夢得的《避暑錄話》下卷）。葉夢得的舅舅是跟蘇軾很親近的晁補之，他的話有相當高的可信度。若這么說這篇賦就更有意思了。

把這篇短賦和大家熟知的《赤壁賦》《后赤壁賦》并排，就會發現其中有不少共通處。

《赤壁賦》中也有兩個迥然不同的觀點。東坡聽了客人解釋他吹笛為什么吹那么哀怨的音樂后，批駁其時光易逝、人類終必死亡的悲觀論。此賦精妙之處是把對話戲劇性地設置在充滿歷史回憶的場景中。試想，高聳懸崖下漂浮的小船上，主客間突然有一場涉及古今生死的對話，無怪乎《赤壁賦》成了畫家喜愛的題材。

《后赤壁賦》則和《黠鼠賦》相似，是一場東坡對自己的批判。但在這例子中，東坡的自我批判并沒有明確表達出來，而是隱含的。他在此賦里自我批判了兩次。第一次是他把船上的朋友拋在后頭，急躁地爬上懸崖，到了崖頂卻又匆匆走回頭。第二次是東坡回到船中，一只仙鶴氣勢洶洶地飛過船頭，他此前在山頂闖入了這只仙鶴的巢穴，當晚，它又在東坡夢中以道士的身份出現。

這篇賦的意義向來眾說紛紜，主要原因是東坡對賦中許多事不加以解釋：我們不知道是什么動機驅使他爬上懸崖，不知道他到了崖頂為什么不稍停留，也不知那只鶴為什么如此放肆，不知道人為什么在東坡夢中出現，更不知東坡斷定道人是鶴的變身是否正確。東坡不加解釋反而增加了此賦的魅力，令我們對背后的意義有更大的想象空間。

借用對話的方式辯證不同的觀點，即使削弱作者本身的立場也在所不惜，是東坡賦中常見到的，而詩詞并沒有這種對話的傳統。就如勒格羅·克拉克在導言中推斷，蘇軾在賦中找到了逃脫詩詞各種束縛的途徑。又如錢鍾書在序中所言：蘇東坡的賦是文學史上的一個驚喜，他重新發現并再造了一種幾乎失傳的文體。

《東坡賦》決定在上海出版，大概因在上海出書可有鉛排漢字。當時西方的漢學書籍絕少有鉛排漢字，而該書的文本及注釋中穿插著大量的漢字，索引也逐條加入漢字，為看得懂中文的讀者帶來極大的方便。

《東坡賦》之前，勒格羅·克拉克著有一本《東坡選集》，英譯了十一篇賦及《石鐘山記》等七篇記體作品，1931年在倫敦出版。此書并沒有漢字，卻有許多精美的插圖，由他的妻子埃維茹莉（Averil）繪制。她本名是Averil MacKenzie-Grieve，出自蘇格蘭名門，通曉德、法、意大利文，善于觀察又具獨立思考的能力，是位頗有名氣的木刻家和作家。她新婚隨夫初到鼓浪嶼時，歐美太太們勸誡她別讓丈夫學太多中文，因男人會因此變得peculiar（古怪）。她卻跟著丈夫學閩南語，學用毛筆，并肯定中國書法是種融匯身心的高超藝術。

勒格羅·克拉克的《東坡選集》

《黠鼠賦》“墮地乃走”（勒格羅·克拉克妻子埃維茹莉繪制，下二圖同）

《赤壁賦》“我友麋鹿”

《后赤壁賦》“踞虎豹”

埃維茹莉本人有多部著作，其中《生姜的族裔》（A Race of Green Ginger, Putnam, 1959）回顧鼓浪嶼的生活；而在晚年回憶錄《歲月與機遇》（Time and Chance, Geoffrey Bles, 1970）中，他們居住了兩年半的鼓浪嶼與居住了約八年的沙撈越各有一章。

處于婆羅洲北部的沙撈越本來是汶萊王國的一部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該地的馬來人與土著叛亂，汶萊蘇丹派了叔叔哈斯宓（Raja Muda Hassim）平亂，哈斯宓束手無策，又恐荷蘭人趁機入侵，于是向開了私人雙桅帆船過境的英國人布魯克（James Brook）求援，應允他若能平定局勢，就將該地政權拱手相讓。布魯克和馬來人、當地土著談判，保證他們人身與財產安全，把亂平了，此地成了東南亞諸國中獨一無二的“白人拉惹”。他把沙撈越分成五個行政區，各派一位進駐十年的英官管理，又組織一個由資深英官和各族裔代表的資政團幫他決策，居然相安無事百余年。第三代布魯克感到須有專員和在當地經商墾地的華人溝通，勒格羅·克拉克應征受聘。埃維茹莉和丈夫到了沙撈越發現該地十分偏僻封閉，有些土著仍獵人頭。占人口六分之一的馬來人信奉回教，有他們的成規，而華人即使第三第四代仍堅持吃家鄉菜，用中式家具，守家鄉習俗。英國人則堅持吃英式餐，用英國家具，守英國習俗。英官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打發時間。她深感各種聚會從不邀白人以外的婦女參加不妥，定期在家舉辦齊聚各族裔的婦女茶會，又和丈夫常開小汽艇逆河流而上到內地考察兼游覽，但長期下來仍非常苦悶。勒格羅·克拉克1938休假那年，她到倫敦找到一份工作，丈夫卻到她母親鄉下的房子住下，不久向她提出離婚。她有點意外卻也十分無奈，離婚后兩人便斷絕了書信。英德開戰后，她先后在英國情報局和英國廣播公司處理德、法、意文稿，戰后才知曉前夫在沙撈越被日軍槍斃了。晚年患了帕金森癥的她，回顧那段婚姻仍感到是美好的。

勒格羅·克拉克夫婦，1935年于柏林。

勒格羅·克拉克學中文十年就有那么驚人的成就，德國人艾克（Gustav Ecke，又名艾鍔風）和新加坡生長的林文慶都有功勞。據埃維茹莉說，他們夫婦認識艾克，是經兼任鼓浪嶼醫學院院長的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介紹的。艾克當時在廈大教書，他本來研究歐洲藝術史，到了中國迷上中國古建筑、陶瓷和明代家具，常帶勒格羅·克拉克夫婦到泉州和福州尋幽探古，成了莫逆之交。

《東坡選集》的前言除向林文慶和艾克道謝外，還提到廈大教育學院院長、清華大學圖書館與北平圖書館的館長、大英博物館的翟林奈（Leonel Giles）等。《東坡賦》的前言除了向錢鍾書及艾克致謝外，提到翟林奈與長居北京的梵文泰斗鋼和泰（Baron A. von Sta?l-Holstein）、浙江大學圖書館及新加坡萊佛（Raffles）圖書館的館長等，以及柏林數所學術與文物機構。兩部書的前言都感謝在沙撈越華人事務處任職的Yang Peng-hsiu替他查核資料及修正譯文。這位行政之余在學術上也助他一臂之力的華人，很可能是他從鼓浪嶼帶到沙撈越的，也可能是林文慶幫他在新加坡物色的。

艾克也許正是勒格羅·克拉克和錢鍾書之間的牽線人。因他1928年便北上到清華教德文，錢鍾書1929年進清華念外文，趕上他的課。艾克在北平加入梁思成等人組織的中國營造學社，日據時期趁其德籍之便到處搶救明代家具，1944年 出版了首部關于明式家具的專著，收錄了逾百件家具的測繪圖。他1947年在Monumenta Serica有篇悼念勒格羅·克拉克的文章，對這朋友怎樣慘烈犧牲有較詳細的交代。日軍入侵前夕，毫無軍力抵抗的沙撈越元首布魯克帶了幕僚逃往澳大利亞。時為政務長官的勒格羅·克拉克則放棄逃亡的機會，留下和人民共度時艱。日軍二話不說把他關起來，押送到惡名昭彰的俘虜營（婆羅洲巴杜林丹Batu Litang營地，俘虜約半死于饑餓、疾病、過勞和酷刑），他在營里仍不斷據國際公法為俘虜爭取權益。日軍敗退的消息傳來時，把他帶到叢林中處決了。艾克說勒格羅·克拉克用詩人的筆觸和學者的態度英譯了所有的東坡賦，反映他對蘇東坡人格本能性的認同，是西方漢學一項杰出的成就，惋惜他再無機會展現才華了。

戰后，沙撈越華人社團主動募款，為中華民國領事卓還來，以及與他同時被槍決的勒格羅·克拉克等四位他們所景仰的西方人，在犧牲地點立起紀念碑。

勒格羅·克拉克等人的紀念碑